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老舍的戏剧创作一直是以歌颂新人新事见长的。如《龙须沟》《一家代表》《青年突击队》《柳树井》等。可是1957年7月，老舍却突然发表了描写旧人旧事的《茶馆》，这直接的起因是，1957年初，老舍带着新创作的剧本《秦氏三兄弟》到北京人艺征求意见，在导演和演员对剧本提出意见的同时，大家尤其对其中的一场反映老北京社会风貌的“茶馆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舍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立足那场“茶馆戏”，重新构思，写成了今天的《茶馆》。《茶馆》的出现，与当时社会也有密切关系，1956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文艺界的状况，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使文艺界重新出现大胆探索、突破“禁区”、尊重规律、百花争艳的局面。在这种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中，老舍被放逐的“自我”回归了，他又回过头去，重新写起他写惯了的“陈年旧事”。但老舍写作的目的没变，即依然执著于现实，执著于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他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而小社会又是大社会的缩影，所以话剧《茶馆》通过裕泰茶馆半个世纪由盛到衰的过程和光顾茶馆的不同阶层人物命运的变迁，揭示了旧中国人们如磐石般沉重的悲剧命运，向观众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史逼真的画卷。在《茶馆》中，老舍用三幕戏、三万字，展示了三个旧时代（戊戌变法后的晚清末年、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以点带面，窥一斑而见全豹。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其巨大的艺术概括力的确令人惊叹。
概括而言，《茶馆》的独到之处，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人多事”的戏剧结构。“一人一事”是中外戏剧结构的共同法则，它指戏剧可以描写许许多多的事件，甚至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事件，但其中必须要有一个贯穿始终并制约其他事件的主要事件。然而，《茶馆》采用的则是“多人多事”的结构，即纵向线性结构与横向层面结构相结合，众多人物和众多事件交错在一起，没有明显的主次，这种戏剧结构虽属首创，但既有深度，义有广度，收到了意外吸引人、震撼人的效果。《茶馆》对三个时代（社会）横断面的选择与描绘，是这个戏在结构方面最具有独创性的表现。老舍在剧中极其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戊戌政变后的清代社会、军阀割据混战时的民初社会和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在旧中国，人们每每面对黑暗政治都希望“改朝换代”，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政治却更黑暗，老舍就以这三幕三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腐朽的变迁概括了中国的近代历史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揭示的主题是，旧中国已病入膏肓，新中国即将诞生。老舍如此安排，是着笔于旧时代，着眼于新中国，对主题“不着一字”，将观众从反面的否定导向正面的肯定，这无疑是非常典型的。《茶馆》的纵向线索是通过各种贯穿人物生活上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如裕泰茶馆五十年的兴衰，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康顺子等人一生的经历，大小刘麻子、大小唐铁嘴、大小二德子前赴后继、子承父业的情形等。同时，这些横向画面场面结构和转换也极有特色，演绎着数不清的故事，如第一幕就有马五爷耍威风、常四爷骂洋货、老人命不如鸽、农妇卖女、秦仲义打算实业救国、太监买媳妇等诸多生活场景，这些场面，各自独立，精彩纷呈，使整个戏剧的展开显得流畅而多姿多彩。另外，在结构上，《茶馆》虽未用贯穿始终的“一人一事”，但全剧并没有“散沙”的弊端，全剧的结构仍然是统一的，这主要依赖于主题的观照和贯串式人物的作用，老舍以旧中国衰败、没落、腐朽不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题来统一他的《茶馆》，三幕戏中所有的事件，都被这一主题如磁铁般吸附在一起，加之王利发等贯穿任务的设置，使全剧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形散而神不散”，给人以统一集中的感觉。
《茶馆》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伽利略传》等颇为相似，布氏戏剧的特点是无贯穿冲突，无贯穿情节，每一场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人物生活的时间跨度大。为了摆脱悬念与幻觉的诱惑，布氏还有意使用解说员、字幕、合唱队等手段，让观众在冷静的审视中思考。《茶馆》在许多方面与“史诗剧”的特征颇为相似，尤其是大傻杨的出现，更增加了全剧的叙述性。然而无论怎么说，用三幕三个时代精炼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做法，却是老舍独创的。
第二，命运多蹇的人物。《茶馆》不仅人物多，而且性格鲜明。这些人物，都是作者非常熟悉、了解的“小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有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还有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老舍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人手的角度，显示不同的时代风貌和场景，显示人物所处的悲剧性的时代。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穿全剧。王利发“做了一辈子顺民”，开茶馆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四面讨好，逆来顺受，见谁都请安，作揖，他有爱国要求，希望国家好起来，但又怕惹是生非，甚至不敢过问，也奉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为了顺应时代，他“老没忘了改良”，卖茶不行，开公寓，公寓开不下去，添评书；评书不叫座，添女招待。他不惜辛苦力气，更没做过缺德的事，辛苦而麻木的活着，然而，到头来却倾家荡产，含恨自杀。常四爷是吃俸禄的城市贫民，他性格刚强，“一辈子不服软”，他有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不满于富户人家为一个鸽子而械斗，也痛心于国家的银子外流，对清朝的腐败和命运担忧，七十多了，他还是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秦仲义是在维新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家，财大业大心胸大，二十几岁就雄心勃勃地搞实业救国，惨淡经营几十年，却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这三个人地位、思想、性格迥异。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们始终都是善良正直、清白无辜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殊途同归，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自己为自己送葬，秦仲义悲愤地说：“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你把这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他们既是在葬送自己，也预示着那个时代将被葬送。就这样，通过表现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创造出悲凉的意境。
第三，“开口叫响”的语言。《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满载着北京街巷市井口语的气质，同时又从人写话，仅凭人物一句话就能看出其性格，充分显示了小说家老舍深厚的语言功力。精彩的片段随处可见，如第一幕，茶馆里出现了一位卖女儿的村妇，满怀实业救国理想，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不屑管这等小事，叫王掌柜轰出去，常四爷则可怜她们，叫了两碗面给她们，无意中得罪了秦仲义，王利发赶紧打圆场：“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个场面话不多，却一下子就活现出王掌柜、秦仲义和常四爷三个人的性格特征。老舍对次要人物的语言也决不马虎，马五爷在全剧中，只说了三句话，两句是教训二德子的：“二德子，你威风啊！”“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一句是驳回常四爷：“我还有事，再见！”但就是这三句话一扬一抑，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因吃洋教而自命不凡的洋奴，此时，中国正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狗仗人势，所以这么威风，在茶馆中尚且这样，在茶馆以外社会的横行霸道就可想而知了。《茶馆》语言的幽默也尤为突出，这种幽默是民族式的和老北京式的。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里不仅揭示了唐铁嘴的无耻，也形象地道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文化的侵略。最令人难忘的则是最后三个老人自祭自奠，说明这世界已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等等，给读者（观众）以无尽的审美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