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文化认同的核心思想观念，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早在汉代，经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家国同构”的观念，认识到家和国之间具有着极为相似的精神实质。因为家是国的缩影，而国则是家的放大，将适用于家庭的道德伦理的规范推之于天下，无非是在更大的范围中重复着家的构想。明代皇帝正是从家这个社会细胞开始，借助敕封碑，将这种观念遍布天下，以“朕之爱民甚矣，即遐陬僻壤，如在宇下”的胸怀，以“人臣有劳于国，朝廷必宠其家”为实践方式，注重人伦。借助敕封碑以情动人，拉近了君臣、个体、家庭及宗教信仰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将皇帝的浩荡恩德广及率土之滨，向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展示明代帝王的君父形象。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在封建大一统文化社会背景下，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与人伦道德意识的新的契合，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对伦理、政治、道德、宗教一体化思想的认同与归属，从而加速少数民族融入多元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轨道。
三、嘉靖皇帝《敬一箴碑》的解读
(一)嘉靖皇帝个人修养的剖白
在明代帝王中，嘉靖皇帝这位处于中国历史中近古转折时期的君王，即位不久，便向天下公开剖白了个人修养心得。嘉靖五年(1526)大理太和县儒学院刻立嘉靖皇帝的近千字的“主敬协一”的箴言，名为《敬一箴碑》。《敬一箴碑》中，嘉靖皇帝不但在理论的层面探讨了“敬”与“一”的关系，而且进一步从“修己以安天下”的政治理想出发，将个人修养的“敬一”境界与国家的太平相关联，号召天下以“主敬协一”为个体修养的旨归，为社会和睦尽一己之力。全文情辞恳切，平易谦和，娓娓而谈。
在“敬一”理论层面的探讨中，嘉靖皇帝首先对“敬”与“一”进行了解说。碑言：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谓也。
一者，纯乎理而无杂之谓也。
这里，“存其心”即保持心志，而“不忽”意谓不疏忽，所以“敬”的含意就是内心不为外物所干扰诱惑。“一”指的就是“纯乎天理”，强调对事理的执著专一。嘉靖皇帝对“敬”与“一”进行解说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修养“敬”与“一”的具体做法。
一是，修“敬”要分步骤而行。碑言：
其先务又在虚心寡欲，驱除邪逸，信任耆德，为之匡辅，敷求善人，布庶位，斯可行纯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煕之至治也。
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闲居。省躬察咎，儆戒无虞。
嘉靖皇帝认为修“敬”的第一要务是“虚心寡欲，驱除邪逸”，即要排除内心杂念，清心寡欲，把心态调节好。要善于听取耆老、善者的劝诫，匡正自己。同时强调“怠慌必除”，即一定要排除懈怠和心神不定，如在郊祀时要做到恭敬和诚心，宗庙祭祀时要严守孝道之礼。言“肃于明廷，慎于闲居”，“省躬察咎，儆戒无虞”，则提倡在公众场合态度要严肃，而闲居要修养慎独之功。另外要善于多反省自己的缺陋过失，严格要求自己。
二是，嘉靖皇帝认为达到“一”之境界，要做到以下的方面。碑言：
曰一惟何？纯乎天理。弗参以三，弗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已。圣贤法言，备见诸经。我其究之，挥善必精。左右辅弼，贵于忠贞。我其任之，鉴别必明。
首先要以天理为尚、言行一致，具体说来就是每日都要“静虚无欲”，这与修“敬”时要做到“虚心寡欲，驱除邪逸”是相通的。另外还要研究“诸经”，领悟“圣贤法言”，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前贤的著作加深自己的修为，以明鉴之心辨别是非曲直。
其后，嘉靖皇帝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敬一”的重要性。碑言：
元后敬则不失天下，诸侯敬则不失其国，卿大夫敬则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则不失其身。
作万民之君，一言一动，一政一令，实理乱安危之所系。若此心忽而不敬，则此德岂能纯而不杂哉。
斯可行纯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
在嘉靖皇帝看来，对于帝王来说，做到“敬一”，可以“不失天下”；对诸侯而言则可“不失其国”；对卿大夫来说能“不失其家”；对“士庶”而言可“不失其身”。嘉靖皇帝特别指出由于帝王的“一言一动，一政一令”乃“实理乱安危之所系”，帝王“心忽而不敬”，就无法使德行“纯而不杂”，势必影响君王的社会模范和导向作用，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结。随后，嘉靖皇帝现身说法，向天下坦言自己修养“主敬协一”的实践。碑言：
至于独处之时，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诸事至物来，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协。所以尽为天之子之职，庶几忝厥祖厥亲。由是九族亲之，黎民怀之，仁泽覃及于四海矣。朕以冲人，缵自丕绪，自谇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尽持敬之功，以驯致乎一德。
