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1886年10月7日，袁世凯又向朝鲜国王李熙呈送了《喻言四条》，《时弊十款》的政策建议书。袁世凯竭力强调朝鲜必须尊奉清政府为宗主国绝对权威和地位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的根据，斥责朝鲜背清离华的倾向。
袁世凯驻朝期间强化政治控制。首先是维系中朝宗主关系的传统仪式，袁世凯指出“朝鲜既为华属，则驻韩华员谒见韩王各仪，自应与各友邦使员有别。因此以尊上国之体制，亦所以别属邦之名分，礼势宜然也”（38）。袁世凯对朝鲜挑战清王朝宗主国地位的行为，采取了高压政策。如发生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赵太妃赐奠事件。1890年5月，“历事四朝、倾向慕华”的赵太妃逝世，根据惯例朝鲜应当派遣讣告使来华。但朝鲜却迟迟未派讣告使，袁世凯以“明彰体制、宣示各国”催促朝鲜按规行事。（39）在袁世凯的一再催促之下，朝鲜才勉强派承旨洪钟永为讣告使来华。清廷遂派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王母妃正副使。当续昌与崇礼抵达汉城之后，朝鲜方面在美国驻朝大使的挑拨下要求取消“郊迎礼”（即清廷派出的钦差使臣，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出城迎接），致使续昌与崇礼“不入汉城”，甚至一度出现“美提督兵船来仁，各国亦纷纷调兵”（40）的僵局。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唯韩为华属，乃请外兵自卫，华如不问，是自弃其主权矣。”（41）建议“调水师赴汉城代为保护”。袁世凯的强硬立场，不仅使“美兵撤退”，而且最终迫使朝鲜国王亲自出城迎接两位钦差大臣。
袁世凯在朝鲜扶持尊奉清朝为上国的事大党，并以此达到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目的。1885年5月，李鸿章采纳日本外相井上馨的建议，劝朝鲜国王重用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事大成员，（42）结果未被接受。袁世凯赴朝之后，第一步就是向朝鲜国王施加压力，使其起用金允植等人。在袁世凯的扶持之下，继金允植之后，徐相雨、赵秉式、赵秉稷等事大成员相继入主外署，成为事大党的领袖。而在近臣方面，袁世凯也见机行事，大加笼络，洪在羲、郑秉夏、闵泳骏等相继成为亲华势力的骨干。袁世凯之所以能在朝鲜呼风唤雨，甚至被后人冠以“监国”的头衔，与事大党势力的强大不无关系，并使中朝宗藩关系得以维持。
袁世凯对朝鲜派出驻外使节进行干涉。自大院君还朝后，闵妃集团就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威胁，对清廷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在国外势力的诱惑下背清离华寻求自主意识渐浓。在1886年，美国署任驻朝公使福久煽动朝鲜向各有约国家派遣全权公使。在福久离任后，继任的德尼又多次煽动朝鲜国王向各国派使。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于1887年决定向各建交国派遣使节。于1887年8月18日正式任命朴定阳为出使美国全权公使，沈相学为出使欧洲五国（英、德、法、俄、意）全权公使。根据国际惯例，全权公使是二等使节，而当时清政府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驻办公使，为三等使节。袁世凯认为朝鲜的这一做法，是对中朝宗属关系的漠视。因为在外交场合，各国使节的位次一般是依外交使节的等级确定的，朝鲜派出全权公使，目的就在于将其置于比中国使节更受尊重的地位。袁世凯认为这将有碍清政府宗主国体面，随后主张采取限制的措施，建议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外使节“无论韩何项使臣，概与华大臣用呈文，往来用衔帖，华大臣用朱笔照会”（43）。
此后，袁世凯还多次向朝鲜政府提出，派遣驻外使节应商请中国同意，即先咨报后派遣。朝鲜政府则以互派使节是朝鲜与各国所订条约的内容之一，条约“既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44）。而且向来派遣使节，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为由一意孤行。袁世凯对此加以驳斥，清政府也同意袁世凯的意见，电谕：“朝鲜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俟允准后再往，方合属邦体制。（45）”李鸿章则进一步要求朝鲜所派使节只能是驻办公使，即三等公使，不能用“全权字样”（46）。朝鲜政府则以派使问题早已由外署知照各国使臣，现在另改使节等级，多有不便为由，要求仍沿用全权公使，等“报聘”之事完成后即刻调回，只留参赞代理馆务。李鸿章见阻止不成，以“三端”作为附加条件加以限制，“三端”的具体内容是：（1）韩使初使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2）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3）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在承诺遵守“三端”之后，朝鲜使臣朴定阳于11月12日才获准赴美。但是，朴定阳抵达华盛顿之后并没有先到中国使馆“报到”，以“未奉明文”为由，拒绝由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引见，直接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袁世凯得知消息之后，立即照会朝鲜政府，就朴定阳声称“未奉明文”一事提出抗议，要求朝鲜政府立即致电朴定阳遵守“三端”。清政府也随即电谕：“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着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47）在袁世凯再三催促之下，朴定阳才于1888年11月称病离职。朴定阳回国之后，朝鲜国王拟提升其为外署督办，因袁世凯坚持追究其违章之罪，国王未能如愿。
