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第一期《剧刊》上发表发刊词《剧刊始业》，他提出了一些为了振兴新剧的要求和自己的期待——“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并言明“这是第一部工作”，在此基础之上“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和能耐从事戏剧艺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根据地，那就是艺专的戏剧科，我们现在借《晨报副刊》地位发行每周的《剧刊》，再下去就是盼望小剧院的实现，这是我们几个梦人梦想中的花与花瓶”。
《剧刊》从创刊到9月23日终刊，一共出版15期，刊登了理论文章25篇，发表文章的作者们多是中外古今戏剧的精通者，他们的理论文章深入浅出，体现了很好的戏剧意识和良好素养，徐志摩的《剧刊始业》、《托尔斯泰论剧一节》、《剧刊终期》等文，都集中地表现出徐志摩对于戏剧的艺术追求。然而，这一年他实在太忙了，为了与陆小曼的婚事，南北奔波，《剧刊》的编章工作基本也由朋友承担。到了秋风起时，放假的“诗刊”没有恢复的踪影，这份《剧刊》也因为人员的星散，不得不停办了。开幕的是徐志摩，闭幕的还是他，写了篇《剧刊终期》，自我检讨加汇报成果，然后草草了事。
徐志摩主持的《诗镌》和《剧刊》，虽然都很短命，但在新诗史、戏剧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徐志摩的个人事业也随之走上巅峰。在执掌《晨报副刊》这一年里，他的确做了不少事情，以副刊为阵地，他四处出击，大声发言，还发表、出版了相当多的作品。虽然也搞得身心疲惫，但他的棱角显露出来了。
合伙开新月书店
1926年至1927年，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发生了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北伐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社会的变革，也是社会的一次洗礼。战争的硝烟吹散了无数家园，在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受当时环境的影响，纷纷南下，南下的地点首要的选择就是上海这个避难所。新月社的社员们像闻一多、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又聚集在了上海这个热闹的地方，加之梁实秋、胡适等人也从国外回到了上海，新婚后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夫妇也刚刚从老家硖石躲避战事而来到上海，上海这个热闹非凡的地方霎时间聚集了很多新月友人，这让徐志摩非常兴奋，奔走于各位同人之间的他，决定再创一番作为。新月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
新月书店的成立，是徐志摩事业的继续。书店的成立离不开集资入股，参加书店集股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叶功超等，大家推举胡适为书店的董事长，余上沅为经理。徐志摩乐于奔走，用梁实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扎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欢喜不置”。
新月书店的正式开张是在1927年的7月1日。7月2日，《时事新报？青光》上刊登了一篇《新月书店参观记》，署名为严家迈，记述了他在书店开张之日见到的一切：“本月一日开张，广告上有‘略备茶点，欢迎参观’之句，我的肚子虽不大饿，我的脑袋可真有点饿，所以不惜车资，特地从江湾跑去参观……远远望见一块蓝地白字的招牌，上书新月书店四字。挂招牌的铁棍上，还有一把涂金的镰刀，大约这就是新月了。进门之后，便有人上前同我招呼……楼下是发行所，书桌边坐定两位职员，一男一女，状极诚恳，书桌上我偷偷看，压着的有《浪漫的与古典的》和《翡冷翠的一夜》等等正在校对的稿子。书桌后面墙上，挂着一幅江小鹣的油画。对面是书架，上涂黑漆，显出一部一部的新书。书架后面，还有朱孝臧写的一面招牌……楼上的来宾，愈来众多……”此篇可以说是在为新月书店鼓气助威，更可以看作是新月书店的广告招牌——书店的生意从开业就很红火。
书店出版新月成员的着作，8月，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就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相继《翡冷翠的一夜》诗集在9月出版，还有1928年的1月散文集《自剖》、7月和陆小曼合着的剧本《卞昆冈》都是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的。
新月书店在1927年至1933六年的时间里，出版了百余种书，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已经算得上是小有成就了。对于新月书店的评价，褒贬不一。鲁迅就曾讥讽过新月书店，他说道：“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的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鲁迅和新月社的关系一直不好，这样说也不足为奇，但是鲁迅的界定在很长一段时间给新月书店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我们应当公允地正视新月书店，应当给予新月书店的出现一个合理的评价，新月书店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百余种专着和译作，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和现代的出版史都贡献着自己的巨大力量。谈及“新月”，离不开徐志摩，也更离不开新月书店。
