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
梅奥医院的整个医疗团队对我做出了一致的诊断：前路艰难，没有任何舒适可言。医疗团队建议我接受比较彻底的大手术治疗，名为“惠普尔胰腺肿瘤切除手术”。该手术会将十二指肠、胆管、胰头以及周围的淋巴腺、胆囊全部切除。根据手术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可能还会切除更多。手术的另一部分要切除我60%的肝脏，但只能清除一半的癌变组织，其余的部分要通过后续手术清除。
医生们都极其乐观，但是却给我列出了比在汽车广告中还要多的条件和注意事项。
先不说癌症，光是这次手术就会让我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动弹。我的生活方式（吃饭、活动、休闲、工作以及社交方面）一夜之间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费这么大周折，医生也只能清除我体内一半的癌变组织。
梅奥医院的这些医生每周要进行五次惠普尔手术，但是他们并没有掩盖或者掩饰这类手术存在的风险。他们说，接受了这次手术，我也许会很快死掉，但是不接受手术的话，我肯定会死得更快。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即使是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
在军队准备出征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指挥官激情澎湃的演讲更能鼓舞士气的了。我准备以同样的方式来动员你们，我的支持者小分队。一天早上，在我睁开眼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于是那天早上6点，我就坐在电脑前飞快地打字，将乔治·巴顿将军在史上最大规模登陆战——诺曼底登陆战前对美国第三军团做出的演讲进行了改编。其中一部分如下文：
稍息！（意思就是“听好了！”）
现在，我要你们记住，为祖国牺牲了不能算是打了胜仗，只有让敌人为他的祖国倒下了才算是打了胜仗。你们之前听说的那些癌症战胜了家人、朋友，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全是扯淡。
上帝做证，我实际上非常同情那些可怜的癌细胞，真的……因为我们会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
三十年以后，你们可能身处朋友们中间，膝上坐着我的孙子或孙女。当他们向你们问及2010年我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说“哦，他就整天待在明尼苏达，悲叹自己的人生”。
好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像我一样，勇敢起来吧，跟我一起投入战斗吧！噢，我特别自豪能带领你们三个优秀的军人走上战场——随时，随地。我的演讲结束了。
我并没有忘记，巴顿将军从军36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战争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里突遇车祸而受重伤，最终送了命。如今，历经战役，从军21年的我似乎要在39岁的时候被癌症击垮。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动员演讲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听来很受鼓舞，但是孩子们却不容易接受。在我们商量如何跟你们三兄弟透露我得了癌症这件事时，我们决定，如果想让你们从容地接受最后可怕的结果，那么一开始就要对你们坦诚。
坏消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好消息。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早晚都会发现的。你想让谁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自己还是别人？如果是由别人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那么很可能这个坏消息会变得更糟糕——比如，他们会来质问你，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人隐瞒这么重大的事情。
在我们有更多的信息之前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因为脸谱网上的信息就像流弹一样四散开来。幸好，乔舒亚和诺亚，你们还只有10岁，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而马修，当时你则正在菲尔蒙特参加童子军训练营，那边根本就接收不到外面的消息。我们必须在你自己得知这个消息之前亲自告诉你——但是得在你训练结束之后。
菲尔蒙特童子军训练营是童子军们训练的必经阶段，14岁的你还有一两天就能完成训练了。那11天里，你已经背着50磅的背包徒步行进了75英里，爬上了7座山峰，每天都会淋雨，其中有三天一整天都在大雨或大雾中训练。当你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时，我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你的同学或者老师突然对你说：“嗨，真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的外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我们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响起了《碟中谍》的主题曲。我们确保你一下火车就被接走，然后关闭你的手机，封了你的脸谱网网页。
当你们兄弟三人都到齐时，我们也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了准备，然后就向你们摊牌了。我们深知，要告诉你们些什么，以及告诉你们多少，这是很有艺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非说不可的事情和可以以后再说的事情区分开来。最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组织语言的：你们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周里会听到或看到些什么。
由于你们三兄弟之间差不多有五岁的年龄差距，所以我们分别进行谈话，先是和马修单独谈，然后和你们三兄弟一起谈。我们要向你们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根据你们的年龄和性格而采用不同的方式。由于生在军人家庭，这已经不是你们第一次经历这种“万一父亲发生了严重的意外怎么办”的谈话了。在我每一次外派之前，我们都要谈谈：如果我不在了，不管是死是活，你们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
