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门兴格拉德B赫
我重返门兴格拉德巴赫使人们欣喜若狂。整个城市都陷入对足球的狂热之中。季度票的销售从9500张飙升到15000张。运动衫的销售也好极了。当我抵达杜塞尔多夫的时候，罗尔夫．吕斯曼拿着一辆门兴格拉德巴赫普鲁士队的自行车站在我的面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他，“难道是要我现在骑着自行车前往门兴格拉德巴赫吗?”
罗尔夫幸灾乐祸地咧开嘴笑笑。“你不是说过吗，你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一直骑到我们那里去。现在咱们就真正地表演一一番Ⅱ巴。”
“好吧，不过希望你已经让人封锁了高速公路。我需要超车行车道。”
“不行，埃芬，算了吧。我们现在不可以造成交通混乱。”
我一把抓过自行车，立即在机场旁边骑了几圈。
机场沸沸扬扬的，非常热闹。所有的记者都来了。人们在这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对于俱乐部来说，刊登在所有报纸上的照片就是一种公关活动。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够从我的转会中获得好处。
我突然成了诸如“伯克尔贝格体育场的救世主”之类的人物。不过这不会让我感到害怕，而是正相反。我愿意跟球队一起获得成功。对于我来说，适应这里的一切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我的职业足球生涯是就在这里开始的，现在我义回来了。赛季开始的时候我们踢得不好也不坏，我们赢过，输过，然后义赢，又输。这种局面延续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我们作为一个球队找到了感觉，并且真正重新开始。然后我们踢得越来越好，名次一直居高不下，最后成为第五名。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大获全胜
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人们等待一个巨大的胜利已经整整等了16年，我们不仅在甲级队联赛中踢得出色，而且还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足协杯赛决赛。
我们的球队成为了一个团结一致、发誓一定要取胜的集体。我们不是11个朋友，说这种空话的人是低能儿，但足我们是11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们不知道“嫉妒”这个词，没有一个球员打听另外一个人挣多少钱。也没有一个人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说他宁愿每个月多得3马克70芬尼。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位拥有一套良好的训练方法、同时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的教练员。贝恩德·克劳斯领导这个球队，他非常灵活，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给我们加油，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享有充分的自由。有些事情他看得也不那么紧。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杜塞尔多夫柯尼希林荫大道购物，突然我的电话响了。
“难道你不想来参加训练吗?”是克劳斯打来的电话。
“训练?”我惊讶地问道。“怎么，现在要训练吗?我还以为，我们今天下午4点钟才训练。”
“你听着，我们现在训练。你在什么地方?”
“在杜塞尔多夫购物街上购物，我想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
“我明白了，你去买东西吧，好好享受这一天。我们明天10点钟训练时再见。”
要是其他教练员遇到这种情况，处理的方式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不是大发雷霆，就是罚款处分和停赛，或者把这3项加起来处罚你。然而克劳斯理解，我真的只是把时间搞错了，所以他没有借题发挥，小题大做，胡说八道。
球队的训练收到了成效：1995年6月24日德国足协杯决赛这一一天，我们的竞技状态极佳，在跟VfL沃尔夫斯堡的对阵中，我们以3比0取胜。这是我赢得的第一个重要称号!由此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便跟拜仁队一样，可以参加国际比赛了。拜仁慕尼黑队在联赛中只取得了第六名，不过因为我们成为了杯赛的获胜者，他们也可以参加一次国际比赛。
我跟我的老朋友约尔格·诺伊恩一道享受我们的胜利。决赛结束以后，当其他的队友们已经坐进大轿车里准备返回旅馆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仍然躺在用于放松肌肉的水池子里缓解疲劳，我们喝着香槟酒，抽着一种十分讲究的雪茄。以前我们一起住在合租房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过，有朝一日能赢得这个奖杯!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直到有一名管理员来了，喊道：“嘿，我们都在等着你们哪!”我们这才从池子里爬出来，穿上了衣服。
同到旅馆后，我们没完没了地喝酒、跳舞。我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呷着啤酒和香槟酒。就在我们坐在旅馆的吧台旁喝酒的时候，一个家伙开始极其讨厌地招惹我们。“嗨，埃芬，”他朝着我们大声吼叫着。他没完没了地烦扰我们，甚至丌始侮辱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规矩点儿，伙计，马上从这里滚开!”我喊道。我两次要求他离开，可是他根本不愿意听。这回轮到诺伊恩整治他了，诺伊恩抬起手来便给了那混小子一记耳光，我们这才得到安宁。
我们不想由于这类事件败坏我们当天晚上的情绪。我们想继续庆祝，约尔格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我们一个意外——“脱衣舞”。他在电梯里已经演过一回了，而且还真让人大吃一惊。原来他在乘电梯时弄错了方向，他不是到了旅馆的酒吧，而是又回到了门厅。正巧旅馆的门开得比他想象的要早得多，突然罗尔夫·吕斯曼的女儿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这是怎么了，约尔格?”她问。