袁世凯驻朝期间加强对朝鲜的海关控制。朝鲜海关成立时，即归属清朝海关管辖，而保证中国顺利控制朝鲜海关的关键是掌握朝鲜税司的任命权，这虽然不属于袁世凯的职权范围，但他深知海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咨请北洋大臣“代聘贤明练达人士”到朝鲜指导商务与外交，李鸿章遂推荐德国人穆麟德赴朝，会办朝鲜商务，指导朝鲜外交。穆麟德因策动韩俄密结被撤职后，滞留朝鲜拟另谋新职务，袁世凯再度入朝之后，为排除这个不合作因素，极力驱赶穆麟德离朝。（48）穆麟德去职之后，其职位由总税务司赫德遴选海关总署的美籍副税务司墨贤里接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墨贤里在其任期内认真奉行中朝海关联合的使命，大力整顿朝鲜海关。朝鲜海关受外署统辖，而外署一直由与袁世凯关系甚密的事大党成员把持，因此朝鲜海关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势力控制之下。
袁世凯驻朝期间注重发展朝鲜的商务。袁世凯在对朝商务发展上所采取的引导华商东渡、对华商予以扶植和保护、努力争取开通商船等措施无疑推动了中朝商贸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1882年，中朝签订《水陆贸易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朝鲜商民贸易章程》，再加上袁世凯及陈树棠等人坐镇汉城，中朝商务往来才渐渐活跃起来。袁世凯对发展中朝商务更是不遗余力，他曾集中力量扩张汉城与仁川的商务——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并尽力招来华商。袁世凯还利用手中的特权，“立董事、设巡警以为维持，凡提倡保护之方，无不竭力经营”。（49）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中朝商务取得飞速发展：在朝华商从1885年到1893年的8年间，人数由188人增至2182人。（50）中国对朝贸易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打破了日本垄断对朝贸易的局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朝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日本对朝鲜进出口总额的2.33%，到光绪十八年，已达到45.58%。其中对朝鲜输入额，从光绪十—年的22.74%，上升为80.43%，几乎可以相匹敌。（51）华商对朝贸易的迅速扩大，与袁世凯对华商的积极扶植和提倡有密切的关系。
袁世凯驻朝期间加强控制朝鲜的电报业务和航运。电报作为近代化的通信手段，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关系政治与军事。袁世凯作为军人已在朝鲜驻防两年多，深感通讯不便之苦，他在致陈树棠的信中叹道：“孤军海外，输运文报每月余不达，奈何，奈何！”（52）到袁世凯正式使韩以后，就十分重视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以及控制管理权问题。袁世凯曾力劝朝鲜政府架设釜山至汉城的电报线，并交中国施工、管理。（53）并约定朝鲜向中国的电报线“借款未清之日，一切局务仍由华员主持，秉承汉局总办，以一事权”（54）。李鸿章对于架设电线可“免驿站之迟误，而省驻防靡费”的说法颇表赞同，加之出于防止日本垄断朝鲜的电报业务，并进一步加强对朝鲜控制的战略考虑，遂令督办电报局盛宣怀等商议筹办。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1885年7月17日）中朝签订《中朝电线条约》。该条约规定：（一）中国电信局贷款十万两给朝鲜，架设义州线（由奉天凤凰城经义州直达汉城），自通报起五年以后，分二十年还款，每年归还五千两（不计利息）；（二）朝鲜政府订定借款未清之日，仍由中国电局代为管理；（三）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在朝鲜地面海滨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扩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等等。《中朝电线条约》不仅明确规定了由中国电局架设与管理义州线，而且确保了清政府在朝鲜的电讯控制权。
中朝之间的商务交通往来，一直以陆路边境的“使臣贸易”和定期“互市”为主，直到壬午年间《中朝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之后，中朝间的水路贸易才逐渐开始有了正式的航线。而日本方面则借助频繁的朝日商贸，对朝航运事业突飞猛进，几乎形成了垄断之势。袁世凯驻朝以后，针对日本在朝鲜的贸易独占状况，大力拓展中国在朝商务以与之竞争。随着袁世凯的努力，中朝间商业往来逐渐兴盛，日本轮船公司倚仗在朝鲜远洋航运上的垄断地位，与中国商民之间纠纷不断。中国商民常受其苦，遂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也因此对日本大为不满。为了打破日本的航运垄断，更好地推进中朝贸易，抵制日本的贸易独占，同时也为了反映华商要求政府自辟航线的民意，袁世凯于1887年向李鸿章进言振兴中朝商贸，必须先从重振中朝航运入手，建议重辟中朝航线仁川、上海间的航线（通称仁沪线）。李鸿章乃委令江海关道龚照瑗与盛宣怀等共同商议，并请赫德协助，最终商定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由江海、东海两关每年拨发一万二千两，华商亦出资相同数额），派广济轮，每隔二十天左右行驶仁川一次。该轮于1888年2月中旬试航，至1888年4月17日正式开航，仁川至上海从此有了定期航线，“方是期年之间赢利二万，商旅大便”（55）。
中朝航线开通以后，袁世凯又利用较优越的政治条件，开辟朝鲜内河航线，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筹议成立在仁川到汉城之间航行的中国小轮船公司，抵制外国人对朝鲜内河航行权的觊觎。光绪十一年（1885年），德国世昌洋行利用对韩贷款，曾取得漕米运输权一年。（56）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人亦曾托税司史纳机商请韩外署，准予内河航行权，（57）遭拒绝后，又用朝鲜人的名义，开辟了仁川汉城间的航运。袁世凯积极竞争，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终于利用朝鲜要求贷款的机会，向朝鲜政府提出“华商集股购驶小轮，作为韩接运船”，“来往仁川、汉城及沿江各处”。（58）朝鲜国王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且规定韩国漕运不许再与他国定约。
袁世凯驻朝期间在朝鲜实行的干涉政策，是以强化和维护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为根本目的实施的对朝鲜内政外交全方位的干涉。而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虽然轻举妄动，但有才干，有功劳，任劳任怨；经过屡次训饬，意气已平，尚能慎重自持；熟悉情况，纤毫必报，牵制李熙非他不可，处理朝鲜问题离不开此人，“通品”之才难求。1890年（光绪十六年），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奏补浙江温处道。