“思我之咎何如”，“思我之德何如”，可见嘉靖皇帝自言平时以“敬一”为准则，对自己的德行进行深刻反省。同时不断勉励自己“改之不吝”、“勉而不懈”，积极完善自我修养境界。“凡诸事至物来，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协”，则言其力求做到外在干扰袭来时以“敬一”为念。以”敬一“为准则，嘉靖皇帝自诩“尽为天之子之职，庶几忝厥祖厥亲”，认为做到了天子应尽之职责。因而“九族亲之，黎民怀之，仁泽覃及于四海矣”，“可行纯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也”，实现“王道”之治，国家亦太平雍熙。这里，嘉靖皇帝将个人“敬一”的修养与国家的宏观大局相联系，强调了君王个人修养达到“敬一”的境界与国家兴旺的密切关联，可谓眼界广阔，气魄宏大。
嘉靖皇帝主张“敬一”的个人修养境界，与宋代理学家对“敬”与“一”的理论探讨一脉相承。宋代二程认为“主敬”、“主一”是达到“去人欲，明天理”人生境界的修养方法。二程对“敬”、“一”的谈论颇多，略引如下：
伊川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
昔吕与叔尝问为思虑纷扰，某答以但为心无主，若主于敬，则自然不纷扰。譬如以一壶水投于水中，壶中既实，虽江湖之水，不能入矣。
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
第一段中，程颐对“敬”、“一”进行简明概括，后三段话则细述之。第二段话中，二程将“主敬”比作放入江湖中的一壶水，可以避免思虑纷扰。第三段话中，二程言“主一”就是心思不会左右摇摆，而专注于内在的把持，并强调了这对学者尤为重要。第四段话中，则是具体探讨了学者修炼“敬”与“一”，从而实现“明鉴”之境的话题。
联系这四段话可知，在二程看来，要达到“主敬”就是要求拋弃外在闻见的影响，排除思虑，像佛教徒一样的“坐禅入定”，不为外物所引诱。“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因为人不能不接触外物，也不能没有思虑，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注意力，时常去掉常人之欲，这就是“敬”。用“敬”来“涵养”修炼心性，坚持不懈，“久之自然天理明”。“主一”就是没有私欲杂念，内心专注，以保持内在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以虚静之心常存性理和道德的严整自律。
朱熹继承前人“主敬”、“主一”的学说，肯定了两者对个体修养的重要性，并将“敬”的内涵明确阐发为“畏”。朱熹言：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敬，只是一个“畏”字。
曰：遇事临深履薄而为之，不敢轻，不敢慢，乃是主一无适。
第一段话中，朱熹言“敬”就是“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讲求内心的专注与纯一，不能随意放纵心智。第二段、第三段话中，他明言“敬”是“谨畏不放逸耳”、“敬只是一个畏字”，提出“敬”中还有小心谨慎之意，对“敬”的理解注入了新的内涵。同时，其言“遇事临深履薄而为之，不敢轻，不敢慢，乃是主一无适”，强调“主一”就是处事不能轻慢，而是要如履薄冰，以谨慎为主，在“主一”的内涵中还融入了敬畏之意。朱熹临逝前《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的诗言：“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诗中朱熹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履薄临深”，道出了他一生心存敬畏、谨慎行事的人生态度。
许衡言：“君子因道不可离，心里常存敬畏于那目所不睹之处。虽是须臾之顷，亦戒慎而不敢忽。于那耳所不闻之处，虽是须臾之间，亦恐惧而不敢慢，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道于须臾也。”亦认为“主敬”是人性修养的要务。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心中常存敬畏，时时事事心存敬畏，那就离道不远，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心如明镜止水”的精神状态。而处于这种最佳精神状态下的人，便不会受到任何物欲的支配，其行为也就“无往而非善”，步入善的境界。
回观嘉靖皇帝的“敬一”之说，既吸收了宋明理学家关于心性修养学说的精华，同时又立于王者的高度，将个体的“敬一”修养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治世理念结合，以天下人修养“敬一”实现“内圣外王”政治理想，其“敬一”之论，为寻求家国同构的治世理念寻找到了新的切入点。
《敬一箴碑》中，嘉靖皇帝以帝王之尊向天下发出了修养“主敬协一”的号召。其言：咨尔诸侯，卿与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谟。主敬协一，罔敢或渝。以保禄位，以完其躯。古有盘铭，目接心警。汤敬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圣。庶几汤孙，底于嘉靖。
这里，嘉靖皇帝积极号召诸侯、大夫、士庶都要“一遵斯谟”，将“主敬协一”视为国策推行，明言这是为官者、为民者“以保禄位，以完其躯”的重要保障。这一号召得到了新兴的白族士子阶层的热烈回应。
(二)白族士子阶层的响应
嘉靖四十三年（1564），《大理府卫州县历科进士题名记》碑立。碑言：“皇上敬一辑熙，道久化成。”对嘉靖皇帝“主敬协一”理念，大加赞和。随后，碑文详细叙述了大理士子在嘉靖年间参加科考的盛况，其目的乃“以辅我皇明雍熙泰和之治者”，以此说明白族士子阶层通过积极入世，为嘉靖皇帝倡导的“雍熙泰和”的社会做出贡献。碑言：
西南多士，彬彬奋庸，况内地乎。大理进士，自永乐壬辰，迄今嘉靖庚戌，杨荣而下，凡三十有三人。比诸列藩名郡之盛为不足，较诸滇省各郡之第，亦庶乎其不乏。
