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一个无籍籍之名的温处道，小站练兵不过数年，在戊戌变法中初试锋芒，引起各方注意，庚子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战中，大显身手。1901年11月7日，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病死，同一天，朝旨特简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督兼北洋大臣。这一人事任命上的重大变动，对袁世凯个人仕途升迁、对晚清历史演变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晚清政坛上的一颗最耀眼的新星，袁世凯得到各方垂青、扶植、拥护，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掌握了新式陆军的大权，并由此发展起来势力庞大的北洋政治集团，这使得袁世凯在清末的地位极为显赫。袁世凯成功地依靠北洋集团，借助辛亥革命的历史契机，取得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权柄。
一、直隶总督兼八大臣
1901年11月7日，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病死，同一天，朝旨特简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督兼北洋大臣。“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1）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官职极为重要，除了统办直隶省的政事外，还管理北洋海防，拱卫京师，办理招商、电线等洋务，在全国各省督抚中权力最大，品级最高。这一人事任命上的重大变动，对袁世凯个人仕途升迁、对晚清历史演变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袁世凯名义上虽然只是地方官性质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但实际上由于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兼有后台庆亲王奕劻，以致所有军国大事，无不先咨袁而后行，“朝有大政，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指袁）”（2）。一时天津竟成为北京的外府，使者往来，络绎不绝。（3）12月28日，慈禧太后以袁世凯等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功勋，特授予太子少保。从此，袁世凯位列疆臣之首，并且有了崇高的“宫保”称号，登上了宦途的最高层，而“袁官保”的称呼一直用到他成为民国的总统。
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前往北京，并布置其已经入卫京师的武卫右军姜桂题部，严密布置，维持治安，准备迎接西太后安返北京。到12月底，慈禧及出逃官员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直隶境内。袁世凯来到省界接驾，以表示对慈禧的恭敬，甚得慈禧太后的满意，3天后袁世凯护送太后进京，慈禧对他更加赏识，当场赏他穿黄马褂、在紫禁城内骑马。5个月后，慈禧太后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袁世凯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从此掌握了金钱应用上的便利，并以此为基础开拓了辉煌的政治事业。袁世凯挥金如土、广结善缘，结纳各国外交使臣，联络京城权贵，成功地斡旋在中外政坛之间。慈禧回京以后，荣禄一直体弱多病，常常请假，奏请开缺。这时，袁世凯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觉察到荣禄将不久于人世，而其继任者也必将是庆亲王奕劻，于是在奕劻入主军机的谕旨还未下之前，就专门派人携带十万两银票前往庆王府，拜见奕劻。除此之外，庆亲王奕劻家中大小婚丧喜庆之事都由袁世凯一手包办。从此以后，奕劻无论有什么样的紧急要事，包括外省督抚的任免等都先与袁世凯商量，请求他保举人才。有人说，荣禄死后，袁世凯投靠了奕劻。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袁世凯利用金元攻势完全俘虏了奕劻，并以此成功地操控了清廷的中央枢纽。
当然，宫廷内外受到袁世凯如此敬奉的也绝不止庆亲王奕劻一人，从大内总管李莲英到慈禧太后老佛爷都在其中。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中各类西洋玩意儿诸如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全都是袁世凯给送来的。而李莲英为母治丧，袁世凯就送去40万两银子。这些政坛人脉的疏通，为袁世凯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而在其基础上他的机智狡黠通权达变的政治手腕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直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省份。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野蛮地烧杀劫掠过后，为了攫取在天津的利益，成立了“都统衙门”，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在津各国都统，贪津税务，不无留恋”，（4）八国联军并未有撤出天津的打算。1901年11月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催办接收天津事宜。鉴于此时的天津仍被都统衙门所占据，便将总督衙门设于保定，并且“于保定设善后局”（5），与各国交涉接收天津事宜便被提上日程。12月9日，袁世凯两次致函各国公使，要求归还天津。