《诗刊》横空出世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徐志摩整日被陆小曼的奢侈生活搞得焦头烂额，忙于各大学间教书匠的生活，徐志摩想要办自己的纯文学刊物的想法被搁置了许久，正当这时，徐志摩的学生陈梦家来到上海，并把自己和方玮德等一些年轻诗人想要办诗刊的愿望说给了徐志摩听。徐志摩非常愿意，他动用自己的能量尽可能快地联系好了他的诗人朋友们，以便约稿，此外他开始为自己的将要创办的诗刊进行宣传，在《新月》第3卷第2期上，他发表了一个“预告”：已经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邵洵美、方玮德、谢婉莹、胡适、陈梦家、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诸位，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盼望陆续有更多的朋友们加入。
终于，经过徐志摩等人一段时间的努力，1931年1月20日，《诗刊》问世，徐志摩在《诗镌》停刊了五六年之后，又一次感到了“以诗会友”的兴趣，他在《诗刊》的序里满怀希望地说：“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在《诗刊》起首，徐志摩不忘陈述新月诗人的共识：“我们少数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虔诚的邀请国内的志同者参加，希望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
他还在序里提出了他和同人们对新诗的观念：第一，他们共同相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同时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的，需要很多人共力去开拓。第二，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过的声音，由此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或许影响到人类的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或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第三，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种艺术。艺术精进的秘密当然是每一个天才独自的致力，各自弄出光荣的创例，但有时集合的纯理的探讨与更高的技术的寻求，乃至根据于私交的风尚的兴起，往往可以发生一种殊特的动力，使这一艺术安上坚强的基筑。
《诗刊》是《诗镌》的延续，徐志摩欣喜于五六年前的旧友们还可以在《诗刊》团聚，此外还可以认识带有朝气的新伙伴，徐志摩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旧友们中的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新伙伴陈梦家、邵洵美、方令儒、方玮德等都是《诗刊》的主要撰稿人，他们同徐志摩一道，共同推动中国文学史上的新诗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诗刊》创刊号上的稿件的征集是靠陈梦家、邵洵美、徐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孙大雨、邵洵美、徐志摩负责的；封面图案与大体设计要感谢张光宇、张振宇与邵洵美。创刊号上，徐志摩的《爱的灵感》、闻一多的《奇迹》受到了胡适的夸赞和大力支持：“又读昨日新出的《诗刊》第一号，其中也有绝可喜的诗。一多有一首《奇迹》，很用气力，成绩也很好。志摩有一篇四百行的长诗——《爱的灵感》——是近年的第一长诗，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创刊号发行之后，第2期在3个月后发行，当时的文艺界有对新诗提出质疑，徐志摩顶住风浪，把那些怀疑批判的论调压制住，继续为《诗刊》保驾护航，“在思想上正如艺术上，我们着实还得往深里走，往不可知的黑暗处走，非得哪一天开掘到一泓澄碧的清泉我们决不住手”。徐志摩还在第3期上围绕新诗，提出来八个方面的问题，以便让新月同人们和文艺界对新诗进行更好的探讨，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更多的人进行热烈讨论从而加快新诗的革新。这八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广泛，都是当时文艺界研究新诗的一些热门话题，徐志摩进行了总结和提问，有关个人写诗的经验、诗的格律与体裁、诗的题材、新诗与旧诗的关系、诗与散文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洋诗、新诗辞藻的研究、诗的节奏和散文节奏的关系等。
徐志摩一共主编《诗刊》3期，不幸在11月19日遭空难去世，第4期由陈梦家主编，第4期是《志摩纪念号》。《诗刊》尽管只有4期，但影响深远，是《诗镌》的延续和发展，《诗刊》中的很多诗歌后来都被收录到了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中。
新月诗派，从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到1926年《诗镌》创刊，再从1927年新月书店成立到1928年《新月》月刊创刊以及1931年《诗刊》的创刊，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徐志摩与“新月派”的诗歌活动的线索。新月诗人们始终围绕在徐志摩周围，展开一系列的新诗活动，不光有新诗理论上的摸索，更有广大的空间进行创造实践，徐志摩一直都是新月诗派的重镇，他的一贯坚持，他影响的一代诗风和诗人群这样的贡献对于中国新文学史来说是不可磨灭的，是他，唯有他，他和他的新月一起，载入新文学史册，徐志摩和“新月”这两个字一起，是新文学史蔚蓝色天空的一颗闪耀明星！