六、甲午战前的较量
袁世凯在朝鲜为强化两国间宗藩关系、巩固国家东方防卫，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干涉政策。在袁世凯的坐镇监控之下，朝鲜内政外交始终没有摆脱中国的干涉，引发了日本对中国完全排除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危机感，刺激了日本控制东亚的野心。甲午战争之前，围绕着开战借口的取得，中日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较量。
日本虽于“甲申事变”后迫于三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和东亚严峻的国际形势，暂时放弃了对朝鲜的直接干涉。但是日本并未放松对朝鲜的经济侵略，也没有放弃在有利条件下对中朝两国关系的离间。为了最终一举实现荡平中朝两国间的暧昧关系，日本虽暂时搁置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争议，甚至为防止朝鲜落入欧洲殖民主义者手中而一度怂恿中国出头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袁世凯在朝鲜强化和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时，日本又时刻警惕，并不断寻找机会予以牵制。特别是袁世凯驻朝期间从内政外交各方面展开对朝鲜控制并且这种控制表现出明显的针对日本的苗头时，日本的危机感逐渐增强。尽管壬午年、甲申年日本在朝鲜遭受了两次军事上的失败，也曾迫于实力和国际局势谋求过中日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显然包藏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实际利益和对中国用心险恶的算计。
袁世凯在朝鲜排日政策的展开，虽然有壬午年、甲申年交恶仇隙的因素存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担忧日本从侧面控制朝鲜。在袁世凯看来，日本的商务扩展绝不仅仅只是商务这么简单，而是带有某种长远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毫无疑问会对中国不利。袁世凯鉴于日本“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蓰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徒为今日计”（59），为进一步抑制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竭力培植亲中派，孤立和排挤、打击亲日派，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杀亲日派头子金玉均，“遇事挑唆”日朝关系。（60）
而袁世凯在朝鲜对日本的防范和限制虽然是出于巩固国家东方防卫，并无进图日本的打算，但是早已将中国视作假想敌的日本却并不以为然，甚至因此将中国视为对自己扩张国家权益的威胁而必欲加以铲除而后快。清政府受日本入侵台湾和吞并琉球事件的刺激，为加强海疆防卫而一举实现海军的建立和扩展也被视作对日本的威胁。而1886年夏天“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发生期间，李鸿章应袁世凯请求秘密派人赴朝鲜调查，准备对朝鲜国王实施废立事件的发生，更是刺激了日本敏感的神经。本来在朝俄密约事件中一度积极支持中国排除俄国在朝鲜势力的日本，也因之态度大变。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无疑是日本对清朝中国在朝鲜居于主动地位而自身却无所作为这样一种愤懑的发泄。当时清政府为促进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派出北洋水师巡视朝鲜的东西海岸，因“定远”、“镇远”两舰吨位过大而中国没有深水船坞，不得已赴日本长崎修理。然而中国军舰的到来，却被视作中国以优势海军向日本的示威。在8月13日上岸购物的中国水兵与日本警方发生偶然冲突后，受到刺激的日本警方于15日晚乘中国水兵再次上岸时制造了使中国官兵死伤惨重的又一次冲突。（61）此后两国间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展开了长时间的外交交涉，日本始终采取回避和拖延的策略，甚至“拒不认错，反以‘将来恐致失和’恫吓中方，并进行军事准备”，直到中国在外交上作出适度的压力和让步，才得以“伤多恤重”、互相赔偿为原则最终解决。尽管事件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获得了较为体面的解决，但它的发生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危机感。“长崎事件”之后北洋舰队已成为日本最关注、最警惕的清朝战斗力量。
袁世凯在朝鲜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朝宗藩关系的策略，无疑时时刺激着日本，日本为自己的势力可能被彻底地排挤出朝鲜而感到危机和恐慌。然而在战争的准备工作彻底完成之前，日本不会轻易与中国开战，它只需要宣示保留对中朝宗藩关系的态度即可。袁世凯在朝鲜表现出的强势却让日本的危机感日渐上升，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以尽快与中国一战的紧迫感愈来愈强了。
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之后，日本原拟借机大肆要挟扩大在朝利益，然而清朝的迅速出兵打乱了日本的计划。“甲申政变”中日本汲取了壬午年间军事上落后于中国的教训，借中法战争之机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发动政变，直接参与军事政变，却仍因袁世凯的果断出击而再告失败。虽然此后日本凭借外交手腕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捞回了军事上的失利，但事后对于朝鲜事件的全局进行检讨时，却不得不承认自身在军事上相对于中国的弱势地位。而此时的朝鲜，早已经成为西方列强争衡的焦点，英、俄之间的争夺尤烈，英国和俄国先后策动的“巨文岛事件”和“朝俄蜜月”，进一步扩大各自在朝侵略利益。
为了应对严峻的朝鲜局势，避免朝鲜落入列强之手，日本决定利用清廷对朝鲜的宗藩关系要求对英、俄两国予以牵制，让清廷充当与列强交涉的马前卒，而自身则致力于军事力量的积累。日本不仅不再纠缠于中、朝间宗藩关系的有无和实质，反而积极鼓励清廷加强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同时则针对清朝的军事力量展开了有步骤的扩军备战。