他任命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此后中外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1902年1月19日，袁世凯向杨儒发电，希望他能通过各国公使交涉尽早收回天津：“收回天津一事，迭经在京与各公使面商，佥称甚愿交还，唯至今尚未定期”，北洋为京师门户，直隶为各省枢纽，“请就近切商各外部”。（6）1902年2月初，袁世凯亲自写信，通过唐绍仪交给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询问政权移交事宜，遭到拒绝。2月22日，清政府外务部对于列强利用“都统衙门”占据天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天津地方诸国所设都统衙门未曾裁撤，近畿要地尚未归还，于中国自行治理之权，诸多不便”，（7）希望各国从天津撤军，并将政权交还清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以占领者身份，强词夺理，提出了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甚至以发动战争相威胁。
由于各国意见不一，为了各自利益，争执不决，不断发生分歧。4月3日，临时政府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政权移交问题。会议提出将天津归还清政府的条件，其中包括清政府必须接受的条件和建议清政府采纳但不坚持必须接受的提议。4月12日，联军司令官会议根据临时政府的建议，通过了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除了上述条件外，又提出天津城区中国警察不得超过2500人；城区周围20公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军队在天津驻地30公里内操练、射击和野外演习，不用照会中国政府等。
1902年7月30日，天津临时政府发布的命令中，明确要求各区和政府各部门在8月10日以前集中处理各种账目、各类档案，规定凡是用临时政府资金购置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巡捕局人员的全部装备，在临时政府解散后，均应交给中国政府当局。8月4日临时政府委员会向中方官员面呈有关政府移交的意见书，双方就政权移交的程序进行协商。
8月15日，袁世凯从北京启程准备去接收天津，有一队印度兵专门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随行的还有300名清军组成的总督卫队。到天津后，在双方举行交接仪式上，各占领国“至是均遵公法退出，所有支那国家财产，以及临时收入各款，及地方之管理权，概行交袁收理”。（8）同时临时政府公布最后一份告谕：“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统等现奉各国统帅饬，于华历七月十二日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官员办理。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9）至此袁世凯完全接收了天津的行政主权，都统衙门为期两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由俄英等强行管理的关内外铁路、塘沽机器厂、船坞和营口等企业和地方。到此，直隶全省才置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虽然天津的收回附带了众多的苛刻条件，但是这毕竟是在列强觊觎下的主动收回，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将天津行政主权收回，可谓功不可没。（10）
直隶饱经八国联军的蹂躏，一片荒凉，社会凋敝，生产萎缩，商品缺乏，盗贼流寇蜂拥而起，又有昔日的义和团团民纷纷入奉耶稣教以求自庇，与天主教教民发生聚众格斗，伤毙人命的事件。上任直隶总督之初为安定社会，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首先，是对义和团的招抚，他重申了前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关于义和团运动期间，所有民教相仇各案，概予完结，不得再行追究与寻仇报复的命令。袁世凯指出：庚子年间，“案多且巨，株连太众，一经查办，恐已安者复为骚动，已结者复起波澜。拳团之案固难结，而民教之案尤费周详。当此联军未退，边境多事，必先清内讧，何为自行扰乱”，（11）因此，前案一律免究，以求社会安定。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命令各省份摊派庚子赔款，直隶每年就分摊了80万两。一些州县同时还要赔偿本地的教会损失，即所谓“小赔款”。农民既要缴纳正粮正差杂税，又平白增加这笔“洋捐”，负担之重，前所未有。本来就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又要承受这庞大的赔款，直隶人民起而反对缴纳庚子赔款，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12）为首的农民起义。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次聚众抗议，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3月3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世凯派段祺瑞、倪嗣冲等率兵2000余人，由保定南下；派马龙标率领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5月8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起义军，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7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11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进而稳定直隶地区的社会秩序。
