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能诉诸于其他那些有专门知识的研究者们的判断，尽管他们没有认识到摩西起源于埃及，但他们也和我一样看到了摩西对犹太宗教的意义，那么，在做这种说明时，我就会感到不踏实。例如，塞林（1922，第52页）写道：“因此，我们必须描述一下真正的摩西宗教--他信仰他所宣扬的一个道德之神--把它描述为一定是该民族的一个小集团的必不可少的财产。我们一定不要指望在官方的崇拜中，在祭祀的宗教中，或者在人民的信仰中找到它。我们必然只能指望的是，从他曾经点燃的精神火炬中发现一点不时地爆发出来的火花，发现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一直在默默地在某个地方对信仰和习俗发生着影响，直到迟早有一天，通过某些特殊经历的影响，或者通过特别为这种精神所感动的人们的影响，它才再次更强烈地爆发出来，并对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影响。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以色列人的古代宗教史才必然会受到重视。任何人若想根据编年史，在最初500年的迦南人民的生活中，按照我们所探讨的宗教路线来构想摩西的宗教，那就一定会犯最严重的方法论的错误”。沃尔兹（Volz，1907，第64）说得更清楚：他相信，“摩西的那种被人为抬高了的学说最初只是很微不足道地被人理解和执行，直到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最终在那些伟大的先知者们当中它才恢复了元气，这些先知们继续着这位孤独的人的事业。”
看起来到此为止，我已经得出了我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把埃及人摩西这个人物同犹太历史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这样用最简明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熟悉的犹太历史具有双重性：两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分裂成两个王国，在《圣经》的文字资料中有两个神的名字。对此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两种宗教的建立--第一种被第二种所压抑，但以后又浮现出来并取得了胜利，还有两位宗教创立者，他们的名字相同，都被称为摩西，而他们的人格我们却必须相互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双重性都是第一种双重性的必然结果：事实是，该民族的一部分经历了一次必须被视为创伤性的体验，而另一部分则逃脱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东西要讨论、解释和判断，只有这样，对我们纯粹历史研究的兴趣才能得到真正的明辨。一种传说的真正实质究竟何在？其特殊力量何在？怎样才能不至于否认个别伟人对世界历史的个人影响？如果人们只承认那些起源于物质需要的动机，那就会怎样亵渎了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某些观念（而且尤其是宗教观念），是从什么根源获得了使个人和民族受其桎梏的力量？--要在犹太历史的这些特殊情况中研究所有这一切将是一项诱人的任务。继续我对这些思路的研究，将把我在25年前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但是目前，我不再感到我还有力量这样做。
（第三篇）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第一部分）
序言一（［维也纳］，1938年3月之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第二次打破已经确立的意图，给我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关于摩西的论文补充上我放在手头上的这最后一部分。我在上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过，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我的意思当然是，随着老年的到来创造性力量的减弱；但是，我也在考虑另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进步竟与野蛮结成了联盟。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我知道我将使自己受到这第二种障碍即外部危险的阻挠，使我不能发表关于摩西研究的这最后一部分论文。我曾做过另一种摆脱困境的尝试，我告诫自己，我的担心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我个人的重要性：对当局来说，我选择要写作的关于摩西和一神教起源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但是，我还不能肯定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对我的判断是把我看做是一个心怀恶意和喜欢煽动情绪的人。因此，我将不发表这篇研究文章。但这并不会阻止我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在两年以前已写过一篇，所以，我只需把它修改一下，并把它附加到前面那两篇论文中去即可。因此可以悄悄地保留着，直到有一天可以毫无危险地见到天日，或者直到能告诉某个得出同样结论和见解的人：“早在更黑暗的年代里就已经有人像你一样考虑过同一个问题。”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我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因此担心发表我的论文会引起这种保护的丧失，担心会使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会则证明，用《圣经》上的话说，是“不足以信赖的人或物”（a broken reed）。由于肯定现在我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因为我的“种族”--所以，我与我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离开了这座自从我的童年早期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现在我居住在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重负已从我身上搬掉，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像我所希望的或像我所必须做的那样，我敢于把我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公之于众了。
