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还通过对其他各式人等的描写从不同侧面丰富这一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老船夫古朴厚道，他摆渡五十年，“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他自爱爱人，从不收取过往客人的渡钱，即使情却不过也用它买烟草和茶叶回赠他们。船总顺顺家有巨富但绝不盛气凌人，在地方上德高望重。他体恤老船：夫生活穷困，送白鸭、粽子过去，也曾因失去长子一度反对傩送与翠翠，但得知他们真心爱恋后也就不再阻拦，显得通情达理、善良公正。另外天保仁爱宽厚，他和傩送在爱情上的公平竞争、成人之美谱写了善与美的旋律。还有杨马兵，尽管曾是翠翠父亲的情敌，但在爷爷去世后，他承担起了卫护孤雏的责任。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养育的善良百姓，从不同方面表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和正直、朴素的地方民族性格。他们构成和谐融洽的理想化社会，这里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傩送和翠翠，船总和船夫在古朴的人际关系中享有一定的人格平等，并没有自觉地位的悬殊；他们的商业往来富于人情味儿，经济交易双方甚至互相谦让，比如老船夫进城买节日货物，卖肉的老板决意为他切最好的肉并且执意不收钱，而老船夫却要买次肉，他最后几乎是千方百计才交了钱；茶峒小饭店门前的男顾客和女掌柜在做公平的买卖时，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给单调的商业行为增添了许多生活情趣。这的确是一个风俗淳朴，洋溢着温暖情意，体现着善美人性的理想社会。沈从文认为“小说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太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也不够，它太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现实，与‘梦，两种成分混合”。《边城》就是一个作者用现实和梦幻渲染出来理想社会。汪曾祺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正是指出了《边城》以及由《边城》撑起的湘西世界的某些创作特质。
《边城》寄寓着作者“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建造“边城”的文化动力，来自于严酷的社会现实。沈从文深切感到外强侵略（包括城乡资本主义化过程）和军阀混战的时代压力“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在对现实的焦灼和痛苦中他有意识地在创作《边城》时“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他企望用湘西“过去”健康美好的生命形式和淳朴厚道的民族性格之“常”重塑被“时代”和现代文明扭曲的中华民族的灵魂，重建充满“爱”和“美”的理想社会。他用梦幻般的想象表现湘西秀美的自然风光、净化后的古朴习俗以及美化过的温暖人情，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虽然从表层上看，沈从文对过去湘西的怀恋“往往会造成审美错觉：与现实社会相疏远隔离，企图从纷扰动荡的现实生活中逃得远远的，去构筑他的抽象完美的人生乐园，实现他的人性道德完善理想。实际上，沈从文的逆向文化心理并不是要重构中国农业文化的过去，甚至于它的原始阶段；他的作品与其说是挽歌，还不如说是招魂曲。正像古代某些民族盛行着的招魂仪式那样，以期在危难之境丰召同那本有的雄强魂魄”。因此，《边城》实际上是一曲希望之歌。
《边城》蕴含着作者巨大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人生感慨。《边城》里的爱情悲剧并不由善恶美丑的对立双方构成，而是“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围绕在翠翠身边的天保、傩送以及老船夫或是船总顺顺都心地善良并深爱着翠翠，为什么到处是不凑巧？表面看来，这场婚姻悲剧是因“走车路”和“走马路”的阴差阳错所致，但这两种婚恋方式本身就包含着自由抉择情爱和长辈主宰婚姻的潜在矛盾。翠翠的祖父不愿让翠翠重蹈母亲的覆辙，然而对翠翠的深爱又使他想让翠翠选择自己所爱的人，爷爷在“媒妁之言”和爱情自南之间的不置可否终于导致大老的悲剧、另外，这不凑巧中也隐现着由于双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而给婚姻爱情造成的压力。那座碾坊的陪嫁在小说中尽管只是偶被提及，但它的压力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广祖父感到翠翠“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这就难免不自信，言行“弯弯曲曲”，“畏畏缩缩”使傩送产生了反感。最后焦急地探问消息时又遭到冷遇，终至心力交瘁。老船夫的死和白塔的坍塌以及翠翠和傩送本来美好却备受挫折的爱情隐隐预示着古老的湘西及其代表的理想生命形式在未来难测的命运，潜伏着作者的担忧。因此小说中总有难以拂去的忧郁、悲伤和怅惘，它们来自于作家对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民族甚至人类未来焦虑的忧患意识，《边城》的创作也因而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边城》的种种悲剧也暗示出，人生就是这样交织着未知与多变，幻灭与希望。祖父为翠翠的幸福奔波，结果却南辕北辙；翠翠爱得纯洁无瑕，却落入磨难与渺茫的期待中；傩送真挚的爱中有意外的误解，他们“无法摆脱生命的一次性内容中，这种真实的‘不确定性’”。但作者要张扬的并不是人生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是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有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这种凌越苦难的人性美集中体现在翠翠身上，她在经历了那么多变故与打击之后依然能满怀着对幸福的期待坚韧地生活，作家因此而赞叹的不仅是努力活下去的生命本能，更是讴歌一种自主自为的人格力量和直面充满变数的命运的人生态度。
