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1949年间，老舍赴美国讲学、写作。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写了一部反映北京民间艺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加进了革命内容，作品的政治批判意识空前强化，而具有了鲜明的革命倾向。另外，作者不再含混地把人民的苦难归根于社会制度，同时还表现了艺人们的思想习惯与相互关系在抗战激流中的深刻变化。
总之，作为一位爱国的伟大的作家，老舍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始终同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尤其是经过抗战，老舍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意识明显地增强了，这种意识，缘起于他对国民精神文化的思考，而又渐渐地向政治领域渗透。创作上则逐渐由三十年代注重艺术转向更加关注现实社会及艺术的探索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在美国的老舍感到十分鼓舞，当他得知周恩来邀他回国的信息，立即启程回国，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此间，虽历经跌宕起伏，但还是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建国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笔耕不息，共完成了《茶馆》等近三十部戏剧作品，长篇纪实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二百多首新诗和格律诗，大量的曲艺、散文和文艺评论文章，还有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
随着共和国的诞生，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也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使举国的文学创作面貌为之一变。老舍虽说擅长写都市下层群众的命运，却几乎可以说完全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更不大懂得如何处理文艺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关系，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创作要求，他对过去的创作进行了反省，这种反省尽管不够准确、科学，但老舍是真诚的，他真诚地相信自己与工农兵有相当的距离，真诚地使自己与人民打成一片，他的创作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即重操戏剧创作的旧业，以表达他对新社会的热爱。“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我非写不可，不管我会写不会”。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艺术冒险，追着时代前进，但作为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他虽然在政治热情的左右下否定了过去，但历史的力量有时比感情的力量更强大，“过去”仍不时顽强地表现自己，不时地校正着老舍的创作。1950年，《龙须沟》取得极大成功，使老舍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此后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等，虽显示某种特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跟踪社会政治时尚的热情过高，相对滞缓了艺术上的深层次探索，整体上，与他所花费的劳动比起来，难成正比。1956年12月，老舍完成了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作品——《茶馆》。此后，“反右”斗争、“大跃进”的热风也燃起了老舍一度被理性沉淀的政治热情，他以“大跃进”的风格创作了《红大院》《女店员》等热情有余，而艺术魅力不足的作品。“大跃进”的狂潮过后，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也对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艺术民主空气大大加强，在政治热情鼓动下紧追着时代跑了十年的老舍也停止了脚步，又回到他那熟悉的富有个性的文学世界，他先是创作了《神拳》，而后又创作了《正红旗下》，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过去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生活的艺术再现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位爱国忧民赤子的拳拳之心。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老舍广泛汲取中外文学艺术的营养，融合中国传统的说书艺术与西方近代文学的表现方法，终于成为一位独具魅力的作家。他的不平凡的文学生涯，横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直抵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结束。老舍是与世纪同行的那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来自下层市民社会，而不是像鲁迅由小康而落人困顿。市民社会和旗人家庭，培育了老舍的性情和品质。作为一名守卫京师的护军的儿子，老舍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姓氏、血脉，更继承了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咱们是旗人，你父亲阵亡了，原来他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旗兵！”老舍的爱国心、正义感与其爱国旗兵的后代身份不无关系。作家尽管曾周游过世界各地，但毕生眷恋着的仍是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北京老城的西北角。他的心始终在北京，那是老舍文化养成、艺术生命和人格心理的源头，他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作家，老舍是一位具有强烈文化批判意识的作家，他代表了民间、底层，而不是官方的、上层的精英文化，他的社会理想偏于传统的社会文化改良，而不倾向于激进的政治革命。老舍不曾居于时代的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不是思想家、革命家，他是一位思想充满了矛盾的作家。随着20世纪革命烽火尘埃落定，民族、国家、文化相对于阶级、政治和暴力革命等观念，正凸现出其历史赋予的潜藏力量，并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在这样一个时代，老舍独特的个性及其独具一格的文学作品也愈加显示出他独有的魅力和光彩，他也以他独特的民族文化习养、本色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描绘都市平民精神的圣手，也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
小说
老舍主要以小说创作蜚声中外文坛，作品中，中短篇小说不乏佳作，尤以长篇小说最有影响，与茅盾、巴金等，同为现代长篇小说大家。
纵观老舍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城市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老舍擅长扫描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现象；他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还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还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他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老舍从他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由此在老舍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似断实续的基本主题，那就是在执著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的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尤其是中、后期作品政治意识日趋激进，还进一步表现了国民的觉醒和抗争。