没有任何外部障碍存在了，或至少没有什么可以令我害怕的了。在我逗留此地的几周时间里，我收到了朋友们数不清的问候，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认识的和确实是局外的陌生人的问候，他们只想表达他们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而感到满意。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另一类信件，经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这些信件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出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以这种方式给我写信的那些好心的人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但我预期，当这篇关于摩西的论文在我的新同胞中以译文的形式发表时，我将失去许多其他的人现在对我的同情。
至于内部的困难，一场政治革命和居住地的变迁却不能对此有什么改变。和以前不同，在面对我自己的工作时，我感到心绪不定。我缺乏那种本来应该存在于作者及其研究之间的那种整体意识和归属感。这似乎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结论的正确性。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1912年，当我写作《图腾与禁忌》一书时，我就获得了这种信念，而且此后只是变得越来越坚定。从那时起，我就从未怀疑过，宗教现象只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个体的神经症状模式才能理解--宗教现象是人类大家庭的原始历史中那些早已忘记的、重要事件的复归--宗教现象正是由于这个根源才获得了其强迫症的特征，因此，它们对人类的作用是强制推行它们感到满意的历史真理。只有当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我选定的这个关于犹太一神教的例子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时，我的怀疑才开始出现。从对我的批评意义上说，这本以摩西这个人物为出发点的书，就像是一个用脚尖保持平衡的舞蹈演员一样。如果我不能在对弃婴神话的分析解释中找到支持的证据，不能由此而转向塞林对摩西之死的猜想，这篇完整的论文就等于没写。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冒险写下去吧。
（一）历史的前提
因此，以下所述是引起我们兴趣的那些事件的历史背景。由于第十八王朝的征服，埃及成了一个世界帝国。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反映在宗教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观念即使不在全体人民之中，至少也在其统治阶层或起积极作用的上等知识阶层之中得到了发展。在古老北方（赫里奥波利斯）崇拜太阳神的祭司们影响下，或许也受到来自亚洲的推动力的强化，便产生了一个宇宙神阿顿的观点，人们也不再把它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年轻的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即位之后，他对提出一个神这种观点更感兴趣。他推动阿顿宗教成为国家宗教，并且通过他使这个宇宙神成为唯一的神：人们所讲述的关于其他神祗的一切全都是欺骗和谎言。他怀着庄重的顽固态度，反对巫术思想的一切诱惑，他还排斥了埃及人特别看重的关于死后生活的幻想。在一次对后世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中，他认识到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源就在太阳辐射的能量之中，并把它作为他的神祗的力量的象征来崇拜。他对上帝创造世界而感到喜悦，对自己生活在真理和正义之中而感到荣耀。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或许是最清楚的一次出现；对决定其起源的历史因素与心理学因素做更深入的洞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尽管人们尽了努力，但没有很多关于阿顿宗教的信息资料流传下来。早在埃克赫那顿的懦弱的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他所创造的一切便已土崩瓦解了。他所压制的祭司们对他的回忆充满了仇恨和愤怒；阿顿宗教被废除了，这个被污为罪犯的法老的首都遭到毁坏和掳掠。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在经历了一段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后，哈莱姆哈布将军恢复了秩序，他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埃克赫那顿的改革似乎成了一段注定要被忘却的插曲。
这就是历史上所确立的背景；现在开始我们假设的续篇。在埃克赫那顿的亲随者当中，有一个或许被称作图特摩西（Tuthmosis）的人，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除了它的第二部分一定是“--摩西”之外，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地方。他地位很高，而且是阿顿宗教的一个忠实信徒，但是，与那位喜欢沉思默想的国王相反，他精力旺盛并充满热情。在他看来，埃克赫那顿的死及其宗教的废除意味着他的所有期望的破灭。他继续留在埃及就只能作为一个恶徒而受到排斥，或者作为一个离经叛教者。或许作为边疆省份的首领，他已经和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移民过来的某个闪米特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必定是在失望和孤独之中转向了这些外国人，在他们当中寻求对其损失的补偿。他选定他们作为他的人民，试图在他们当中实现他的理想。在他的追随者的陪伴下，他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埃及，他以割礼的标志而使他们成为圣徒，给他们制定了法律，引导他们接受了阿顿宗教的教义，这是埃及人刚刚抛弃的宗教。摩西这个人给他的犹太人提出的训言，可能比他的主人和老师埃克赫那顿的训诫更加严厉，而且他可能也已经放弃了对古老北方的太阳神的依赖，这是埃克赫那顿一直追随的神祗。
我们必须把公元前1350年以后的那段空位期作为出埃及的日期。此后一直到完成对迦南国土的占领的那段间隔时间则尤其难以推测。现代历史研究能够从《圣经》的解说在这一方面所遗留下来的，或毋宁说是创造出来的那段含混不清的空白时期中抽取出两个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厄恩斯特·塞林发现的，他认为，即使是按照《圣经》的描述，那些犹太人也是顽固不化的，不服从他们的立法者和领袖的管束，终于有一天起来造了他的反，把他杀掉，抛弃了强加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就像早期埃及人抛弃它那样。第二个事实是爱德华·迈尔证实的，他认为，那些从埃及回来的犹太人后来同位于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阿拉伯之间地区的关系最亲近的部落联合起来，并且在阿拉伯米底亚人影响之下，在当地一块名叫卡代什的泉水四溢的地方，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火山神耶和华，此后不久他们便准备作为征服者而入侵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