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钧“婉而多讽”的风格具有将“辛辣的幽默”与“把冷峻和诙谐有机结合起来”的特点，这是一种兼具契诃夫与莫泊桑式的艺术表现技法。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作品中尽可能将“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减到最小的限度”，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所以，他的讽刺“常常包含在没有说出来的部分里”。《一包东西》写某校长替革命友人捎带一包东西，担心包内的东西是革命宣传品，为了躲开侦探的搜查，仓皇坐黄包车逃遁。事后打开一看，原来是友人为祖母印刷的讣告，他不禁又为自己的怯懦而羞愧起来。小说讽刺了小知识分子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的可悲心理。《遗腹子》在构思上颇具特色：一对夫妇一连生了七个女孩，第八胎终于盼来男孩却不幸夭折，伤心的丈夫酗酒解痛，不小心落水而死；妇人得了精神病，口里经常叨念自己又怀孕了，胎象是男孩，然而遗腹子总不见生出来，却已经纷纷有人上门为大姑娘二姑娘提亲了。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道出了作者对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挞伐。钱杏邨说：“叶绍钧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一文里曾回忆：“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叶绍钧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波俏的”，几乎每一篇都显得有“余味”。叶绍钧的“婉而多讽”不同于鲁迅一针见血、“剔骨显髓”式的透彻，也有别于张天翼明朗轻快的“幽讽”，他的小说在含蓄凝练的叙述中显得深厚，读后回味悠长。
叶绍钧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进入30年代后，作品并不很多，但艺术构思更趋精巧，风格手法更趋圆熟。《感同身受》和《皮包》继续以小市民知识分子为讽刺对象。前者写某大学教授到处给熟人写求职信，推荐自己的学生，然而，几乎每封信都有“感同身受”一词，这使原本表达诚恳的语汇变成了千篇一律、令人乏味的客套。后者通过一个小官吏的皮包失而复得的过程，暴露旧官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嘴脸，以及官场的黑暗与丑恶。《多收了三五斗》则是一出江南农民“丰收成灾”的悲剧。作品通过米行粜米、上街购物、船上议论三个场面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农民朋友在丰收之年，由于米价大跌，反而陷入更加赤贫的惨状。而导致“谷贱伤农”畸形社会的，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对农民的重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它和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在思想上互为映衬，成为同类题材中的两篇佳作。同时由于作品纯熟的技巧和深厚的思想艺术，可与《潘先生在难中》《夜》鼎足而立，堪称叶圣陶最优秀的三部短篇小说。
抗战前后发表的《寒假的一天》《一篇宣言》《丁祭》和《春联儿》等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人民抗日罪行的暴露，又有对人民群众抗日热情的赞颂，历史感更强。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描写人物复杂韵性格发展，显示出现实主义新境界的作品便是完成于1928年的《倪焕之》。它是叶绍钧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长篇小说并不多，较早问世的，如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飞絮》《苔莉》，王统照的《一叶》《黄昏》等，篇幅大多在十万字左右。有的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且结构较为单一，就结构布局和思想容量来说，形同加长的中篇；而叶圣陶的《倪焕之》篇幅大约是前者的两倍，涉及人物众多，结构复杂，场面壮阔，时间跨度大，颇具史诗的规模。夏丐尊称赞它的发表，“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划一时代的东西。”
《倪焕之》以小学教师倪焕之在人生道路上的摸索探求为线索，勾勒出启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失败十余年间的社会风云和时代变迁，在此背景之下，揭示了教育界各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精神面貌，着力刻画了以倪焕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由发展理想教育到参加革命斗争的心路历程。倪焕之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带着“急于散发出来”的热情，步入教育事业。尽管教育界沉闷腐败的空气让他感到压抑和失望，而当接到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乡镇小学校长蒋冰如的聘请后，他依旧凭借“一切希望悬于教育”的信念，希望通过“理想教育”达到立人兴邦的目的。他和蒋冰如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坚持进行新教育的试验，筹划新的办学方案，如开办工厂、商店、建戏台、编戏剧等，采取学用合一的教学模式，“替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环境”，充分发展孩子的个性，培养“正当的人”，以便使他们能够有“处理事物应付情势的一种能力”。这种启发引导、“诚意感化”的新式教育，带有改良社会的色彩，但这种乌托邦式的教育救国计划，毕竟只是天真美好的设想，虚幻如海市蜃楼，根本抵不住封建宗法制度保守势力的冲击。以“蒋老虎”为代表的地方劣绅，诬陷学校占地掘坟，破坏风水，致使乡民们怨恨四起，教育改革陷入困境，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理想家庭”的追求同样构成倪焕之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环节。他的“理想家庭”的蓝图是：“两个心灵，为了爱，胶粘融合为一个，虽只一个，却无异是有了全世界，寂寞烦扰等等无论如何也侵袭不进来，充满着的是生意与愉悦。事业当然仍是终身以之的教育；两人共同努力，讨究更多，兴味更多，而成功也更多。新家庭完全摒弃普通家庭那种纷乱庸俗的气氛；那是甜美的窝，每个角落里，每扇窗子边，都印上艺术灵思的标记，流荡着和悦甜美的空气；而期间交颈呢喃的鸟儿就是他和她。”这是理想的“事业型”和甜蜜的“生活型”和谐统一的家庭。他的妻子金佩璋只是一个戴着“传统性格”枷锁跳舞的新女性，她曾经追求过自由解放，他们婚后也确实度过了一段“把教育的研讨与恋爱的嬉戏融合在一块儿”的理想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妻子金佩璋自怀孕后，就完全沉溺于个人小家庭的天地里，关于“学生的事，功课的事，全都懒得询问”，她所关心的不是给尚未出生的婴儿缝小衣服、做软底鞋，就是斤斤计较于面料的质量和价钱，一心当起家庭少奶奶来了。这时倪焕之悲叹道：“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一个恋人、一个同志”，内心升起难以名状的孤独与寂寞。与他的理想教育一样，新家庭的理想也化为泡影，“幻灭的悲哀”再次网住了他的心。
