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首次用鲁迅的笔名。他曾用过的笔名还有唐俟、孺牛、遐观、桃椎等等。鲁迅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绅宦家庭，父母、亲族思想开通。他六岁跟从一位同族的叔祖周玉田开蒙，后进入当时绍兴有名的一家私塾“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受到严格的正统文化教育，也有机会涉猎《诗经》《西游记》《山海经》等趣味盎然的“杂书”。家庭较为宽松的气氛，让他有机会发展广泛的兴趣爱好，养成了自由驰骋的思维习惯。他喜欢画着人面兽、九头蛇的《山海经》，也喜欢女吊、无常出没的绍兴民间文化，更对家乡特有的报仇雪耻、富于反抗精神的历史传统深怀敬意。故土文化的熏陶带给他的是坚韧、独立的气质。1893年，鲁迅的祖父因科场舞弊案牵连入狱，紧接着父亲又一病不起，并很快撒手人寰。曾经一度显赫的家道从此急剧衰落。身为长子，鲁迅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当铺、药房，饱受冷眼和凌辱。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带给鲁迅，一种对个人的感性经验尤其重视的思维特征——这对他后来的那些充满绝望的情感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1898年正值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维新思想盛行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鲁迅离开故乡去南京求学，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思想，生发出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民族富强的前提的观念。
1902年，鲁迅带着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失望，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七年里，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想上逐渐远离那个时代流行的振兴中国的观念——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和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课题，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精神的思考与超越时代的历史眼光。鲁迅思想的这一转变并不轻松，而是经历了一个充满矛盾、挣扎与严肃的思考的过程。1903年东京求学时，尽管鲁迅经常与同学探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它的病根又在哪里”这三个问题，透露出他异常敏锐的对“普遍人性”的关注，但这一时期在鲁迅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科学与理性。同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了《说钼》（介绍居里夫人对镭的发现）、《中国地质略论》，并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两本科幻小说，期望借此激发中国民众对于维新的信仰。1904年，鲁迅抱着从科学人手解决他所关注的那三个问题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治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愿望，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了他短暂的学医历程。但是，学医的经历却使他产生了对于借助科学进行启蒙的观念的质疑。鲁迅进一步把目光转向对人的灵魂的思考，源于学医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张关于许多中国人围观另一个被日军捆绑、并将砍头的中国人的幻灯片。这件事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由此他醒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的选择是严肃的，1906年他便中止了在仙台的学习，回到东京，投入了文学事业。1907到1908年，他发表了五篇文言文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开始了他最初的探索。这五篇论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体现出这一时期鲁迅孤独、自信的英雄主义气质，同时也显示出他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接受了以达尔文、赫胥黎为代表的西方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认为社会的进步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相信历史的规律性，相信历史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的解放。从《说钼》到《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鲁迅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思维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表现出用科学启蒙的愿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和社会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以尼采、施蒂纳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科学理性持怀疑态度，强调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特个体，同时也强调优秀个体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庸众的对立。《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就从弘扬人的自由意志出发，对19世纪末西方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观念与理性原则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它的“社会民主化”倾向所导致的“天下人人一致”、“荡无高卑”的结果，必然引起社会的退步，因为它是以牺牲少数杰出人物，来低就多数庸众为代价的。同时，鲁迅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持否定态度，认为正是对物欲的追求，导致了人的异化。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受到西方近代哲学中这两种相互矛盾思想的影响，他却既没有走向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也没有等同于19世纪后的现代主义思想，而是立足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以一位文学家的感性认识，形成了自己以“立人”为本的交织着复杂矛盾的思想：既主张“个人的自大”，强调先驱者与庸众的对立；同时，他又认为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改造民族的灵魂”，因此必须通过思想启蒙，使得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鲁迅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到五四时期仍在发展，并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鲁迅在东京的文学活动，还包括半途夭折的《新生》杂志，以及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从他在这个集子里对作品的选择，可以看出他对安德列夫、阿尔志跋绥夫、果戈理、显克微支、裴多斐等俄国和东欧作家的偏爱，以及对心理象征主义、间接反讽等西方现代文学技巧的关注。
1909年，鲁迅离开日本回国，先后在几所学校任职，后前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1912年随部迁至北京。1911年，鲁迅创作了《怀旧》，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小说，用一个孩子的口气虚构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文中，作者既叙述了这个孩子跟着私塾老师读书和听讲“长毛”故事的体验，又表现了这个故事是如何回忆起来的。小说似乎“故意调侃应试‘文章’中那种道德气”，语言生动活泼，“将古文的枯燥形式转化成了高度主观性的小说”，反映出一种摆脱成规的描写技巧，显示出鲁迅的“一种独特的感性和一种大师手笔”。但是，从回国到1918年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鲁迅几乎沉默了十年。十年里“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仅现实的颓败与他早年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革命的质疑不谋而合，而且“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的失望，更让他感到一种历史不但没有进化，反而只是在不断地循环、重复的沉重。鲁迅因此陷入了绝望，对民族的未来感到悲观。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一头扎进了故书堆里，希望借回到古代，在历史中驱逐自己的寂寞。尽管十年里鲁迅都没有提笔创作，但这一时期，他搜集、校勘了大量史料（1912年里编成《古小说钩沉》），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这些工作，透露出鲁迅对野史杂说、魏晋文章与唐以前小说的偏爱，尤其是对屈原、嵇康、阮籍的欣赏。同时，也反映出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鲁迅内心的巨大矛盾：他赞美传统中肯定的一面，却又在整体上把它当作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加以猛烈的反对。鲁迅思想的这一矛盾，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深沉的文化危机。
