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跟韩国队比赛时，我怎么也不会向德国球迷竖起中指，任意发泄自己对他们的失望，我也许会紧紧地咬住嘴唇，强迫自己忍住。在我之前，也发生过其他一些球员跟观众争吵的事端。比如弗兰茨·贝肯鲍尔有一次在球迷面前拉下了自己的裤子，可是他却没有受到惩罚。另外，那些球迷们的表现也并不是无可指摘，他们嘘我难道就应该吗?可是没有人讨论球迷们有什么不对。通过在美国发生的事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相信，鲁迪·弗勒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2002年世界杯赛上，他让人们看到了应该怎样领导一支球队。他所以能够带领球队成为这一届世界杯赛的亚军，是因为球队里的气氛对头，是因为每个球员都感到身心愉快。遗憾的事，福格茨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做法就全然不同。也许这是一个几代人的问题。弗勒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如果想让成绩上去，就不能把成年人拴在绳子上牵着走，随时随刻都想左右他们，而是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自由。顶风而行
在令人扫兴的世界杯赛以后和我休完假后，我回到了佛罗伦萨，回到我当时效力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开始觉得处处不顺心起来：教练跟我作对，想甩掉我；俱乐部的领导不遵守诺言，答应我的事情又改变了主意。当转会的机会出现时，我问我自己：我真的应该回德国吗?那样的话，所有的媒体又会向我猛扑过来，而我又会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最后．我还是决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回到门兴格拉德巴赫。当然，这一路上肯定会有一股强劲的逆风，但是我必须战胜它。另外，一旦我取得成绩，就可以制止那些总爱找碴儿的人说三道四。
后来的情况果然跟我估计的一样，有一些人对于我的回归很反感；但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我受到了热情地接待。人们为我重新回到球队感到高兴。在赛场上，我跟整个球队配合默契，在赛季结束时，我们高举着奖杯站在我们的球迷前，享受着他们刘‘我们的喝彩。
正当我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又掀起了有关我的大讨论，题目是：那个埃芬博格究竟还可以不可以再次回到幽家队代表德国踢球?对于我来说，重返国家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有关国家队的一切话题对于我来说已经结束17。在经过33场国际比赛以后，我被一脚踢了出来。太令人伤心了。我跟埃吉迪乌斯·布赖恩通过几次电话，我向他打听黑西哥外援的事，他把我赶出了国家队，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对他怀恨在心。我们都不再谈论我返回国家队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跟福格茨谈论过这件事，他那时住在科尔什布罗伊赫的一个街角。我们彼此已经断了来往。只有一次我偶然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一家饭店遇到了他，当时他正跟他的妻子和儿子坐在那里吃饭。
我走到福格茨跟前，跟他握握手。邻桌的人都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们看，饭店里安静极了。
贝尔带·福格茨只说了一句：“斯特凡，你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干得好极了，祝你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更加走运。”我们之间的交谈一分钟后就结束了。随即我又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福格茨根本不需要我。他有一支很棒的球队，缺了我没关系。1996年他在英国成为了欧洲冠军。如果我跟他说；“让我重新跟你们踢球吧。”那简直太可笑了。
我当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获得欧洲冠军的消息。那时我正在美国度假，没有看过一场比赛。尽管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我心中的创伤一直还没有愈合。短暂地回归
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上德国足球以惨败告终。在跟克罗地亚进行四分之一决赛时，德国队以0比3的比分不声不响地被淘汰出局。
人们充满疑惑地在问，贝尔蒂·福格茨还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对他责难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福格茨已经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仍然认为这种批评不可理喻。毕竟他在两年前带着德国队夺取过欧锦赛冠军。可是世界杯失败以后，这个成果居然就不算数了。
我转会到了拜仁俱乐部后，在希斯菲尔德的领导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赛季开始之前，我们已经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联盟杯。德国足球协会的一些人已经在考虑把我重新请回国家队。最后福格茨找我谈了话，他想带我一起前往马耳他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在比赛单子上写着是跟马耳他和罗马尼亚比赛。
我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而是请求给我时间考虑一下。许许多多的事情一下子又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是在美国被赶出国家队的，难道我现在应该为他们去火中取栗吗?这回比赛我究竟有没有成功地把握?如果我们跟马耳他比赛仅以5比0获胜，那就跟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跟罗马尼亚的比赛我们也土必须打赢他们才行，不然的话，我又会遭到所有的报纸刈‘我进行穷追猛打，而且人们又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要冒一下险。好吧，我对自己说，我敢回国家队去。如果整个比赛进展顺利的话，那么我将有望在2000年参加欧洲足球锦标赛。另外，2002年在日本和韩国举办的世界杯赛也将会成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跟国家队一起赢得冠军的称号，那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说心里话，这个目标我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
然而很快我又不得不埋葬我的梦想。还是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当我们到达马耳他、并且人住旅馆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跟着来这里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国家队已经不再是我的天下，我在这里觉得非常不适应。我以往办事一向很坚决果断，要是这回我也能够这样的话，我到旅馆后就不应该打开箱子把东西都取出来。我应该去找福格茨，果敢地对他说：“教练，我跟着到这里来是我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现在我要动身回去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却对自己说：好吧，我们先看一看这周的情况怎么样吧。其实，我原本就应该知道，事情不会成功。我对这次比赛并不是真正有信心。