在陆军方面，1885年3月，中日天津谈判尚未开始，日本即聘请德国参谋本部少校梅克尔担任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教官，以德国军制为模板确立了日本陆军建制和战略。5月，陆军又决定设置监军，以保证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立即率领由两个师团编成的军团出征，此外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陆军成为能够参加对外战争的军队。1888年，日本以适应对外战争为目标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镇台，代之以能够独立作战的师团。同时日本积极进行武器的改良和研发，并配备日本全军，逐步实现军事武器国产化，既定的扩军计划也大体完成，陆军已经拥有7个师团，兵力达12万人以上，此外还有10万预备兵力。
在海军方面，日本为了适应大陆作战，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立军港，第二年又开始建设吴和佐世保两军港，并在两地设置镇守府，准备对清作战。“长崎事件”后日本针对北洋舰队，大力发展海军。天皇在次年3月发布大力兴办海军的敕令，并决定拨出30万日元用于扩充海军军备。首相伊藤博文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为日本海防捐献资金，此后，日本各地掀起了海防献金热潮，半年之间，海防献金就达203万日元之多。1891年，为了试探中国北洋舰队的实力，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海军军备建设，日本主动邀请北洋舰队赴日访问。在顺利摸清北洋舰队的家底的同时，日本又成功地在民众中间渲染北洋舰队的威胁，引发日本举国的惊恐情绪，为政府增加海军军费、扩充海军舰艇提供了借口。当北洋舰队尚在日本期间，松方内阁即提出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价值5860万元的海军发展议案。第二年伊藤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1893年日本天皇再次发布敕谕，决定自此往后6年间，每年再拨30万日元，并抽出文武官员薪俸的1/10用于海军建设。日本还聘请法国著名造舰专家贝尔坦主持以打败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为目标的造舰计划。在贝尔坦的帮助下，日本随后建造了俗称“三景舰”的“严岛”、“松岛”和“桥立”三舰，三舰尽管吨位不足，却仍然配备了专门对付“定远”、“镇远”两舰的大型主炮。此外日本还建造了“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舰。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28艘、鱼雷艇24艘，联合舰队的规模已经大体具备。当1893年海军装备完成之后，日本便迫不及待地要在朝鲜挑起争端。
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朝鲜的政治已经腐败到极致，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儒学者鉴于内治的腐败和外交的困局，主张以改革内治抵制侵略。后来崔济愚糅合儒、释、道三教义理，创立了名为“东学道”的民间宗教性团体，具有反对西方基督“洋教”的民族主义色彩，朝鲜官府断定它是“邪教”而予以严禁。19世纪90年代初，东学道的活动与影响日益扩大。俄、法等国驻朝人员通知朝鲜官方，朝鲜不日将有乱，须要严加防备。东学道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却逐渐与下层民众相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1894年，因为不堪压迫，全罗道爆发了东学道徒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
对于东学党的变乱，袁世凯最初并不觉得有担心的必要，因为以东学道名义在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前后达40多起，始终没有形成规模，且朝鲜政府已经从江华岛抽调政府军前往镇压，随后又派洪启薰率领京军壮卫营前往招讨。袁世凯也派出“平远”、“苍龙”两船替朝鲜政府运兵，还派遣徐邦杰等十余人随军行动充当顾问。然而到了1894年5月，朝鲜官军屡次败于起义军的消息传来以后，袁世凯逐渐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在5月25日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匪已戕官据城，自应先剿后抚。而各兵畏缩，唯欲姑息了事，纵能解散，后患尤多。”（62）尽管之前袁世凯曾于年前东学党起义中拒绝朝鲜政府出兵代剿的请求，但是这时开始已经逐渐产生出兵代剿的想法了，闵泳骏也力主中国代剿，但是朝鲜政府害怕日本也借机出兵，反而不利，最终作罢。然而5月31日，全州失陷，朝鲜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向清政府求援，袁世凯于是致电李鸿章：“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同时指出：“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63）
袁世凯之所以最终决定提请李鸿章出兵代剿，与日本的蓄意欺骗不无关系。事实上经过十年的扩军备战，日本对华作战的准备早已完成，剩下的就只是寻找开战的机会而已，而且日本国内面临巨大变动的政局也使得伊藤内阁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国民的视线转移到反政府之外。因此早在东学党起义爆发之际，日本已将之作为改变东亚局势的大好机会，其驻朝使馆人员也密切关注朝鲜的状况和中国的动向。早在1894年5月22日朝鲜政府还没有就请求中国出兵代剿一事达成一致的时候，日本驻朝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濬原即向政府建议，为了防止清兵进入朝鲜导致局势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并维持两国间的均势起见，或者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入朝，或者采取其他方法，总之应该尽早确定计划。