在和你们谈话之前，我写下了草稿，还演练了几遍。“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机灵鬼，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过去一周里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对吗？”
诺亚，你慢慢点点头，说道：“我经常看见妈妈的眼睛周围红红的。”你还说看见很多人神情悲伤地进出我们家，随后又补充说，“上周我好像还听见外祖母库格林在电话里讲你和癌症的一些事情。”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过失而生气，只是更确切地明白，孩子们知道的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多。
从你平静的语气里，我可以得知，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还无法理解。
“我的确患上了癌症，”我说，“我知道看上去不像，但是我的身体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
你脸上的表情马上变得跟克莉丝汀在医院刚得知这个消息时的表情一样。你哭了起来，跑过去抓住克莉丝汀的腿。我停住不说话了。乔舒亚和马修，你们表情僵硬地坐在那里，但是我知道，你们俩比较内向，把所有的悲伤都藏在心里。我觉得在继续讲下去之前要先给你们时间缓一下。
“为什么哭了？”我轻声地问你，诺亚。
“因为你就要死了。”你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你们三兄弟，回答说：“这就是我和妈妈现在要和你们谈一谈的原因之一——来帮助你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对你们撒谎。我可能很快就会死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死，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得不到的机会。”
随后我故意换了一种严厉的语气——平时管教你们时使用的那种语气。“我有机会抗争，孩子们，而且我也打算要抗争。你们要知道的是，眼下这场抗争很容易——了解病症，提前计划，组织策略，做好准备。但是之后会越来越难。几周之后，你们就会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倒，我会在医院待很长时间，我会看起来……很糟糕。到那时候，我可能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但我仍然会坚持战斗下去的。”
我换回温和的语气：“你们也许没有见过我哭，但是我也会哭。我也会害怕，会因为得了癌症而愤怒。你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感受，这很正常。难过，愤怒，沮丧，恐惧，甚至偶尔否认事实，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你们不能一直困在这种情绪当中无法自拔。”
我告诉你们说，在我年轻的时候，部队经常连续一周整天整夜地训练。“当队伍里有人累了，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永远又都会站起来，从不放弃……从不。跟那些年轻的战士一样，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如果不站起来继续战斗，我们就很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告诉你们说，战士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这是他们必须做的。
这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抗争到底。”
谈话继续，我们讨论了一下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去跟学校辅导员谈谈，游游泳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来释放你们的情绪。我们还谈到，不良的情绪会让你们感觉很脆弱，但有些不健康的行为是无法帮助你们释放这种情绪的。
比如，对癌症的愤怒、恐惧或者悲伤可能会让你们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之前你们从来不会沾染的行为——吸烟，酗酒，对长辈不敬，或者拿朋友出气——突然之间变得可以接受了。
你们肯定还记得，我一谈到情绪问题，就会抓住机会用《星球大战》里尤达大师的声调说话，那次也不例外。“愤怒，恐惧，攻击——这是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战时会迅速充盈你的全身，然后就像消耗欧比旺的徒弟那样把你消耗殆尽。”
你们都苦涩地笑了笑，因为这并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们回答我说：“别说了，爸爸，那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看《星球大战》。那就是你们的语言，而且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尽管如此，我引用这段话的用意还是非常严肃的。“孩子们，”我说，“我知道《星球大战》不是真实的，但是写这个故事的人是理解人类情感的真实的人。故事中尤达大师关于安纳金·天行者的那些话是真理，他的警语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然后我又跟你们讲我表弟迈克尔和凯蒂·布莱恩特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迈克尔如今是个医生，在我被确诊之后，他就一直在治疗方面给我提供帮助。在迈克尔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遭遇车祸，与一辆卡车式拖车迎面撞上，当场死亡。在那之后，他就没有机会与父亲一起做任何事情了。
那迈克尔是如何宣泄自己的情感的？对，他因此成为了一名医生，他的妹妹则成为了一名律师。
我其实很想把你们保护起来，让你们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但是最后我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你们不需要保护。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比大人的适应能力更强。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把你们保护起来对日后你们独立生活没有丝毫益处。你们最需要的是引导者，而这也是我和克莉丝汀一直想为你们扮演的角色。