1902年6月，慈禧太后见袁世凯镇压起义得力，迅速稳定了京畿地区的局势，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到1906年，袁世凯个人的权势达到了顶峰，除自己的本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还身兼中央的八项要差，即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并会办商约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等八项兼差，统率北洋六镇新军，成为清政府势力最大的官僚，其权势地位远非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所能比，袁世凯进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时期。
二、组建北洋六镇
庚子之役，两宫西狩，练兵求强再次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急切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于是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裁汰旧军，编练新军。与此同时，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学堂的毕业生被任命新军的军官，并决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绿营和半正规的防勇。袁世凯抓住这次机会，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1901年2月，袁世凯就奏请从顺直善后捐款项下提取100万两作为募练新军的费用，得到清廷的批准。袁世凯认为近年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杂，主要是因为部队训练方法不当、选募的条件不精造成的，因此他指出要改善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就必须从制定招募的规章开始。袁世凯拟订《募练新军章程》11条，并附《募兵格式》8条，共19条。章程对士兵入伍年龄、身高、体力及有无陋习等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募练新军章程》11条，实际上是小站练兵的进一步条理化和规范化，并把士兵、家属、军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改以前的募兵制为寓有近代意义的征兵制，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征兵制。袁世凯效法西方的征兵制，创造出一种寓征于募的招兵办法。此次招募，参仿各国征兵章程及汉代调兵、唐代府兵规制，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该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酌量公举乡民数人，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口，方准举充。士兵入伍后，头目每月铜银五两，正兵每月四两二钱，每月分别扣除一两五钱和一两，以六个月为期，由部队会同地方官将钱交其家属。该章程重视军人家属的经济负担问题，体现了对士兵家属的关心，从而保证了士兵安心从军，有利于提高农民子弟参军的积极性。根据章程的规定，袁世凯派武卫右军营务处候补道王英楷、王士珍等人，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和冀州等地招募新兵6000人，于1903年8、9月间编齐步队12营，炮队3营，马队4营，工程、辅重队各1营，合计21营，在保定开始训练，称为北洋常备军左镇。这是全国最早编成的新军，揭开了创练北洋常备军的序幕。
1902年6月，袁世凯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把军队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现役的称为常备兵，当差三年，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三年后退伍回家，列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平时在家各就其业，每年十月操练一次，以一个月为度，操练时发给全饷；再三年列为后备兵，月饷为续备兵之半，每隔一年操练一次，四年期满，退为平民，停止月饷。遇有战事，续备兵、后备兵须听从征调入伍。常备军制军完全系仿德国军制编制。全军设总统一员，统率全军。每军分为两镇，每镇分为步兵两协，每协分为两标，每标分为三营，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计兵目14名。两镇又附炮队一标，计三营，马队一标计各四营，工程轴重各一营，共成42营。步队一营官弁、目兵、伙夫、文案等719名，炮队每营537人，马队每营315人，工程队每营667人，轴重队每营686人，加上军、镇等各机关人员，总计全军兵丁，共19124名，文武员弁、医生、书役、匠、夫共7996名。每月共需银166471两。这就是袁世凯北洋常备军一军的规模，其营制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和现代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已经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制定营制的同时，袁世凯在保定设立了军政司（1904年改称督练公所），具体负责新军的编练，他亲自兼职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担任总办。督办专掌施行军政，更定兵制，策划战守、训练、教育各事宜，随时由司核定章程，颁行所属一体遵守。阖省在营文武兵弁，悉归督办统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分股办事。如兵备处下设考功、执法、筹备、粮饷、医务五股；参谋处下设谋略、调派、测绘三股；教练处下设学务、校兵二股。人有专职，事有定章，众目必张，有条不紊，直隶军政司成了推动直隶军制改革的指挥中心。