从这段话可知，从永乐至嘉靖，大理士人科考高中者居云南的榜首。白族士子通过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众多。这些白族的士子“为院副，为部属，为科道，为寺司，为藩臬，为守令者，咸有焉，官之备也”，可谓人才济济。碑言：
大理虽在僻远，士之登进者，皆遘逢泰运，砥砺树立，与天下同也。岂风壤所能拘乎哉。然进士每科，皆上命辅臣为题名记，勒诸琬琰，树之贤关，其荣幸矣至矣。兹复于其郡而题焉者，抑岂赘为哉。题之国学者，观会通以为天下瞻也；题之乡学者，具文献以为一方象也。合之皆所以励熙载，昭鉴诫也。……今新作而历考无遗，仍留左方，以俟将来。不惟永一郡甲第名氏之传，抑以昭圣代车书一统之盛，于以励诸誉髦，感发思奋，以为邦家之光者，未艾也。同上。
这段碑文透露出撰者对大理举业欣欣向荣的自豪。表达出撰者殷切希望后学能够继续努力，超过前人，将这种良好的士风传承下去。该碑序文之后列永乐至嘉靖进士题名37人。其后又在碑后补刻勒隆庆、万历科题名9人。
第五节 清代——封建大一统的深化：“家学同构”
清代对云南的政策主要承袭明制，政治上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经济上着力发展封建地主经济，文化方面则加强汉文化的影响，云南各民族进一步融入到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
清代留存大理的帝王碑主要为训饬士子的圣旨碑和敕封碑。圣旨碑有2通，是专力针对士子群体的学习而发，将官学学风的培养与国家的发展相联系，积极训导士子以立德为先，视培养士子端正的道德品质为重中之重，倡导士子学以致用，注重实践。敕封碑一共有9通，通过皇帝对家庭与个人的旌表，宣扬了儒家道德伦理的价值观，突出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人生的重要影响。清代的帝王碑从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维度，强调了教育对士子成才、国家发展的重要社会意义，彰显了清代帝王“家学同构”治世思想的时代特色。
一、清代帝王训饬士子碑
清代帝王的“训饬士子文”主要集中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皇帝首发《训饬士子文》，倡导端正的学风、士风。雍正皇帝发表《雍正训饬士子文》，承袭了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的思想，进一步对士风提出了八条原则要求，从学风与国家发展的角度，明确“家学同构”思想的重要意义。乾隆皇帝则重申雍正皇帝训饬士子的八条规定，并将之刊布于天下。
(一)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碑的解读
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碑，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立于大理府太和县文庙。文中，康熙皇帝开宗明义，强调了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随后针对当时学风不振的现象，明确提出了端正士风的要求。碑言：
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临驭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近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
碑文开篇言“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充分肯定了学校在培育人才、实施教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言自执政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尊师重教，积极发展学校教育。然而，士林中的不良风气，实在有违“风教修明”之旨。紧随其后，康熙皇帝列举了不良士风的种种表现。碑文言：
子衿佻达，自昔所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己多衍。或蜚语流言，胁制官长；或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猾，欺弧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顷乃标榜虚名，暗通声气，寅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进取。嚣凌腾沸，网利营私。种种弊情，深可痛恨。
康熙皇帝首先从士子的内在修养谈起，明言如果品性不贤淑，而是佻达轻浮，那么行为必多弊病，如“蜚语流言，胁制官长”，“隐粮包讼，出入公门”，“唆拨奸猾，欺孤凌弱”，“招呼朋类，结社要盟”。或是传播流言蜚语，挟制官长；或是为了一己之利，不按章程办事，干涉官府公务；或是教唆奸猾之徒，欺压他人；或是结党营私，非法结社。这些都是士子不端的行为。而在科举考试中，士子中不乏“标榜虚名，暗通声气，寅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进取。嚣凌腾沸，网利营私。”可见士子为了科考博取功名，不学无术，吹嘘名气，不务正道，或者在科考中营私舞弊，做派不正。康熙皇帝深觉如此不良的士风“深可痛恨”。在他看来，导致现状的原因是“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因为官员的失职。但根源在于“亦由尔诸生积锢已久，猝难改易之故也”，因为士子本身积弊已久，难于改变。
因此，康熙皇帝为了倡导端正的学风，对士子进行了严厉的训饬，明确提出了学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