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
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综上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四人帮”的最大政治资本，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条件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2. 《海瑞罢官》与姚文元升官
“四人帮”中写大批判文章最多的是姚文元，是声名远扬的以笔杀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金棍子”。“四人帮”靠大批判打人起家，以他最为典型。前边在讲到姚文元其人时，我们已经就反胡风和反右派两场政治运动中他的表现作了概括。下边就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起了重要作用的四篇代表作，略作分析和评述。
《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第一篇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大批判代表作，使35岁的高中毕业生姚文元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理论家”。这篇文章曾获得很高的评价，并被写入林彪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自然，报告中没有写姚文元的名字，而是写“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但一提到批判《海瑞罢官》这篇恶毒的文章，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姚文元，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这篇大批判文章有什么特点呢？概言之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混淆时间顺序，以便以“现实阶级斗争”找寻依据，无限上纲，硬给作者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姚文元的画龙点睛要害之笔在文章的结尾。他说：“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退田’、‘平冤狱’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结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对于姚文元的谬谈，已经有很多人作过详细的批判，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姚文元为了强加人罪，连起码的时间顺序的逻辑也不顾了。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从1959年秋酝酿起草，中间七易其稿，到1960年底才定稿。原名《海瑞》，后接受老友植物学者蔡希陶的意见，认为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他当江南巡抚时的一段，才改名为《海瑞罢官》。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姚文元也承认是发生在1961年之后，那么，以前写的剧本怎么能成为写成后才发生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呢？这真是荒唐的逻辑！
这篇文章由于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的导火线，它的影响所及远远不只是学术界。首先是株连古人海瑞及有关人等。由于“海瑞罢官”宣扬的是明代的清官海瑞，所以凡是与海瑞有关的一切都遭了殃。北京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由于主演《海瑞罢官》，而遭批判污辱饮恨而亡。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也由于主演《海瑞上疏》而犯了“反革命”大罪，受尽凌辱含冤死去。所有写过有关海瑞的文章、故事以至连环画一类作品的一干人等，无一幸免。甚至已经死去近四百年的海瑞本人葬于海南故乡琼山的坟墓，也遭到红卫兵的挖毁，暴尸白骨，破坏无遗。
其次是株连到所有表态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故意设下圈套，让《文汇报》开辟专栏，展开所谓学术争鸣；同时邀请在沪的著名专家学者座谈，“引蛇出洞”。结果又使一大批人上当。像上海著名历史教授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均遭批判，有的还被迫害致死。甚至连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信的一般读者，张春桥也一个都不放过。三千多封读者来信被逐一转到来信作者的所在单位，使这些人也都蒙受了各种灾难。
再次，扩大范围，无限株连。由于《海瑞罢官》是讲述历史上的清官因坚持正义而遭贬谪的故事，被诬指为替彭德怀翻案，于是由此而引申，凡是讲述中国历史上类似清官故事的文章著述，一律都与“为彭德怀翻案”联系起来，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牵入一场空前的大文字狱中。如《羊城晚报》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李世民与魏征》的文章也遭到批判，如此等等。可见，姚文元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危害是何等广泛而严重。
“金棍子”疯狂制造“三家村”冤案
第二篇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发表于1966年5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人民日报》和其他很多报刊都作了转载。这篇文章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是为了配合党中央正在召开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打倒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而作炮火攻击的。当然，也是同前两天，即5月8日发表于《解放军报》上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南北呼应，互相配合的。
由于这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半年前，全国已经是硝烟弥漫、乌云滚滚，所以姚文元也就脱去了第一篇文章中那种可怜的一点点学术伪装，赤膊上阵，不加任何掩饰地抡起棍子猛打。《评“三家村”》一文一开头就指名道姓，棍帽齐下：“《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
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就这样，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杂文，就变成了当时属于头等罪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弥天大罪。
文章的结尾发出了煽动性的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这里已经十分明白地暗示，批判“三家村”绝不只是要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而是要摧毁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这个“大黑店”。而且不止于此，文章还说：“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真是好大的口气，好大的气魄！姚棍子的口气和气焰的升级，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秉性问题。他只是一个政治晴雨表。这种升级正好是江青一伙在中国政坛上急骤上升、气焰嚣张的一种反映。
