最近美国教育电视台有个很受欢迎的节目“下乡寻宝”是邀请一些博物馆或拍卖场的专家们到各乡间小镇去帮忙鉴定人家的“家中珍藏”，看看是否可以成为传家之宝。看到那些人自以为宝的，如果只是赝品，你跟他一起失望。有些人拾荒似的捡来的破烂，却是真的宝货，你也会忍不住要跟他一起雀跃三丈。最叫人生气叹息的是有人要古为今用、拿古物来改造，结果黄金变尘土。我渐渐也看上瘾来，有时候不免傻想：说不定我这打火机，也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爱人不如爱物，它虽然重了点儿，做为“口袋怪兽”确实为难；但在我这收集人生战利品的大口袋里，这不会说话却会喷火的小龙真正是我的“Pokemon”（美国小孩玩具）。
巴黎的玫瑰
别小看了这一朵枯花，“像垃圾桶里捡来的。”女儿说。可不是，已经丢了好几次又都捡了回来。
“物的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并不需要有个主人才具有意义，反而是人要有所有权的记号才能想象自己的存在。”最近读约翰柏格的书About Looking读到这几句话，我，虽然不需要想象自己的存在。看看那朵枯萎的花，的确依然能想到前年圣诞在巴黎的情景，但是那花上面所有权的记号，却不是我，而是马丁。
一朵枯萎的花比一片枯萎的叶子难看得多，而失去水分的黄玫瑰尤其色衰得厉害，当初马丁给我们的时候它却是鲜艳欲滴的。难道，鲜艳不是记号所以无法存在？
马丁是我们那次欧旅团中的“少数民族”，我们那一团全是老中，因为成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于是来了两位洋女婿：马丁和Greg。Greg是我们导游李漪的先生，中文讲得蛮好，已经被他的中国太太同化得差不多了。但马丁还很“生番”，我们起先并不知道，他胖胖的看来也蛮随和，几天后，他终于抗议道：“你们可不可以也说一点点英文呀。”
全车的人都笑了。这是什么地方？汴州还是梁州，我们老中走哪儿反正都能把它变成中国城。后来大伙儿混熟了，才知道马丁非但幽默，旅行还带着麻将，有时候晚上在旅馆里他还陪几位老人家打麻将呢。
欧旅之游，最后一天在巴黎，马丁又说话了：“每天吃你们的中国饭，现在是在巴黎，今晚总该来一顿法国大餐吧？”其实，那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但我们还未及“苟同”，马丁心虚地加上一句：“我请客好了。”
美国人的数学头脑真的是很差，他请客之言一出，立刻被他太太康妮顶了回去：“你知道请四十二位团员一顿法国大餐要多少钱吗？”
我们又是一阵大笑，可是马丁的盛情我们真的感动。当晚，我们的领队Michael领我们到一家“高档”的巴黎餐馆去，纷纷落座之后，却发现少了马丁。等我们指指点点跟侍者“比画”完了我们所要的东西，这才看见马丁提了一大袋子的鲜花走进餐厅。
晚餐毕，我们举杯谢领队谢导游，再打心底里感谢每位有缘同团出游的朋友。那陌生而亲切却又像无中生有的热情只有从教堂出来时的感觉差可比拟。正在“说时迟，那时快”之际，马丁拿出了那些鲜花，送给每位女士一朵“巴黎的黄玫瑰”。
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惊讶的礼物了。康妮笑着说：“这可比请你们吃法国大餐省钱多了。”
马丁的丈母娘摇了摇头说：“明天就回美国了，又不能进海关，真是，只有老美会做这种事。”
大凡浪漫的事，都是一颗天真可爱的心才想得出做得到的，我想。所以，我把那朵浪漫的花塞进行李袋，硬是闯过了海关，变成我心里的一个小故事了。
这个故事是关于旅行的吗？这个故事是关于老美与老中的文化差异的吗？这个故事便是我瓶中那枯干的法国玫瑰身上一个所有权的记号吗？
总之，我舍不得丢掉的——不是花的存在，是一段记忆的活化石。
假面的告白