在我被确诊患有癌症之后，我的目标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帮助你们思考如何直面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
* * *
我很怀疑，在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的祖父母会愿意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就像麦克阿瑟将军指引我们勇敢面对困难那样。他们根本就没有“舒适的道路”可选。
然而，你们面对的世界和生活与他们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舒适和困难之间，你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如此。我的祖父母在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这让我意识到，我直面困难的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
1947年，31岁的玛丽·西卡拉努嫁给了我的外祖父，同样是31岁的马修·加罗法罗。尽管外祖母结婚时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在接下来的15年里，她生下了15个孩子——外加一对双胞胎。马克出生的时候，接生的大夫没有收钱，因为马克正好使家里的孩子凑成了一打。
1981年，外祖母65岁时，她最小的孩子才刚刚高中毕业。就在这一年，外祖母中风了。此后的17年里，她只能半身瘫痪地坐在轮椅上。当时我只有9岁，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是如何有尊严地面对困难的。
每周，母亲都会驱车两英里到外祖母家待上几个小时，看看她，帮忙做些家务。我喜欢跟着母亲去帮忙给外祖母做燕麦粥和荷包蛋，或者骑车去卡塞塔熟食店买三明治回来当午餐。
小时候，我是个爱说话的孩子，所以每次去看外祖母，我总是跟她没完没了地瞎聊。我唯一一次听到她提高嗓门是她喊子女下楼来帮她去厕所。这对当时年仅11岁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如果连去厕所都要依赖别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等到了14岁，我要求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忙——不仅仅是洗碗或做饭。我想在外祖母需要去厕所的时候能帮上忙。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祖母体重至少有160磅，而且她自己根本就无法脱下内衣。对一个14岁的男孩子和他67岁的外祖母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好意思的事儿了，但是外祖母丝毫没有显得尴尬，我也没有。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我帮忙做饭，洗衣服，刷碗，吸除灰尘，擦厨房地板，买日用品。等我年龄再大些，可以开车了之后，白天就开车去当地的养老院看她。我们一起给陶瓷上色，一起和她的朋友们玩牌。她喜欢在其他住户面前夸我，而我也喜欢从特别需要我帮助的人那里得到无限的赞赏。
当时我以为自己对外祖母的病情非常了解，但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她吃下的药物足以噎死一匹马，她的脚已经肿得老高。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张躺椅对她来说就是监狱。
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外祖母抱怨过。
但是我认为高尚的并不是她默默地忍受，而是她将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生活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的痛苦。
等我到了20多岁的时候，我能更好地理解外祖母的艰难处境了。我问她：“这十几年来，我看您不是躺在躺椅上就是坐在轮椅上，我知道您很痛苦。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生活下去呢？”她没有笑，也没有说话，而是抬起那条可以动弹的胳膊，指了指四面的墙壁。那间小卧室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挂了两百多张照片：她的儿女们，儿女们的婚礼，30多个孙子孙女，孙子孙女们的婚礼，甚至还有重孙。
对她来说，没有舒适的道路可选，但是她向我证明了，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 * *
如果说外祖母教给我的是同情、坚持与忍耐的话，那么外祖父马修·加罗法罗（下文称“马特”）教给我的就是要无拘无束地释放自己的激情，要从挑战中寻找快乐（不过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教会我这些的）。
马特又高又瘦，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很大，还喜欢带点脏字儿。他在自己那放得下两辆汽车的车库里开了家汽车修理店，一直干到8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汽车修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祖父应征入伍，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就是，入伍不久之后，家人就说通了美国陆战部把他遣返回明尼苏达，回家照顾他的父母。即使是现在回忆起来，外祖父仍然认为照顾家人比参加世界大战要重要得多。对于那些并不认同这个看法的人，外祖父肯定会严加指责。所以在我参军的时候，外祖父并不赞同。
尽管外祖父的家庭观念很重，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却很奇怪。“我要是养猪就好了，”他晚年的时候总喜欢跟孩子们这样说，“至少我能宰了它们吃肉啊。”他的脾气——家里人更喜欢称之为“激情”——大得出奇。他曾经有两次愤怒地冲进家门，将整个餐厅砸得稀烂，而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猜，也许这就是激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