“我想去埃芬和其他球员那里，”约尔格吞吞吐吐地说。
她惊愕不已地瞅着他。他几乎赤身裸体的没穿什么衣服。可怜的姑娘完全震惊了，她很可能以为我们到某个地方恣意狂欢纵酒放荡去了。
我们在旅馆聚会时，马丁娜领着儿个球员的妻子插空跑了过来，她们开始取下这些男人身上的领带。一开始大多数人都奇怪地望着她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当时的气氛虽然像过狂欢节一样，但毕竟还不是狂欢节啊，在狂欢节那一天，女人甚至可以随意剪断男人的领带。
“别害怕，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一个良好的目的。”马丁娜和另外几个女人在抢走男人们的领带后解释说。然后她们继续向前走了5米，并且开始出售这些领带——100马克，200马克，300马克。于是聚会上出现了一场真正的领带交易。卖领带的钱将捐赠给“愤怒的小玫瑰花”，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一个团体的名称，该团体专门救助遭到强奸的儿童。这就是说，这些孩子也能够从我们的杯赛胜利中获得一些好处，因为我们帮助他们筹集到了…一部分钱。
在我们获胜之后，门兴格拉德巴赫所有的道路几乎都要被踩塌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场面。差不多有20万人涌上街头欢迎我们，大家几乎都到了疯狂的程度。我们乘坐球队的大轿车从机场来到体育场，然后改乘租来的敞篷双层公共汽车，经过兴登堡大街前往老市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司机突然把车停了下来，并且不肯再往前开了，因为我们在上面又蹦又跳的，他害怕他头顶上方的汽车顶会坍塌下来。最后500米的路我们只好步行。当人们欢呼着向我们祝贺的时候，我们的球员们站在阳台上激动得不知所以。约尔格·诺伊恩、还有另外一两名球员开始掐阳台上的花往人群中扔，先是扔下一朵，然后是第二朵，接下来又扔了一朵。每当一朵花飞下去的时候，那些球迷们便激动地狂呼乱叫。后来他们干脆把整株花带根带土地往人群中扔，还有一些球员甚至试图取下阳台上的木箱子往下扔。幸亏那些箱子足钉死在阳台上的，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人受伤。，为埃芬募捐’
还是在赛季期间我就已经看清楚了，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千方百汁想留住我。为了筹集到佛罗伦萨俱乐部为我的转会要求得到的那笔巨款，吕斯曼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球迷们也都积极参与进来。在我们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开始之前，球迷们开展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募捐行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球迷们提出的行动口号是：“请捐1马克，为了使斯特凡留下来”。几天以后，人们陆陆续续地把钱交到了俱乐部的办公室。罗尔夫·吕斯曼向我讲述了一位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来到罗尔夫的办公室，刘‘他说：“吕斯曼先生，我无意问听说了这个行动，‘为了使斯特凡留在门兴格拉德巴赫，请捐1马克’。我这里交给您20马克。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他留下来。您一定要想想办法，让他明年还在这里。这次比赛我们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成功。”
最后，门兴格拉德巴赫同佛罗伦萨俱乐部经过协商终于取得了一致，我跟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签下了一份第一流的为期4年的合同。我成为了甲级队里高收入球员中的一员。
这就是那个瞎子
可是在归来后的第一年，我便遇上了烦心事，不过事情不是发生在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发生是在科隆。其中的原因也不在于门兴格拉德巴赫跟科隆第一足球俱乐部是冤家对头。有一次我跟洛塔尔-勒尼施驾车去“老候车大厅”——一个位于科隆火车总站旁边的迪斯科舞厅，这个建筑物原本是持一、二等车票旅客的候车大厅。我们几乎刚刚迈进舞厅一步，几个家伙便迎上来开始寻事挑衅。“瞧那个瞎子也来了!这个埃芬博格来这里到底是想干什么?”这些浑蛋!我把其中一个白痴轻轻地推开，没想到这个家伙却煞有介事地哇哇乱叫起来，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把他怎么样，可是事后我却被告发弄伤了他的身体。
这件事后来得到了调解。尽管如此，我自然又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我真弄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厚颜无耻胡说八道呢，真是神经病。本来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后来当然几乎没有什么人再刈’此感兴趣。其实这件事如果非要E报纸的话，顶多只值得在短讯中提一下。
后来还有一件恼火的事，这回是发生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是在一次球员选拔之后。当时我们4个人路过凯泽一弗里德里希会堂旁边的停车场，有洛塔尔·勒尼施和他的妻子，马丁娜和我。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们正准备回家。突然，在马丁娜后面10米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此人大约50岁左右，很古怪，样子极其令人不悦。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马上开始嚷嚷开了：“你压根儿就不会踢足球。你的老婆也在这儿啊，荡妇。你们全都讨厌透了。你们这些狂妄自大的无赖!”