其后的6月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访也以询问“匪情”为名，向袁世凯试探中国出兵的虚实，并鼓动中国出兵代剿。同时郑永邦还针对袁世凯的疑虑特别表示对于中国的出兵日本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因此觉得出兵代剿一事已臻成熟，随后便致电李鸿章，报告朝鲜请兵的情况。3日，朝鲜政府正式备文请求中国出兵以后，杉村濬原再次向袁世凯确认了中国出兵的动向。因而在中国尚未正式作出出兵决定之前，日本已经全盘掌握了中朝两国的动向，随后在国内积极做好战争的动员准备，为在收到清政府出兵照会后第一时间大举出动作好了准备。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决定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淮军1500人赴朝，另派北洋舰队军舰两艘赴仁川护卫。1894年6月5日，在得到驻外使馆陆续发来的有关中国出兵的情报后，为了实现对中国战略上的主动，避免壬午、甲申年间落后的局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军队的召集，并令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二十名警察和三百名水兵立即乘舰返回朝鲜。7日，当中国出兵朝鲜的照会到达日本外务省后，日本立即通过驻中朝两国使馆宣布其按照朝日间《济物浦条约》规定准备出兵保护使馆的消息。得知日本的出兵，袁世凯立即派人向日本使馆询问出兵理由和登陆的时间、地点，并向来访的日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建议与大鸟圭介会商，此后又一度寻求外交团协助阻止大鸟圭介带兵进入汉城。然而袁世凯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日本执意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意图，为了避免对执行原计划的干扰，日本方面拒绝了袁世凯的会商提议。面对严峻的现实，袁世凯深感此次大鸟圭介的带兵返任，绝对不会是单纯的保护使馆那么简单。但是鉴于李鸿章等待调停的指示和大鸟圭介拒绝会商的现状，他也只好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尽力与日本驻朝使馆交涉。
然而不久大鸟圭介突然改变了对袁世凯的不接触态度。大鸟圭介态度的转变实由朝鲜的局势和此种局势下日本的外交处境所致。大鸟圭介此次带兵前来，不仅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也遭到列强驻朝鲜外交人员的非议，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为了缓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大鸟圭介不得不改变策略。于是在12日，大鸟圭介主动拜访袁世凯，使袁世凯得以实现连日来直接会商撤兵的要求。当日，双方就各自政府立场进行了试探性转达，初步达成各自阻止续派本国军队的意向。此后数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之间就双方已派赴朝鲜的军队安置问题、停止增派后续部队以及撤兵问题展开协商并一度达成协议，然而由于日本政府抱定开战的目的，大鸟圭介的谈判不过是奉命虚与委蛇以尽量争取准备的时间，并尽可能地拖住中国而已。14日，陆奥宗光以政府将采“改革朝鲜内政”的“断然措施”告知大鸟圭介，同时训示采取一切措施务必使日军留驻汉城，甚至代为拟定派员赴起义发生地调查并提供与和平状况完全相反的报告，以为日军的留驻提供根据。所以在15日协议条款完全确定只待签字的时候，大鸟圭介却以未奉政府明文为由加以拒绝，而此时日军却在源源不断地开赴朝鲜。
至此，袁世凯看出大鸟圭介并无和谈诚意，既然协议无望，袁世凯也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对于朝鲜问题的看法，力主增兵。他在18日致中国驻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的电报中指出：“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以大兵入我藩都，终将相机狡图。我如一振，日必自衰，唯兵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奈何。麾下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态度。”此时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中国方面的软弱和妥协对于事件解决的不利，尽管仍抱着避免战争的态度，但是较之李鸿章和清政府始终害怕刺激日本而一味依赖外交调停，他在抵抗决心上已经有所迈进。但是袁世凯对于此时的中日外交无法产生决定性影响，他所主张的“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争必开”的以战止战策略，（64）也始终得不到重视，因此袁世凯除了指导朝鲜外署据理力争并联合外交使团尽力调处外，别无他法。然而日本无意和平了结，外交使团的调解最终也无济于事。
本来袁世凯在和大鸟圭介的撤兵协议化为泡影之后，一度主张对日本示以兵威，6月20日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的会面让李鸿章坚持依靠俄国的调停，袁世凯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此后在朝鲜的大鸟圭介则以优势兵力先后以宗属问题和内政改革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试图寻找与中国决裂的借口。由于袁世凯始终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局势并没有直接恶化。大鸟圭介并不甘心，随后又进一步以所谓的宗属问题和朝鲜内政改革对朝鲜政府相威胁。鉴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又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袁世凯遂主张顺应日本的要求，实行朝鲜的内政改革。袁世凯在致李鸿章的报告中建议：“韩政乱根于闵，不除妃，断无从着手。日前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老臣，已三日，毫无动静。未便乘危勒逼，致与倭合，况纵能暂听，逾时必仍旧。如李昰应及此自振最妙，惜老无用。”（65）按照袁世凯的这一方案，似乎是要以顺应日本内政改革要求的名义，劝退诸闵，革除弊政，让大院君主政，在朝鲜实施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但是这一方案的提出，无疑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严重恶化的边缘时刻所想到的最后办法，也反映了他为挽救朝鲜和中朝宗藩关系的最后努力。但是，闵氏集团的坚决抵制和李鸿章的不以为然，让袁世凯在朝鲜策应李鸿章的最后努力徒劳无功。