从此，袁世凯把所训练的新军改称“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的名称就为袁世凯一派所专用。
《募练新军章程》和《北洋常备营制饷章》出台后，袁世凯充分利用清廷编练新军和日俄战争加强防务的时机，着手北洋常备军的编练，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就练出北洋六镇新军，是中国军队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成就，同时也为北洋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强有力的军事基础。北洋六镇的编练情况如下：
北洋第一镇。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清廷命挑选八旗兵丁3000人交袁世凯训练，其一切军规营制，均照北洋常备军奏定章程，定名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保举满人铁良（13）为京旗练兵翼长，1905年成镇。实际该镇成镇晚于北洋其他镇，但由于此军为八旗兵改练，为京师禁旅，开练最早，已具有全镇规模，编列号数宜居各镇之先。在其还没有完全成镇时就将第一镇番号确定了，实际上直到1906年才最后成镇。第一镇虽为旗兵，但将领大部分为袁世凯派遣。统制官初为凤山，后为何宗莲，协统曹锟、朱伴藻。驻地先保定，后移北京北苑。
北洋第二镇即陆军第二镇，实际是袁世凯最早成镇的军队。1901年冬，袁世凯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到正定、大名、广平、赵州等地，会同地方官招募壮丁6000人，在保定进行训练，共编为10营，初定名为新练军，1903年扩编成镇，即北洋常备军左镇，1904年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1905年改称陆军第二镇。统制官王英楷（后为张怀芝、马龙标等），驻地保定、永平。
北洋第三镇。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的东北，相继大量调兵，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以奉旨统筹布置防守的地位，强调畿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严密防范日、俄军队越境为理由，要求必须速筹饷增兵。仓猝编练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初名北洋常备军第三镇，1905年改称陆军第三镇。第三镇的编练，完全是为了应付日俄战争爆发的严峻形势。统制官段祺瑞（后为段芝贵、曹锟等），驻地保定。
北洋第四镇。1904年，袁世凯把直隶部分淮军，并从鲁、豫、皖等省招募壮丁编练成镇，称北洋常备军右镇，后改名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1905年改名为陆军第四镇，统制官吴长纯（后为段祺瑞、吴凤岭等），驻扎天津静海县马厂。
北洋第五镇，1905年成镇，由第四镇的一部分和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的一部分合编而成，统制官吴长纯（后为张怀芝、张永成等），驻地济南。
北洋第六镇，1905年成镇，由武卫右军一部和江南自强军合编而成，初称北洋常备军第四镇，不久称陆军第六镇，统制官王士珍（后为段祺瑞、赵国贤、吴禄贞等），驻地原在山东维县，后移北京南苑。
北洋六镇共计兵力7万人，每镇1.7万人左右，不包括伙夫、长夫及勤杂人员。这支部队编制完整、装备先进，训练与军纪严格，军官素质较高、士兵体质较佳。它堪称清军之精锐，而且集结在京师及其周围，其影响与作用很大。六镇将领均由袁世凯亲自选派，并且大部出自武卫右军，成为日后袁世凯最雄厚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直接训练的新军其实不止北洋六镇，还有陆军第十三协和开拔到东北的部分军队后编练成的第二十镇。陆军第十三协在直隶正定训练，后来随江北提督刘永庆驻防江北。陆军第二十镇，是1907年东三省改制，徐世昌调任东三省总督，为加强东三省的防务，徐世昌奏请调北洋陆军入关，清政府最后批准北洋陆军第三镇全镇和北洋陆军其他各镇各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第一、第二混成协随徐世昌驻扎东北。调防之东北的北洋新军，此后由徐世昌直接指挥。宣统元年（1909年），徐世昌又将第一混成协改编组成陆军第二十镇。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也出自北洋，如卢永祥、潘榘楹、范国璋、王怀庆等，袁世凯实际控制着这支部队。华北、东北的主力部队，都在袁世凯控制之下，尤其是新军全部在他掌握之中。
袁世凯的改革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902年12月12日清廷颁布谕旨，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赴北洋学习操练，并由北洋每年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希望达到军队编练的统一。北洋新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北洋军成为中国军队推行改革的典范。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大对山东、河南、山西的新军的控制力。这些部队在编练之初，不只营制全部仿照北洋军，而且其将弁也是由袁世凯的北洋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袁世凯的门生、弟子、亲信、部下等便开始逐渐遍布全国各地的军队。袁世凯掌握这些部队的将领任免权，也就实际上控制了这些部队。
三、创建陆军学堂