有一次在旧金山每年一次的文艺复兴节上，我看到一个专卖面具的摊子，快乐得不得了，好像每个面具是我活在不同世界里的朋友。我戴了一个，买了六个回家，日后看着觉得那恰如我的七情六欲，在在不舍。
也许你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一位人类学家在非洲跟某个部落的原住民生活了一些时候，有一天，他给酋长画了一幅肖像。酋长问：“你画谁？”人类学家说：“你啊。”酋长大摇其头，颇不以为然。他拾起一根树枝，抹平地上的泥沙，画了一个代表他们部落的图腾像，说：“这，才是我。”
我第一次在书上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猛然一惊。平日我们从哲学文学艺术甚至科学里头，不停在寻找答案的那个问题：“我是什么？”好像被那位酋长简简单单地就回答了。
后来每次看到图腾这两个字，就想起那位酋长，他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与目的，没有半点疑惑，图腾变成他自信的面具，我也因此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原始艺术中那些天真得像找不到路回家似的面具。
有一次在旧金山的文艺复兴游园会上看到一个卖面具的摊子，我戴上一个，乐得像个孩子。虽然现代人把面具当成一种装饰性的艺术品看待，但化装舞会，节庆游行之类，其实还是宗教祭祀与某种特殊礼仪的残存。所以，戴上奇形怪状的“假面”，可以不必为人潜意识的“野蛮性”负责似的。后来，我就不知不觉收集了十几种不同的面具，有铜的，有纸的，有木头的，还有陶瓷的。
有时候，我拿起面具，可以从面具上隐约看出制造人小心翼翼不敢放肆的幽默。非洲面具改变了毕加索的一生，而在我开始收集面具之后，我也对真实的人生多了点“立体的幽默感”。
譬如说：假发，它可以看成是一种“假面的变相”。演员，就是不用面具却随时可转化为有面具的人。嬉皮士戴的是“抗议的面具”，模特儿最好戴上中性的面具，而科幻世界中的太空人个个像戴了面具的地球人：这不是恰好证明，我们对外层空间那个“超现实”的宇宙，跟原始人对大自然有着同样的无知与无安全感吗？
也许，世间最能给人以安全感的就是“平凡”，平凡就是“统一”的面具。
有一次看到一个墨西哥的陶土面具，嘴巴由一块陶板挡着，据说那是为了防止灵魂逃逸用的。唉，我一向以为眼睛才是灵魂的逃逸之窗啊。
写《现代画家》的罗斯金说：“人类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能看。看得清楚，就是诗、预言和宗教的合而为一。”
不知我的写作有几分是面具带来的合而为一呢。
杰出的歌手
依演化论来看，地球上最早的声音是虫鸣，第二种声音就是青蛙的合唱，直到现在，这求偶的前奏曲，还是辨识蛙类的方法之一。不过，对现代人而言，蛙声倒成了辨识乡下与都市的方式之一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有一天走访友人，雨后初晴，还不到黄昏时分，到处却听见一片蛙鸣。
“这简直是乡下嘛！”我说。
但是，附近却都是很现代化的屋子，使人怀疑蛙声是否人造。因为，我想起——佛罗里达州有些高级公寓，窗上装了海景，屋里设了海浪的音响，使你自以为住在海边。
我那一天因偶来的蛙声，心中充满了诗意。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用“蟾蜍”（陆上的蛙）来代表月亮，现在也还是不明白，但至少不再觉得那么的不相配了——诗意，并不是给人看的或听的。西洋的童话“青蛙王子”，跟我们的“癞蛤蟆月神”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曲”，可是蛙声引出来的？我不禁想到。