而此时的袁世凯终于看透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心里已很清楚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他也深知战争迫在眉睫时应该采取的方法，那就是迅速调兵应对日本。在袁世凯发动政变的计划被李鸿章否定之后，他又数次急告李鸿章，请求迅速向朝鲜增派海陆军以加强实力。当时中国在朝军队仅叶志超所率淮军1500余人，且在远离汉城的牙山等地，而此时日军陆续增兵进朝，兵力已达8000余众，且已占据东南部各大主要城市港口，中日双方的军力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6月27日，袁世凯就当时形势再次电告李鸿章建议说：“倭蓄谋已久，志其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他认为驻扎牙山的叶志超军，孤军深入，危险极大，应运派兵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以待大举”，“若以牙军与倭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66）。而此时的李鸿章仍然相信依靠俄英调停必能解决中日争端，轻信日本允诺不先与华开衅的假话。而此时的袁世凯深陷朝鲜，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仍保持着“监国大臣”的身份，也只好保持沉默，苦盼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扭转乾坤，力挽狂澜。但是日本人的侵略计划是既定的，不会因谈判而改变，打着谈判的幌子，日本人加快了调兵的步伐，加快战争的准备，并实现了对朝鲜政府的全面控制。眼看着日本人势如破竹，自己在朝鲜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努力均告失败，袁世凯心灰意冷。他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敌众我寡，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更有传言说，日本人已在暗中策划着置袁世凯于死地的阴谋。作为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的死对头，日本人早在“甲申政变”之时就对他咬牙切齿，形势江河日下，自己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再待下去只怕凶多吉少。袁世凯自身已无力改变朝鲜局面，而且本人也因为驻朝以来长期推行排斥日本的政策而面临着日本的报复，万般无奈之下请求回国。
6月29日，袁世凯向李鸿章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其辱。凯在此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唐绍仪）看馆探事。”（67）又说：“倭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挑衅。朝密结不认华属，凡为华员职员均舛例，应撤回，免辱”（68），“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兵压凯出，果尔辱甚。只可……回国密商，请兵伐韩”（69）。李鸿章没有同意他回国的请求。7月14日袁世凯再次请求返国，奏请李鸿章说他“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患头目昏暓，周身疼痛……唯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虑，明机宜……必不致误事。”（70）他请求道：“凯病如此，唯有死，然何益于国事，痛绝。”（71）在袁世凯的再三请求下，7月16日，李鸿章最终批准其归国。7月19日，在驻朝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乔装易服，由唐绍仪手持两枪护送，半夜从英使馆出发，转仁川英国军舰回国，结束了他在朝鲜的外交官生涯。
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废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令清军回国，并限令22日午夜12点予以答复，否则将自行决意从事。22日，朝鲜政府给予日本复照，提到中国援兵本可撤退，但根据《天津会议专约》未便撤退；关于中国保护属邦问题，则与本国无涉。日本对此极不满意。23日，日军悍然进入汉城，勾结开化党人，劫持国王李熙，拥立大院君李昰应。25日，李昰应允日本之要求，宣布废除与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授权日本驱逐在朝清军。同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向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自朝鲜回国后，袁世凯曾受到李鸿章的指派，转赴前线，办理军需饷械转运，其正式头衔是“东征转运专员”。由于东北各路清军的迅速溃退以及战事的急转直下，袁世凯的东征转运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实际成绩来。不久，随着中国两大海军基地旅顺和威海卫的相继失守，中日和议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袁世凯也就结束了他的东征转运工作，回到了北京。
袁世凯出使朝鲜长达九年，复杂的外交事务的历练，开阔了他的眼界，锤炼了他的政治才能。朝鲜君臣对于袁世凯帮他们维持内外局势是十分感激的。朝鲜国王曾表示：袁世凯“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忘其大德？”（72）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兵开进朝鲜，袁世凯奉调回国，朝鲜一些官员还多方与袁世凯联络，或追随袁世凯到东北前线，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可见袁世凯在朝鲜的威望。正如翁同龢对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政绩的评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73）