近代化军事改革是靠人来实现的，袁世凯军事改革的施行，迫切需要大量懂技术、掌握近代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但由于中国长期忽视军事教育，尤其是不注意借鉴西方先进经验，致使军队改革伊始，各类军事专门人才相当匮乏。袁世凯从练兵伊始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小站编练武卫右军时，就创办了随营学校四所，为北洋新军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将领。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由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被八国联军毁坏殆尽，教职员工星散各处，已无法恢复；武卫右军随营学校又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北洋常备军的大规模编练，致使各级军官的短缺现象更趋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时期，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学堂。
1902年袁世凯首先开办了短训性质的军事学堂，如参谋学堂、武备学堂、行营将弁学堂等，这些学堂周期极短，一般以几个月或至多一年为期，目的只是应缓急之用。它们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绩还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如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的行营将弁学堂，这个学堂招收具有带兵经验，有志向上者进行深造。该校以学习军制、战法、击法为主，并随时就地调集部队配合军校学员进行实习演习，学习期限八个月。袁世凯委派补用道雷振春为学堂总办，学员来自直隶淮练各军，并由山西、河南、山东选派官弁进行代培，该校共开办三期，毕业学员545名，为北洋新军输送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袁世凯还开办了速成类的军事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陆军军医学堂（1902年八月创建于天津）、马医学堂（1904年十一月创建于保定）、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创设于天津塘沽）等。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年限两年，旨在培养中下级干部；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轴重兵各科，以后加设师范、军械、经理、日文、德文、英文、法文各班；学生来自北洋各镇在职军官。1906年该校改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扩大至全国招生，主要招收各省未毕业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及按选验格式考取的“文理清通”的良家子弟。这所学校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军事人才。
开办速成性质的军事学堂虽然暂时缓解了袁世凯编练新军急需人才的问题，但因军事学堂的成效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加之近代军事发展对多方面人才的需要，袁世凯还筹建了正规军事学堂。正规类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三个等级；原计划共学习12年，实办时略加缩短。陆军小学堂在全国共有19所，仅直隶省就有2所（设在保定和定兴姚村）。1906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他自己说，这所学堂“虽则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著大学堂之实也”。学生选择自各镇军官中“品学超卓，才识优异者”。分速成、深造两科，授以各种高等兵学。速成科学习年限为一年半，额设学生40至60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设学生50至80名。其课程“不外统汇各科，淹通融贯，务其指挥调度悉协机宜，蔚为将才，用备于城之寄”。该校于1911年改称“陆军预备大学堂”，1913年10月正名为陆军大学校，迁入北京。
随着袁世凯在军事教育实践的逐步深入，各军事学堂的课程设置日益完善，学生能够接触到较为先进的近代军事知识和理论，并得到良好的实践锻炼。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课程设置大体分为内堂和外场两大门类。第一年教授内堂简明切要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如经史、文法、地理、算学、测绘等项。第二年教授外场操法，如步、马、炮、工、辎重各专门课程。通国速成武备学堂的课程设置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国文、经史、文法、地理、算学、医学理化及外语等学科。军事学包括步、马、炮、工、辎重等各学科。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课程设置基本仿照日、德等国陆军大学的教学内容。第一期课程主要有各国史地、各队战法、军制学、地形学、指挥各种队伍法等；第二期课程主要有陆军经理、军政、战史、出师计划、教育军队法等；第三期课程主要有野操计划、兵战勤务、创设军队计划、战略学、各队新战法等。由此可见，各军事学堂的课程既包括了基础的文化知识，又包括了专门的军事理论知识及实地训练，课程设置较为完善，为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十分重视各军事学堂的师资建设，大批吸纳当时国内素有经验的军事教育人才和留洋归来的军界精英人才，另外还聘请了大批外籍教官尤其是日籍教官担任教习，从整体上提升了学堂师资的素质。例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总办为郑汝成，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赴英国留学深造。该学堂的中国教习大多接受过西方军事教育或留学日本。此外，学堂还聘请了数名日本教习，包括多贺宗之、井上一雄、近藤义策、黑川教藏、木堂直枝、寺西武秀等。通国速成武备学堂的督办段祺瑞被袁世凯誉为“学术阅历，既属超群，而才识胆略，又十足济之”（14）。各兵科科长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经历。