许多青蛙用的是它们胀大的喉部或嘴角内鼓起的共鸣囊来扩大音量。不求偶，它们大概也懒得这么费事的“交响”，因为爱情在蛙族里并不是“娱乐”。有个寓言，说：
小青蛙在外头看见一头牛，回去跟它老爸形容那头牛之巨大。它老爸就鼓腹如盆，问——有这么大吗？小青蛙摇头，老青蛙再运气鼓腹更大地膨胀自己，在小青蛙一再地摇头中，那可怜的老青蛙气球似地爆炸了。
小时候读这寓言，以为它的教训是——不能不自量力。可是，现在我所感到的悲哀，却是——老青蛙死时，还是不明白那头牛能有多大。
人造蛙声，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心中清楚明白自我的极限时，依然能在真与幻之间，自由地出入。
歌手是真的，音乐是幻的，只有大自然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困难的可能，因为它的极限是无尽的。
地球上出现的第一声蛙鸣，跟现在的有多少不同，其实我真想知道。不过，面对知识这条巨牛，我们恐怕连摇头的资格也还没有，鼓腹就只好免了。
行走的屋顶
十一月出版的《史密斯松纳博物馆月刊》里，有一篇说到“伞的历史”的文章。
没有人真正知道伞是谁最早发明的。但是一般推测，最早用伞的人是埃及人和中国人。那时候的伞不为挡雨，而是为了遮阳。并且只有国王或皇帝才用。
那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它提到：
“中国传说在公元前一千年木匠鲁班的妻子发明了伞，因为她曾夸海口说她能做Portableroofs（手提式屋顶）。”
中国的台湾曾经号称“制伞王国”，因为台湾伞行销全世界之故。但是，真正在观光客们的旅游手册上宣称是“伞的王国”的却是意大利的Gignese——那里有世上独一无二的一家专门收集伞的博物馆，那里的居民有很多是祖传做伞的伞匠。
世上最有名的伞，当推英国首相张伯伦的黑伞。虽然英国伦敦以多雾常雨著名，但是，出席国际会议他也伞不离手，实是一绝。如今，黑伞好像变成了英国绅士的一种派头，又是手杖，又是武器（据说可用来打狗和防备抢劫）。
007的电影里头，男人身上的许多饰物：手表，钢笔，打火机，公文包什么的——都暗藏玄机，必要时就变成了应急救难的工具或凶器。在雨伞的伞柄设计上，据说机关也不少。最美丽的伞，当然是印象派的画上那些法国淑女们撑的花阳伞，它遮阳的实用性好像变得次要了，反而成了如同搭配女人衣服用的装饰品。
法国的散文家蒙田，在文章里提过意大利的太阳很毒，可是他还是拒绝用伞，理由是：
“它带给我们手臂上的沉重负担，比对我们头部的保护为多。”
可是，在意大利那个“伞的博物馆”中，他们的名言却是：
“一下起雨来，所有尊贵的人都得臣服于伞下。”
对鲁班之妻而言，伞是一种活动屋顶；对意大利的伞匠们而言，伞却可以叫人在雨中屈尊谦卑起来。中西异趣，真不可同日而语。
世上尽管有“伞鸟”——南美洲一种鸟类，公鸟在交配时头上黑色冠羽会作伞状开放；又有“伞树”——木兰科植物，其果如伞。可是，最最简单而又最最幽默的伞莫过于那种“可吃的伞”——巴基斯坦的乡下人，下雨时就摘香蕉树的树叶做成伞用，雨停了就拿伞去喂牛。
可吃的伞，也是可笑好玩的伞。但是，看到简体字里的伞字，就不好笑了；因为“伞”里的人都失去了，只剩下一把伞架“伞”。
小提琴的故事
从希腊来的那个小提琴手，一上场我就知道他会赢的。
他的长发又卷又多，散满一脸，黑色礼服好像扣不住他酒桶形的身材，小提琴在他手上，又像玩具又像乐器，叫人以为是个打扮得像巴哈的喜剧演员上来了。可是，等他一开始演奏起来，他立刻就进入状态，那陶醉的样子使听众也入迷。他的头发，在弹奏间已渐渐覆盖了整个面孔，他不必看谱，也不想看人。他不像是来参加国际比赛的，真的就像巴哈再世，或者巴哈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为他创作的。