“五四”运动的浪潮重新唤起了倪焕之的热情，做“革命的教育者”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追求。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帮助下，他开始意识到，“要转移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去不可”。他从教育救国和理想家庭的小圈子中跳出来，积极加入到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去，甚至激情澎湃地发表演讲。“五卅”运动中他又加入工人的斗争行列，走向革命。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尤其是他的好友、革命者王乐山惨遭杀害后，他悲观失望，迷茫中借酒浇愁，终于患肠窒扶斯而死。弥留之际，他反省自己“完全不中用”，认为革命必须由“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来承担。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也归于幻灭。他的死却唤醒了“沉睡”的妻子，她决心从贤妻良母式的角色中走出来，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
追求“理想的教育”、“理想的家庭”以及做一个“革命的教育者”的理想幻灭，是倪焕之人生的“幻灭三部曲”。从《倪焕之》描写的“生活图景的全部面貌，’来看，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还要经过长期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小说对人物的处理在这点上是真实客观的。叶圣陶在《倪焕之》1978年版后记中也提到：“当时的青年寻找真理多么难啊！倪焕之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免不了软弱和动摇。他有良好的心愿，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找不到该走的道路。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
长篇小说《倪焕之》是叶绍钧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它汇聚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既有对教育的切身感受，又有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完整地记录下小知识分子心灵的变迁，描绘出立体可感的人物形象，标志着作者思想艺术上的巨大进步。茅盾指出：“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正由于此，它被茅盾肯定为是一项“‘扛鼎’的工作”。
作为早期新文学史上成绩卓著的小说家，叶圣陶还是一位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尽管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和刘毓修就曾经译介过安徒生童话和其他英文童话，若要数真正创作中国现代童话作品的作家，叶圣陶当推第一人。他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两个童话集。
《稻草人》收录了作者1921至1922年写的二十几篇童话，1923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童话集。鲁迅曾称许“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指出其艺术形式的开拓意义。叶圣陶自己也说：“我之喜欢《稻草人》，较之《隔膜》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部童话集，除最初的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梦》《梧桐子》等几篇表达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描绘恬静安乐的理想人生外，大多数作品是关注和曲折反映现实人生的。《玫瑰和金鱼》里天真的玫瑰与单纯的小金鱼以为，青年的栽种和女郎的饲养都是出于爱护，岂料，当青年和女郎热恋，玫瑰和金鱼成了双方互赠的礼物，待到花枯鱼死，就毫不留情地将它们抛弃。通过玫瑰和金鱼的悲剧，告诫小朋友：“世间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爱着而发出的爱。”这种关于爱的认识也许过于含蓄和抽象，以后的作品则借助奇特的想象、象征和夸张的手法，直接明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旅行家》中的主人公从遥远的星球来到地球，看到的是人间贫富不公的生活。《瞎子和聋子》里两个有生理缺陷的人物忽发奇想，将各自的缺陷对调，分别看到和听到的世间，不是繁重的劳动压迫，就是残酷的杀戮，结果使他们陷入更深的痛苦和失望中。《克宜的经历》里的孩子终于得到一面可以预知未来的神奇镜子，然而，照见的未来人类却是可怕的惨相。
叶圣陶的童话，生活内容丰富广阔，想象生动，手法独特。与中国古代神话或西方童话多所描写神魔鬼怪、王子公主的离奇故事不同，也与惩恶扬善或因果报应式的唯心说教有别，他的作品通过对大量动植物故事人性化的描写，或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意在塑造优美纯洁的心灵，教育孩子们要懂得民间疾苦，有同情心，培养积极向善的人生观。所以他的童话既富浪漫主义色彩，又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与他的小说一样，充满民主气氛，坚持“为人生”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