第一场比赛是跟马耳他对阵，我们2比1获胜。我得到过好几次球，发挥得也很正常，但是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进球。跟罗马尼亚的比赛我们只踢成了一个l比1。这次出征基本上是失败的。比赛场上从来没有真正形成比赛的气氛，跟比赛有关的一切都不尽人意。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只有寥寥4728名观众坐在看台上，这样的比赛根本称不上是国际比赛。倘若我们先是在伦敦的温布莱体育场跟英国比赛，接下来是在罗马跟意大利比赛，这次出征完全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肯定每个球员在比赛时都会充满激情，表现也会有天壤之别，人人都会不遗余力，把水平发挥到极限。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周终于过去了，我又回到了拜仁俱乐部，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能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我在飞机上还跟福格茨说过一两句话。有几个记者曾经偷偷地告诉过我，他们会采用一切手段逼他退出比赛。
“教练，”我对他说，“这些比赛过后，您的生活将轻松不了。有几名记者想一直向您施加压力，直到您退位为止。”
“多谢，”福格茨说，“知道了。”后来他承担了后果，几天以后他便辞职了。
有些报纸上说，我这次回国家队只是为了蒙骗福格茨，是为了让他抬不起头来。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尊敬福格茨，他的个子只有1米55，我肯定不愿意再让他抬不起头来。他辞职确确实实只是他个人的决定。
埃里希·里贝克是福格茨的接任者。在慕尼黑我曾经在他的手下训练过，而且跟他相处得很好。里贝克坚持让我留在国家队。我们在慕尼黑一起去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饭钱是由他付的，所以这是一顿少见的晚餐，当然这只是对于我而言，而不是对于他。
“我的决心已定，”在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不会再在国家队踢球了。”
里贝克试图劝说我改变主意，他说：“斯特凡，你再考虑考虑，不久就要有一个大的比赛，我们大家都有机会，而且我们确实需要你。”
“不，教练，我不参加这个比赛。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了。”
这位国家队的主教练虽然很失望，但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
我同我们的教练希斯菲尔德以及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新闻发言人马尔库斯·赫尔维克约定，在我们同汉堡队踢完主场比赛以后，我将对此表一个声明。在跟汉堡队的比赛中我踢进了两个球，我们以5比3获胜。比赛完毕后，双方教练们按照惯例发表了各自的公告，然后我走上讲台。记者们惊异地揉揉自己的眼睛。“这个埃芬博格到这里究竟是想干什么呀?”一般来说在一场比赛结束后，只有教练上讲台发表公告。在场的人都很好奇，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我在这前边找什么东西。
“我已经退出国家队，”我声明说，“对于我来说，这的话题已经永远结束了。我清求各位尊重我的决定。”说完我站了起来，没有回答任何大的问题。我感到轻松极了，心情特别愉快。
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也很高兴。他从来没有劝阻过我，让我放弃回国家队的念头，但是他当然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只把精力集中在拜仁俱乐部，会给他和俱乐部带来什么好处。对于他来说，我回来是最令他满意的解决办法。反正他手下还有不少球员可以派到国家队。
正当我们跟拜仁俱乐部取得节节胜利、获得一个又一个荣誉称号的时候，德国国家队却在欧洲锦标赛上吃了败仗。球队在预选赛时就悲惨地被淘汰了，里贝克不得不走人。我更加明白了，我从马耳他出征回来后做出的抉择是正确的。跟鲁迪一起吃饭在2000年欧洲锦标赛以后，鲁迪·弗勒成为球队的主教练，在他还是一名球员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名重要人物。他经常同我交谈，而且总是替我说话。在德国足球协会经过长期的反反复复的考虑以后，他终于得到任命。当时我想：总算好了!鲁迪·弗勒是一名出色的联邦教练。他跟球员有共同的语言，除了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以外，在德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如此出色地胜任这个职位。
弗勒上任后不久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斯特凡，我不久就来慕尼黑了。我们必须在一起聊聊。”好吧，我想，跟鲁迪会面总是很愉快的。当我还在佛罗伦萨踢球时，他和伊克·哈斯勒在罗马，我到罗马去看望过他们一次。我们一起喝着红酒，吃着肉糜，共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大利之夜。我很清楚，我是不会再回到国家队了，即便现在是由鲁迪·弗勒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即便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2000年夏天我脚部受伤时，鲁迪到我家来看望我，我们开车一起前往马尔廷斯里德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们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当然，也谈到了我回国家队的问题。我们吃晚饭后由鲁迪结了账，接着他对我说：“斯特凡，你冉花几天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回到国家队。国家队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好吧，”我答应他了，“我们随拜仁队一起去训练营地。到那里后我会把这一切再好好地过一遍脑子。”
其实我没有必要再考虑了。我一直没有认真地考虑回去的问题。我需要考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回绝他最合适。
“你听着，鲁迪，”自从我们那次会面后几天过去了，我终于给他打了电话，“我不回国家队。由你当教练，你们肯定能够取得杰出的成绩，这我知道。没有我，你们也能行，我敢担保。”
当然，鲁迪接受了我的决定。我们之间并没有因此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就是我们今天互相见面时，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后来我在训练营地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我跟鲁迪·弗勒见过面，接着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作了最后的决定，我永远不会再为国家队踢球。”
这一页终于结束了。我相信，拜仁俱乐部也为我不再返回国家队感到高兴。
当然，一再有人跟我说，要是不发生美国那件事的话，我本来能够参加100场国际比赛。这种事现在不会再有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没错，我在国家队里没有取得过任何荣誉称号——一除了1993在美国获得过～次无足轻重的美国杯以外。1996年成绩卓著的欧洲锦标赛我没有参加，2002年的世界杯赛我也没在场。但是谁能够知道，国家队有我参赛足否就一定能够赢呢?如果还是国家队的队员，我又怎么能够跟拜仁队的队友共同奋战，取得所有这些荣誉称号呢?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我在拜仁俱乐部这段职业生涯中。1994年被赶出国家队使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之后我把做事必须要心情愉快摆到了第一位，这是为了能够取得跟好的成绩。而这种愉快，我在拜仁队找到了，尤 其是在跟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共事的这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