《边城》理想人生形式的完形及其内蕴的生成与湘西的乡情风俗密不可分，它们也是这一理想人生图景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秀丽淡雅的青山绿水和原始古朴的民俗环境，人事的哀乐才真实可信，湘西世界也才是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所在。他精心铺排风景，两岸幽碧的高山，山中细竹，多在桃杏花里的近水人家，烘托出一个和谐自然的桃源。民俗事象的加入则使茶峒获得了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翠翠相关的三个端午节，逐渐显露她感情发展的脉络，也是翠翠命运的转折点，而端午竞渡、泅水捉鸭和年节烧灯又突出了地方民族性格中雄强热烈充满生命活力的一面。这样的山水和风俗是湘西之“常”，是湘西理想人生形式得以形成的土壤，也将湘西幻化成人类童年时期的乐土。风情描绘中充满作者对湘西的深刻体验，他是在回忆和缅想中情不自禁地触摸着湘西的山水，感受着湘西的民情，既让读者充分体会到边城平和从容、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也奠定了小说的牧歌情调。
《边城》的心理描写精细动人。作者以纤细的笔致捕捉翠翠身上最微小的变化，将她青春萌动的内心写得朦胧而又娇嫩。作者写翠翠为傩送心动是看似随意带过的一笔，“为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翠翠和傩送见面，用她“不声不响”，“很自负的”拉缆这样的动作表达少女羞涩而又自矜，激动却又自尊的情绪节奏。没有大段的心理剖析，既符合少女的心理特点也有传统诗学典雅节制、含蓄蕴藉的特色。尤富诗意的是写翠翠在梦中为傩送的歌声陶醉，仿佛灵魂也飘了起来，随着美好的歌声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在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把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在如梦如幻的抒情氛围里将翠翠如醉如痴的爱情心理动作化、情境化，既天真烂漫又意蕴悠长。沈从文还在简单、自然的动作里发掘人物内心丰富的潜台词。写祖父得知傩送答应了王团总的女儿时，“为了一个秘密痛苦着”，“躺了三天”，点出爷爷双重的痛苦，一方面是为翠翠伤心，另外又竭力不想让翠翠知道而只能在暗地里悲伤，足见祖父的舐犊深情。
《边城》是双线结构，在傩送和翠翠的爱情悲剧这一情节主线外，祖父和翠翠的生活，翠翠母亲的悲惨故事，傩送和天保的命运都作为暗线贯穿始终，既拓展了小说情节容量，也使其爱情悲剧内蕴更为丰厚。《边城》的语言有古代山水诗和游记体散文的清寂、凝练，描写“酉水”就是如此；沈从文也善于将文言句式和口语调和，交代“茶峒”的所在，没有复杂的长句，一句一事浅近亲切，朴实又简约；他还将家乡口语融入小说，翠翠用“看水鸭子打架”掩饰内心的慌乱和心事，她骂傩送“悖时砍脑壳的！’，反骂得傩送很开心，这些口语使小说活泼、灵动。沈从文以自己对光色的特殊敏感写《边城》，时时揉入主观体验，他用从容不迫的节奏讲故事，画面组接、意境经营都流畅自然。他的确是在用诗人的意绪和诗歌的语言构筑他心目中的人生形式和中国形象。
《边城》所渲染的勤劳、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可归入儒家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的范畴。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执迷和他对“天人合一”的人生形式的追求又可见出道家艺术精神的浸润。沈从文借鉴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手法营造恬淡的意境，使《边城》在整体上流露着典雅优美的气息。《边城》也是艺术形态成熟的抒情小说，“《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边城》还是具有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弥补了“五四”以来乡土文学欠缺的诗性气质，为其增添了亮色。沈从文在《边城》和湘西小说中一直思考着的人性和生命的合理存在方式以及其中潜在包含着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则提高了乡土小说的哲学品格。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作为京派最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的创作提升了京派小说的艺术水平。他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取不同角度，共同探讨处于社会历史变动漩涡中的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揭示他们心理、道德、情感的“常”与“变”；他也以独特的文化立场观照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这一切都出于他对入、历史和民族命运走向的深重关切。他影响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道路，即或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沙汀、艾芜也受过他的影响。当代的“寻根”小说“从文化层面对人性的探视，对国民性的再批判，对民族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反映，对改变民族生存方式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忧患情绪，无不留有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化印痕”。贾平凹《商州初录》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记载故乡的山水民俗，亦可看作是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的当代回声。即使是台湾，在1987年对大陆的作品实行解禁时也经历了一场“沈从文狂”。沈从文也以极富地方特色和中国风貌的文学世界走向世界。有论者认为沈从文的创作具有“地方文学”特征。又有与世界文学共有的总体主题倾向、文化内涵和内在品格。而他在题材风格上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也是他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量颇丰、影响较大的作家，除了小说、散文创作，作为批评家，沈从文的“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也值得重视。他始终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审美方式观照社会、人生和艺术，探寻美好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世界值得历史去肯定和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