袁世凯知兵的名气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凭借在出使朝鲜期间赢得的声誉和名望，袁世凯进一步谋求编练新式陆军的差使，以此为契机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他在这里开始展露出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淋漓尽致地发挥着他的权谋机略。在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时代的机运和他个人的才智，使他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注释：
（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七年四月。
（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影印本，第7页。
（3）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4）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存》，第11卷，第2页。
（5）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6）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卷），1932年版，第13页。
（7）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第6卷），第9页。
（8）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64页。
（9）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卷），第45页。
（1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7—38页。
（11）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80—81页。
（12）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7页。
（13）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卷），1932年版，第25页。
（14）襟霞阁主编：《袁世凯家书》，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5）关于吴长庆调防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袁世凯钻营投机，通过张佩纶和堂叔袁保龄的关系，运作调动吴长庆以把持庆军；第二种是袁世凯写密信背后诋毁吴长庆，李鸿章因此调离吴长庆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并不妥当，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讲，李鸿章调防吴长庆的庆军三营是为了全国的海防大局着想，这里有几点可供参考：第一，当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已经攻击和台湾和福建等地，渤海湾防卫空虚，加强海防拱卫京畿，是李鸿章的必然选择；第二，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编练淮军最早成军的铭、鼎、树、庆四军之一，是他的淮系老班底，这几个统领都是他的心腹嫡系，当然不会因袁世凯的诋毁而轻易更改对吴长庆的态度。第三，袁世凯统带的只是剩下的三营庆军中的一营，而且是吴长庆保荐的，加之袁世凯能够在朝鲜发迹，与吴长庆的力保是分不开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吴长庆的调离朝鲜，更多是李鸿章从中国海防全局考虑，而袁世凯个人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
（16）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7）（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0—3301页。
（18）金玉均：《甲申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2000年版，第467页。
（19）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卷，第30页。
（20）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10页。
（21）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19、20页。
（22）《袁世凯家书》（第7卷），第13页。
（23）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27—29页。
（2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443页。
（25）（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页。
（26）（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3卷，第57页。
（27）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版，第1081—1083页。
（28）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8卷），第10页。
（29）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6页。
（30）《袁世凯家书》，第6卷，第13页。
（31）（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4卷。
（32）（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六卷），光绪乙巳金陵刻本，第10页。
（33）（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4卷），第31页。
（34）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18页。