袁世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教育理念，并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学习。1902年袁世凯派出55名学生前往日本陆军学堂学习，1903年又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8人赴美留学，王宠惠等8人成为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1906年，袁世凯还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内专设了留日学生预备班，学员经半年以上培训后送日本军校学习，杨杰、蒋介石等人都属此列。
袁世凯逐步建立起了由低级到高级、符合教学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等级与门类都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制。正是有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后来新军的各级将校官弁，大都来源于学堂学生。其毕业的学生，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成为日后北洋集团军事将领的重要来源地。
四、把持练兵处
1903年3月，袁世凯编写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奏呈朝廷请统一全国陆军章程，并请求中枢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督练全国新军。清廷此时鉴于地方实力派的纷起，中央权威的旁落，有必要统一事权，统一规划，加强中央集权；另外，日俄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极度紧张，清朝中央和地方必须从军事层面考虑应对措施缓解危机，而练兵处以统一全国新兵训练之名而设，实则成为军令所出、全国军政的总汇之地，为清统治者集中兵权起了一定的作用。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廷同意了袁世凯的奏请。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下诏，宣布设立练兵处。
谕：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著诸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15）
练兵处成立，奕劻任总理，袁世凯任会办，铁良为襄办，三人均为兼差统辖三司，督练各军。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1903年12月24日），练兵处《奏定练兵处分设司科职掌章程折》，规定了练兵处的内部机构设置：“练兵处专设提调一员，掌管庶务、综理文牍。分设三司：一曰军政司，统辖所属各科，考查官兵、筹备军需、凡司例行公事，径咨各军重要事件，禀请本处核饬；一曰军令司，统辖所属各科，运筹机宜，策划防守，赞佐本处，出纳号令，暨用兵机密事务；一曰军学司，统辖所属各科，训练各军操法、整饬武备学校、定期选员呈请分派各处、校阅队伍考试、学堂等事。各司各设正使一员、副使一员。各司下面又分科，各科主管名监督，各一员。”（16）由此可见，练兵处的职权是非常广泛的，凡新军章制操法、将领奖惩升迁、军官培养、派员留学、枪炮弹药、后勤马匹等无所不包。练兵处既是新军编练的最高领导机关，又是新军编练的督察机关。练兵处成立后，统一了全国新军的营制饷章，制定了新军军官制度和军衔制度，初步确立了近代的军事后勤体制，统一了各类陆军学堂章制，拟定了派遣陆军留学办法，这些举措是其对清末军事变革的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一环。
这个练兵处实际由袁世凯一手控制，奕劻是他的“傀儡”。练兵处成立以后，奕劻以自己年迈多病，所有练兵处各项公务请袁世凯和铁良细心经营。练兵处的主要官员由袁世凯推荐其心腹部属充任：徐世昌被委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军令司正使、副使；刘永庆、陆嘉谷分任军政司正使、副使；王士珍、陆建章分任军学习正使、副使，这些人都是北洋新军的要员。这样，练兵处成了按袁世凯的旨意编练全国新军的机构。
自袁世凯主持练兵处以来，陆续厘定统一的章程、陆军任职等级及补官体制章程、各级军事学堂章程等，统一操法章程、军令，使各省编练军队，奠定了中国军队统一化的基础。
首先，统一了全国新军的饷章、营制，制定了新军军官制度和军衔制度。为改变新军编练中的混乱状态，练兵处成立伊始，就参照西方营制，结合中国实际，开始制定新军营制饷章的工作。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将制订的新军营制饷章上奏清廷批准。该营制饷章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军事文献，它将新军训练中的一切，从招募、训练、立军、分军、征调、奖惩到武器、运输、营舍、卫生等条理化、制度化、法律化，是一部庞大的军事法典。为了在中国各省建立新军统一兵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奠定了新军兵制的基础，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饷章》就总义、立军、分军、续备军、设官、补官、募兵、入伍、军令、训练、校阅等问题，从军事组织到兵士的构成及至设备的环境等多方面内容制定了详细规定，这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最全的一套体系章程。从此，各省新军编练即以此为蓝本，新军编练走向统一和正规。