1918年，鲁迅再次提笔，但他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答案，而是在沉思中对自己的绝望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由此，鲁迅进一步意识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只有反抗具有意义：即在对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民族灵魂否定方面的不断揭示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因此，在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代，他没有表现出热情，而是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揭示出改造“国民性”的艰难前景。在那个充满了激情与乐观的年代，鲁迅的这种认识显示出他迥异于时人的思想特质。而他所指出的艰难，首先来自落后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对先驱者的普遍不理解，以至于对其产生敌对态度，甚至加以迫害；其次，先驱者自身与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造成了思想革命的阻力。这里鲁迅批判的锋芒，已经由留日时的仅仅指向传统和庸众，转变成同时也指向先驱者自身，指向自己。这一改变，源自他的“中间物”思想。1926年，他在《写在<坟>之后》一文中，对自己的这一观点作了总结：既承认自己是“进化的链子”上的一个历史“中间物”，时代转变时，能够“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也“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仍应该与光阴一同流逝，逐渐消亡。“中间物”意识的确立，“从总体上改变了早期鲁迅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并成为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起点”。从此，鲁迅早期作品中与传统决绝的摩罗诗人，被“挣扎在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中的、具有改革者和普通人双重身份的寂寞的知识分子”所代替。这就使得鲁迅的作品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正是在承认自己与传统的不可割断的联系的前提下，鲁迅对一切黑暗的反抗既充满了悲剧感，又进行得更彻底、更坚决。而他那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思维特征和犀利的思辨能力，又使他的创作为“五四”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1918到1926年，鲁迅的创作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这些形式纷繁多样的作品，都体现出激进的思想启蒙的精神，即他的文化批判所表现的、针对中国大众的“思想启蒙”，与他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的沉痛的自我解剖——“自我启蒙”。这一时期除了写作，鲁迅还参与组织、创办了《语丝》《莽原》周刊，以及《未名》半月刊。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学术著作。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其间写成散文集《朝花夕拾》。1927年12月鲁迅离开广州，从此定居上海，成为职业作家。南下期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烽烟正炽，鲁迅目睹了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导致的更多的流血。混乱残酷的现实，使得他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开始轰毁，他再一次陷入灵魂的沉思。1927年到1929年，他只完成了两个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他把精力主要放在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上。20世纪30年代鲁迅转向左翼，并在1930年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虽然经历了个人及社会的种种变迁，他仍毅然地为了左翼运动的利益，参与了大量的笔战和论争。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兴趣主要是杂文，成集的有《南腔北调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等，另外还有一部开始写作于1922年，1935年完成出版的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鲁迅逝世。
纵观鲁迅一生的思想历程和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如下的发展阶段：留日期间，思想上强调“个人的自大”与“尊个性而张精神”，创作上呈现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与创作有这样的特征：在理性上认同“进化论”的价值观，在个体经验上却有着浓重的“轮回”感，即认为历史不但没进化，反而是由“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创作在走向“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同时，更汲取了西方多种创作方法和技巧，显示出他无与伦比的创造力。20世纪30年代，鲁迅思想左倾，作品主要是杂文。在鲁迅经历的这些不同阶段，又有其一贯的精神脉络和基本特征：“立人”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历史中间物的观念和文学创作上不拘一格、超越传统的艺术生命力。
鲁迅一生为探索解决中国诸多弊端的途径而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从留学期间慷慨激昂地反传统，到20世纪20年代承认自己与传统间的悲剧性联系，以及30年代转向左翼，他经历了对社会和自身的双重绝望。但他没有退下，而是更激烈地抨击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群，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以否定的方式进行着绝望的反抗。这反抗是指向中国的新生的。鲁迅的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鲁迅的一生，正是反抗与追寻的一生。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一、《呐喊》《彷徨》
1918年，鲁迅应《新青年》杂志之邀，抱着为寂寞中的战士呐喊助威的愿望，写作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写作的白话文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全新的内容与形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石。《狂人日记》以后，鲁迅又为该杂志写作了《孔乙己》《药》等四篇小说，成为五四时期《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8年至1922年，鲁迅连续写作小说15篇，1923年8月，结集成《呐喊》（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抽出其中一篇《不周山》）。之后，“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鲁迅曾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形容自己这一时期的寂寞和苦闷。1924至1925年。鲁迅写下11篇小说，1926年编成短篇小说集《彷徨》。
《呐喊》与《彷徨》是鲁迅独特思想的小说体现形式，它既刻画了中国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以疗救病态的社会，同时又展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的全部精神史。《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一）表现的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