又一轮《新月》
在上海，徐志摩、胡适等人为新月书店的成功感到很高兴，在徐志摩的倡议和热情安排下，新月同人们又恢复了以往在北京的聚餐会。大家反思以往的聚餐总是过于娱乐消遣，聚餐会有些散漫，大家在一起不能有很好的精神沟通，于是胡适提议每次聚餐会都定一个主题，围绕一个主题方便友人们一起来探讨进行沟通，徐志摩和大家都表示非常赞同。由胡适提出了第一个主题“中国往哪里去？”，大家听后就开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新月的同人们各自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展开讨论。
慢慢地，聚餐会的主题讨论让大家觉得似乎还有点薄味，于是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商量，决定把主题讨论的一些观点想法发表出去。在二三十年代，文人办杂志是非常风靡的事情。比如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创造社的《创造》、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等等，几乎都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就出了一份刊物，徐志摩也提议创办一个刊物，名称定为《新月》，名字的理由是曾经在北京有个新月社，虽然早已经散开，但是新月书店的创立让大家还能相聚在一起，这个名字包含着希望，“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大家都拍手表示赞成。
于是很快在1928年8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
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徐志摩说：“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他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和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徐志摩对《新月》抱有的态度是“独立”，独立于政治，是一种对纯文学的追求。他认为“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新月》创刊之初，在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的主编下，做到了坚持纯文艺的办刊方针，同时文学样式取道多元，对新诗及新诗人的培养颇为重视。
徐志摩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固然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有些过于单纯，因为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可能不影响到新月同人的心态，新月的每一个同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追求，特别地，《新月》的主编没有固定，主编的思想理念对于刊物的面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第2卷第2号起，编章者变成梁实秋、叶公超、饶孟侃、潘光旦和徐志摩，徐志摩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后，徐志摩在《新月》的位置逐渐地边缘化，他一直坚持的《新月的态度》的主张纯文学路线没有得到坚持，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也陆续在《新月》第2期以后开始刊登，《新月》离政治越来越近，偏离了徐志摩一贯坚持的纯文艺，《〈新月〉敬告读者》里，《新月》公开向社会表明：“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的谈……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这个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
徐志摩越来越觉得《新月》不能再好好坚持自己追求的纯文学的路数，从《新月》第2期起，徐志摩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了。他基于这样的情形，在1929年7月辞去了编章的职务，在给好友李祈女士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说如此看来，我眼睛不是瞎的，但始终未向梁胡诸前辈一道短长，因无可喻也……我也颇想另组几个朋友出一纯文艺月刊，因新月诸公皆热心政治，似不屑文艺，我亦不便强作主张也。”徐志摩对于一纯文艺月刊很向往，可以说是无限地留恋在北京办的《晨报副刊？诗镌》，这一点向往在1931年《诗刊》中终于能够如愿。
虽然辞去了《新月》编章的职务，但徐志摩从未远离过新月社，他一直为《新月》提供自己的文稿。除了诗文，他还翻译了很多西方文艺作品，比如他撰写哈代的相关文章来缅怀哈代；发表《一个行乞的诗人》来鼓励中国的文人们不要害怕生活的苦难，磨炼刚强的意志；发表《勃朗宁夫人的情诗》来赞美勃朗宁夫人的纯真爱情；他热情地翻译了大量波特莱尔的散文诗以及《玛丽玛丽》、《英国曼殊婓儿小说集》等。
“新月派”可以说一直都是围绕在徐志摩周围的，徐志摩是贯穿新月社前期和后期的重要人物。新月书店与《新月》的关系密切，新月书店担任《新月》的出版与发行任务，书店出版的新月成员书籍的广告也需要在杂志刊物《新月》上投放，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徐志摩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