统一陆军营制，规定各省设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新军编制以军为单位，每军下辖两镇至三四镇，每镇辖步兵2协，马队、炮队各1标，工程、辎重各1营，军乐1队。从这套组织来看，它分常备、续备和后备三个层次，类似后来的现役与预备役的意思。常备军包括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等五个兵种。军队以棚为最基层单位，往上顺次为排、队、营、标、协、镇，而以镇为最高单位。这种新式军队编制使中国在近代建构新型陆军营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初步确立近代化的军事后勤体制。练兵处成立后，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
而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
最后，统一了各类陆军学堂章制，拟定了派遣陆军留学办法。清政府开始制定新的陆军军制，并在全国新式学制的影响下颁布了第一个军事学制，即《新定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模仿日本，在全国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推行四级军事教育制度，这标明近代中国对于军事教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清末军事学校系统化和正规化的基本形成。
清末军事学制和操练受到日本的启发，也开始正规化。1906年各省武备学堂一律改为陆军小学堂，招收12至25岁青年，课程仿日本按普通课和军事课设置。北京、陕北、湖北、江苏四所陆军中学堂为士官预备教育，学生一般从陆军小学堂毕业生中招收，课程有汉文、中外史地、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伦理学、外语、军制、步兵、野外勤务、射击、初级战术、筑城学、兵器学等。陆军兵官学堂由练兵处（陆军部）直辖，为培养初级军官的场所。学生由各陆军中学毕业的陆军入伍生提升入学，学制二年，授以各种军事学术及课堂、操场、野外训练部队的方法，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初级军官。陆军大学堂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大学制度，用以培养陆军高级军事人才。督办为段祺瑞，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寺西武秀上校、樱井雄图中校为总教官，学制两到三年，课程设置参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国防动员为主。为培养军官，以应一时之需，还拟开设速成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收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又称陆军协和速成学堂。同年十一月，段祺瑞任学堂督办，郑汝成、赵理泰先后任学堂总办，曲同丰、何绍贤先后任学堂监督。招生范围也由北洋各省扩大到全国，每年计划招生1140名学生。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为便于北洋六镇中级军官深造，又于保定创办陆军随营军官班（又称陆军随营军官学堂），讲授日本陆军大学之课程。该校创办时曾延聘日本大学教官寺西武秀上校、樱井雄图中校任总教官，主持教育计划及重要课程的讲授。其教学内容基本是参照日本陆军大学课程，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及国防动员等课为主，分速成和深造两科。该学堂是我国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校。
练兵处从1903年12月设立到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共存在三年时间。然而这短短的三年，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却是新军编练成效最显著、发展最快的时期。练兵处实际上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领导机关，练兵处在存在的三年时间内，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比如统一了全国新军的营制饷章，制定了新军军官制度和军衔制度，统一了各类陆军学堂章制，拟定了派遣陆军留学办法，练就了清末新军的主体，规划了新军发展的长远目标，当然，袁世凯在清末练兵处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使得他成为这场练兵运动中最大的得益人。例如在军饷方面，练兵处初设时，曾由奕劻奏定“原拨新练各军饷项及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练兵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毋庸由各部核销，以免分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督催经理”（17）。然而袁世凯一手把持练兵处，造成各省协济练兵经费及土药税费，均解由北洋粮饷局接收，练兵处只备案而已的局面。在用人方面，练兵处成立后，在袁世凯把持下，其章程规定：“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档立案。”（18）这样，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插党羽，培植私人势力，军官之进退荣辱完全操控在袁世凯一人之手，兵部仅仅是备案而已。