“三家村”冤案的直接后果是邓拓自杀，以死相抗。吴晗冤死狱中，他的夫人历史学家袁震被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也被捕惨死，一家四口只剩吴彰一个小男孩。廖沫沙在狱中受尽折磨，终于看到“四人帮”倒台，得以重见天日。至于全国因“三家村”而遭株连的各色人等，难以计数。
挖“黑线”，周扬等文艺界前辈被害
第三篇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转载于全国各大报。这篇文章以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所谓“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为靶子，直接目标是贯彻江青挖“文艺黑线”的方针，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也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和延安文艺的巨大成果。而在客观上更广泛的意义，则是配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发端的全国全面夺权，为造反派夺取党政财文大权制造理论依据。
正是为此，姚文元在一开头就把批判周扬的意义估计得十分重大。文章说：“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请看，这就绝不只是周扬个人的问题，也不限于“‘文艺’黑线问题”，而是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不只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而是要“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可见，姚文元的口气是非常之大，野心也是不小的。
那么，他如何评价周扬这位理论文艺界的前辈和权威呢？对于姚文元来说，这并不复杂，也不需要讲任何理由，直截了当地戴上“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就是了。反正当时的周扬已成为“阶下囚”，没有答辩权；别人谁又敢出来说话？即使有人敢说又有什么报刊敢发表呢？因此，姚文元说什么就是最高判决。
他说：“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断章取义、篡改历史的所谓分析批判。
如今的青年人不了解当年的“革命大批判”是什么货色，如果有兴趣的话，倒不妨读一下姚文元的这篇大作。那真可以称作是“现在和今后识别棍子加帽子的‘革命大批判’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姚文元是靠批《海瑞罢官》起家的，这里也没有忘记把周扬同演海瑞戏联系起来。他说：“1959年，他到处宣扬‘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就是周扬。”
事实真相是，1959年在上海会议上首先提出要学习和发扬“海瑞精神”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扬，吴晗正是听到胡乔木传达的毛泽东指示，才应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以至写剧本的。周扬自然也是自以为是在宣扬毛主席的指示，哪里会想到竟成为姚文元笔下的反党合唱总指挥呢？这段历史真相今日已广为人们所知了，这里也就不需要多说了，只是可以从文中看到姚文元的蛮不讲理和歪曲史实。
姚文元批周扬，并不是专打一个人，而是为了“挖黑线”，打击文艺界的一大片。对这点文章中并不隐讳。文章说：“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个黑线之内的人物。”这被点名的12个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不熟悉，但他们可都是活跃于30至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的名人。例如：
胡风（1902—1985），前边已经说过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他长期以来都是周扬的对立面，这里把他列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大概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吧！
冯雪峰（1903—1976），30年代初在上海曾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曾任上海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冤案得到昭雪。
丁玲（1904—1986），是20年代就在中国文坛上显露头角的著名女作家。1952年她创作的以描述土地改革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建国后她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1955年被定为反党集团分子而遭到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得平反。
田汉（1898—1968），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30年代初他曾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抗日时期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抗战戏剧》、《戏剧春秋》等刊物。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四条汉子”的成员，被迫害致死。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阳翰笙（1902—1993），著名的剧作家。大革命时曾任北伐军第六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他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抗战时期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上海戏曲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等。建国后他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党组书记等职，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1979年后得到彻底平反。
邵荃麟（1906—1971），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工作。1934年他任上海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传部长，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出狱后，在桂林从事文化界抗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赴香港，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书记。建国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是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
上边已经写了六个人，其他六个人，艾青是著名诗人，秦兆阳是著名作家，林默涵是文艺批评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齐燕铭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是著名剧作家、中国电影界的祖师爷，陈荒煤是文化部的电影局长。总之，这12个人都是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情况也各不相同。可是，姚文元却一棍子把他们统统打入一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他们都悲惨地倒在了姚文元的大棍之下。而且他们每个人倒下之后，都要株连到一大批人。这大概就是“革命大批判”的无比威力吧！
万字长文攻击陶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