（35）（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55卷），第7页。
（36）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十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37）唐绍仪（1860—1938年），或作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4年以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回国，在天津水师学堂附属洋学堂学习和任职。1885年随袁世凯赴朝任翻译、委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代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商务事务大臣。1895至1901年在袁世凯练兵营务处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幕下任幕僚。袁世凯巡抚山东时，主持山东洋务局。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任天津海关道。1904至1907年，历任与英国谈判《续订藏印条约》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右侍郎、奉天巡抚等职。1910年为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革命党议和。1912年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政见与袁世凯不合，6月为袁世凯所迫去职。
（38）（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7页。
（39）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卷），第30页。
（40）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50页。
（41）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50页。
（4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8卷），第25页。
（43）（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55页。
（44）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卷），第2358页。
（45）（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5页。
（46）（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页。
（47）（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3页。
（48）《袁世凯来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册，第573页；（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一），第575页。
（49）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42页。
（50）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99页。
（51）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00—201页。
（52）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53）沈祖宪辑录：《养寿园电稿·电禀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页。
（54）《釜山电线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04页。
（55）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46页。
（5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00页。
（57）（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第237页。
（58）（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第506页。
（59）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60）沈祖宪辑录：《养寿园电稿》，第66页。
（61）参考王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2）（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679页。
（63）（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681页。
（64）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16—21页。
（65）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6页。
（66）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8页。
（67）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3页。
（68）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8页。
（69）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9页。
（70）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7页。
（71）（清）吴汝纶：《李文忠全集·电稿》（第16卷），第22页。
（72）《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453页。
（73）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乙未八月十一日，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