果然他拿了第一。我朋友的孩子海蒂也不错，得了第二。
这是今年柏克莱的巴哈音乐节里国际小提琴比赛时的小插曲。音乐于我如浮云，来去无心。朋友的孩子来比赛，住在我家，因而，让我邂逅了巴罗克协奏曲中不可多得的巴哈作品。那两首独奏小提琴的协奏曲A小调和E大调，温柔清婉，真的好听。
赛完第二天，我问海蒂：
“你得来的奖金打算怎么用呢？”
她说：“得了两千元，已经买了一把弓，用去一千四百多元了。”
我说：“难怪音乐家都富不起来。弓也贵琴也贵，你们也真舍得。”
她笑了，搬出她带来比赛时要用的乐器给我看：琴是六千五买的，四把弓，平均每把要两千元。她说，她家里还有三把提琴，哥哥是学大提琴的。那些乐器的保险费比她父母的房子还贵。
当她把四把弓并排着秀给我看时，真的可爱，每一把都像一样精致的手工艺品。那一根根的马尾，那细而不弱的木质，那弯曲的弧度，那一遍遍打磨得发亮的漆彩，还有金属接着点上各自不同俏皮的风格，真是好看。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抚过一把弓。拿起来，弓在弦上，那姿势，就是没有音乐的欲望，也可以有音乐家的高贵来入梦。
有时候挥霍也许有其必要性，年轻时没有过，老了未必得到补偿。少买一把弓，成不了百万富翁。多买一把琴，也未必就成音乐家。但在取舍之际，红色小提琴与蓝色的音乐，立刻带给我们刹那的高贵，那乐趣与感觉却并非年轻时的专利，爱好。
我身边也有三把小提琴。两把是袖珍的，一把是女儿小时候学琴时用的。
袖珍一号，从一家休闲店里买得。很粗糙简单，原是给人家当手工原料消磨时间涂涂油彩用的，但我杞人忧天，担心它遇人不淑，反倒摧毁了它的简朴，就“领养”了一把回家。好几次也想把它漆成Dufy画中的那个样子，但都忍住了。有什么是比纯朴更有灵气的色彩呢？
袖珍二号，那是仿莫扎特时代的精美手工制品，盒内附有保修证书。是女儿大学毕业那一年跟同学远征美国东岸时，在波士顿美术馆里买给我的纪念品。（她还寄了张明信片说：那美术馆收集全世界的乐器竟多达一千二百五十种，最老的是一把十三世纪的中国古琴。）是纪念她自己的第一次单独出游，还是为旅游在外第一次想起她远方的母亲而有所纪念？每次打开琴盒，女儿的心意也像潘多拉一样翩然而至。在她省吃俭用的自助旅行中，这把小提琴该是多么的奢侈啊。
唯一实用的这一把，是从女儿的音乐老师那儿买来的。盒内有创作者的签名和专利局的编号。原来每把琴，像每张画、每本书，都有个原创者。这一把是瑞典人ElgardUngh的专利。那上面已经伤痕累累了，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女儿的眼泪，我的挫折，依然清晰。
那时候两个女儿本来都是学钢琴的，可是比姐姐小三岁的妹妹却比姐姐要强，每天坐在钢琴前面一面掉眼泪一面练，我跟她说：“学音乐是快乐的事才对，这样痛苦干吗，别弹了吧。”可是她回答得才妙：“可是姐姐会，我为什么不会？”
又不是日本跟美国，比什么嘛，我气得要命，结果才想出改让女儿一个学钢琴，一个学小提琴。
原以为她们长大了，我们家就有交响乐听啦。可惜，聪明人学什么都快，却也什么都不精。也许是我的榜样就没做好。好在我一向就觉得：家花哪有野花香，家中的音乐哪有唱片里的好听。
小提琴里的故事虽小，但它带给我的开悟不算小。如今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要活到了抽象的境界，无论如何都是高贵的。牙仙盒
直到搬家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人所收集的破铜烂铁是跟他滥情的程度成正比的。不过，也有被冤枉的时候。在我所收集的上百个盒子当中，有的就不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