老舍继承了从鲁迅开始的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显示了自己新的开拓与特色。显然，老舍不是用政治的和经济的眼光看取广大的市民社会，对这一社会作出整体性的把握，虽然他的笔触伸向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各个角落，也表现出某种程度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基本着眼点是文化道德。他像他的启蒙老师狄更斯那样从传统道德文化的角度析滤复杂的社会，从而对人物作出文化的和道德的评判。所以，对文化批判与对民族性问题的反思和剖析是老舍早期小说的核心主题。这在他早期的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和《二马》中就已初现端倪；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预示着其后发展的方向。《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日》都以作者的故乡北京为背景，分别展示了小市民和大学生生活的不同侧面。前者集中批判了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的老张，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这个恶棍命运的描写，沉痛地揭示了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对国民的严重侵蚀。
这一思想也渗透在《赵子曰》中，它主要描写了一群住在北京“天台公寓”里的大学生，透过对赵子日们喝酒、做官、玩女人的生活理想的观照，剖析了他们卑微的心理和空虚的灵魂。这一思想在《二马》中则表现得更明确，更集中。小说以马氏父子赴英国经商为主线，通过对他们在英国的生活经历的展示，表达作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痛沉思。那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所信奉的是得过且过的生活信条。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同为落后国家的国民，其灵魂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显然，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开阔了视野，他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试图通过马氏父子两代人在价值观念上的纵向比较和新旧冲突，马氏父子与房东温都太太母女的交往和感情纠葛，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的撞击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弱点和缺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和国民的警觉。这是老舍在早期“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中，对中国文坛的独特贡献。
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离婚》是老舍“国民性”问题小说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该作通过对北平财政所几个科员家庭风波的描写，批判了整个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形成市民性格的文化系统。小说主人公之一张大哥，就集中了北平市民社会的凡庸空气，他在生活中一无所成，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反对别人离婚，为此他整天忙忙碌碌。对张大哥来说，“离婚”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对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而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行为E的碌碌无为、平庸萎缩；思想上的因循守旧、敷衍妥协，张大哥的生活成为市民阶层灰色人生的真实写照，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张大哥的生活状况也折射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都市市民令人痛心的生活心理状况。有趣的是，千方百计要撮合着过日子的张大哥却最终后院起火，闹起了家庭纷争。提升一点来看，张大哥的麻烦似乎也可视为传统的生存方式的危机。小说深刻之处正在于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式的“哲学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老舍发表的近百万字的小说《四世同堂》表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老舍对“国民性”问题文化思考的最高峰。小说仍以宏阔的文化批判的视角，解剖了被征服的国民性格。在外敌入侵时，我们这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倒是有99％是不抵抗的。小说相当细微地表现了普通市民群众在抗战中摆脱历史的惰性、逐步疗治“民族遗传病”，而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则最典型的体现在祁老太爷的身上。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日本人打到北京时，在他看来只消准备一些粮食和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为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向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地领受“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我们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爷这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没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祁老人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成了一名“职业写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作为专业作家的第一炮，历来被视为老舍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以祥子的人生悲剧为主线，通过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遭际，揭示了“把人变成鬼”的丑恶的社会现实本质，既深入到抨击社会制度的层次，也充满了激越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部小说奠定了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老舍也非常喜欢它，他说：“这是一部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
小说创作的缘起最初是1936年春天，老舍和一位朋友聊天，听他谈起一个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事件；又听朋友说到另一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后趁军队转移牵回三匹骆驼。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经历，以及一个与骆驼有关系的车夫、便成为他未来作品故事的核心。老舍在贫民窟里长大，熟悉车夫的不幸生活，他的亲戚朋友中就有好几位是车夫，基于这样深厚的生活积累，老舍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典型意义，当即表示：“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于是，由春到夏，他“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构思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和安排故事情节。经过反复、精心的艺术构思，终于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这一典型形象。小说也成为他的优秀代表作。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由于失去了土地和双亲，祥子于十八岁从农村来到京城，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自己的车，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按说，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理想：祥子完全有条件实现这一理想：他不仅健壮。而且负责，勤快；他也曾经为自己的决心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但是，命运却跟他过不去：他第一次买上了新车，被大兵抢去；第二次眼看买车的钱就要攒够了，却被警匪悉数敲诈而去；第三次靠虎妞的结蓄买了辆半新的车，最后为了葬虎妞又卖掉了。每一次失败对他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曾经动摇，却又总是奋起抗争，开始新的努力。他以他那坚实的身体，顽强的意志，苦苦挣扎，显示出骆驼一样坚韧的个性。然而，却难免惨败，祥子被拖垮了，他不仅丧失了健壮的身体，也丧失了要强的精神，最后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变成“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