他没完没了地骂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已经手打算朝他走过去了。这个家伙他以为他是谁，他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随便说我们的坏话呢?然而洛塔尔·勒尼施使劲推着我继续往前走。“别这样，埃芬，你要冷静一点儿，赶快走吧。你不要跟他计较这些。”
那个人跟在我们后面紧追不放，而且不依不饶地继续骂着。这实在太让人恼火了。我不想再继续容忍他这种行径，可是，一旦我要是采取行动把他赶走，我很清楚第二天报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大标题。所以，尽管我气得脸红脖子粗，我还足克制住了自己，什么都没干。
突然我听到从我后面传来了啪嗒、啪嗒两声。我转过身去，看到那个人就像被石头击中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洛塔尔只是幸灾乐祸地笑着瞅着我。
“埃芬，你现在先坐到汽车里去吧，千万别发出一点儿声音，”他刘‘我说，然后他把我送上汽车，“你就呆在里面，千万别再出来。”
我很想再看看那个家伙到底处于怎样糟糕的境地，其实这是他罪有应得。不过洛塔尔说得对，我最好还是坐在汽车里，不要管这件事。
没过多久，警察来了。那个家伙想告黑状，可是情况对他很不利，因为56-太多的人看到了他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们，而且还恶狠狠地辱骂我们。尽管如此，事情还是闹到了法庭上。洛塔尔不得不支付一笔罚金，虽然数目不大，因为他做出了错误的举动。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这种场面。不管我出现在什么地方，只要有100个人，其中总会有一个白痴硬充内行，胡乱骂人。如果我对此作出什么反应，毫无疑问，报纸上很快就会出现对我不利的头条新闻，而不是对那些纠缠我的家伙。大多数记者对于其他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斯特凡·埃芬博格在迪斯科舞厅平息一场争执”这样的标题是不会有人写的。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内容太没意思，报纸不会有销路。“老虎”的诞生
托马斯·戈特沙尔克邀请我去参加他在RTL电视台主持的午夜访谈节目，他装作一个大牌足球行家和拜仁队球迷。他提出要跟我打赌。
“我敢打赌，拜仁慕尼黑队会重新成为德国冠军，”他说。
“绝对不可能!拜仁队今年不成，”我本能地反驳道。法兰克福占有稳定的优势。他们这支球队会成功。本来他们就踢得已经跟冠军一样好了。
“好吧，”戈特沙尔克说，“如果你输了的话，你怎么办?”
“我输不了，”我说。我对此完全有把握。“如果是你输了，你就把你的一头卷发剃掉。要是我输了的话，我就让人在我后脑勺的头发上画一个老虎头。”
戈特沙尔特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就这样敲定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他那一头卷发，他完全信赖拜仁队。
法兰克福果然遭到了失败，由此与冠军失之交臂。而与我的估计相反的是，拜仁慕尼黑队一举夺冠。于是我遇到了麻烦。我根本不愿意顶着一个老虎脑袋跑来跑去的，可是我也不愿意逃避。所以几个星期之后我又去了戈特沙尔克那里。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认为我应该提前5个小时到。他们想把我做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为此他们特地为我请来了一位理发师，足从伦敦乘飞机过来。这个理发师不仅把我的头发剪来剪去的，而且还把我的头发染上了颜色，画成了一个肥壮的老虎头。老虎头看上去惟妙惟肖的，还真有点儿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那颜色不是轻易就可以很快洗掉的。
一天之后在训练的时候，我马上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绰号；“埃芬，老虎。”
只有贝恩德·克劳斯吹毛求疵。“难道非得这样吗?”他问，“你真的必须得以这副样子跑来跑去吗?”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让人把它搞掉的。”我说。
“只不过你别把贝尔蒂·福格茨算进去，你跟他的关系已经够紧张了。”克劳斯幸灾乐祸地笑着说。
在报纸上人们也开始对我的发式说三道四。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在主场比赛中以7比1的比分战胜了波鸿队，我射进了两个球。贝恩德·克劳斯也突然喜欢上我的老虎头了。“这个埃芬博格整个赛季都可以画着老虎头跑来跑去，如果他总踢得这样好的话。”
作为老虎埃芬，我还让人制作了好多新的队长袖标，上面有各种颜色的老虎头。这些袖标成为了真正的畅销货。
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老虎头才慢慢地长了出来。不过，我不想再给那个疯疯癫癫的伦敦人一次机会，让他显示自己的本事了。“老虎”毕竟已经诞生了。酬金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