练兵处虽是中央特设统筹全国练兵的中枢，实则和袁世凯私人机关无异。当时的言官王乃徵上奏折说：“所有旨派提调三司，既由该督荐举，归所统辖，而皆尊以副都统之衔。又闻创立名目，有四科二十余股之称，至于官弁、饷需、军械、征调、度支，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群情骇异，谓疑于帝制，自为倚信，至斯可谓古无今有。……如该督之不惬于舆论，不信于朝臣，岂皆悠谬不足凭？而北洋两年一切举措若何，人人耳目周知，得失不难立辨。顾复欲假美名以济其私，握重权以便于己，一封朝奏，诏旨立颁，岂忠奸可以不辨、微渐可以不防乎？夫自古元恶大憨，非必先事即著，亦岂必初心所甘？恩极位极，权宠逾溢，而羽翼之攀附，国势之凌夷，复有所积渐而致之、相逼而成之耳！以今日国家兵赋大政悉听一人，专恣如此。”其评价说明，袁世凯借用中央的权威以行个人掌握兵权之实，征全国之财力以养北洋六镇之兵。
袁世凯把持练兵处挟中央以令各省，兵权、饷权都操于一人之手，兵将皆为心腹，清政府的兵柄尽入袁世凯的北洋系之囊中，这也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最终坐大并且能够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清室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1905至1906年新军河间、彰德会操（19）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袁世凯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了考察一下新军训练成果和实际作战的能力，让北洋新军为正在训练中的各省新军做出榜样的示范，并向东西各国显示一下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练兵处计划于在直隶河间举行会操。练兵处的计划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河间会操时间定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并以王英楷、段祺瑞为秋操总统官，袁世凯、铁良为阅操大臣。
参加会操的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操练的，为了展现出练兵的成果和北洋新军的实力，保证会操的成功，袁世凯在会操前精心安排和部署，并设立了会操的总指挥机关阅兵处，阅兵处下设评判处、综理处、递运处、传宣处、执法处、接待处、信号处等七处，分工负责会操的有关事宜。为保证会操的顺利进行，袁世凯还制定了会操的各项条规，如行军纪律、宿营禁令、野操私斗治罪条例等，并为会操顺利进行所需的粮饷器械、军需供应等事宜做了充分的准备。
参加会操的部队几乎占了北洋新军的三分之二，共两镇四混成协，总兵力为45000余人。这两镇四混成协分为南北两军，南军由第四镇和第四、第九混成协组成，任命王英锴为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议。第四镇统制官为吴风岭，兵力为步队2协计12营，马队1标计3营，炮队1标计3营，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第四混成协统领官张怀芝，兵力为步队2标计6营，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第九混成协统领马龙标，兵力为步队2标计6营，马队、炮队、辎重队各1营。以上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22513名。
北军由第三镇和第一、第十一混成协组成，总统官段祺瑞，总参议李世锐，第三镇统制官段芝贵，第一混成协统领官曹锟，第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陆建章。第三镇兵力为步队2协计12营，马队1标计3营，炮队1标计3营，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第一混成协兵力为步队2标计6营，马队、炮队各1营。第十一混成协兵力为步队2标计6营，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会操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22489名。
河间会操的演习计划是南军进攻北军防御。九月二十四日，会操正式开始。南北两军的先锋骑兵到达献县和边渡口，各以小分队试探前进。二十五日为两军骑兵冲锋战，步兵遥相掩护。南北两军齐向河间进发，在太平庄相遇，南军大呼先行突阵，北军排开阵势迎击，彼此冲锋各不相让。终因南军兵力较弱，为北军所挫，退至高家林附近，北军扎营于龙化店附近。二十六、二十七日为两军实力拼搏战。二十六日清晨6时，南军分3纵队沿子牙河线路北进。北军也分为3个纵队于午前8点30分沿肃宁一带线路南下。其在龙化店之马队，闻南军出动大队步队，遂分为两支，向西北方向退却，一支退至刘善寺一带，一支退至八里铺一带，在本军两翼运动警戒。南军马队因得步队援助，进攻北军马队，至东堑里警戒本军左翼备战。10点半到11点，南军各纵队之前锋进抵八里铺西南郭家楼一带，沿堤岸据守。北军各纵队之前锋渐达小刘庄、大小曲地、大于庄等处。各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与此同时，南军炮队四营在郭家楼一带严阵以待，北军炮队亦在大小曲地之间陈列并峙。11点30分，两军先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在炮弹横飞尘土飞扬的硝烟弥漫之中，双方指挥官各命其步队冲锋，两军竞争角逐，南军主力向北军之左翼包抄，北军之主力向南军之左翼攻进，枪炮互施，势不相下，直至午后1时，阵线愈逼愈近，几乎兵刃相接。正值双方激战之时，阅兵处下了停战令。二十七日，北军占据高垒城、窦庄、小白洋村一带，布定守局，借助林木堤堰以为障蔽，并施防御工程。南军发起几次进攻，均遭失败，几乎不能前行，遂遣大队赴其右翼，且伏且进，节节抄击。北军以攻为守，遣其精锐之师扑向南军之右，彼此甚为得手。在战斗最激烈之时，北军之总预备队第十一协，南军之总预备队第九协全部调至前线。待两军主力相交，几乎白刃相搏之时，阅兵处停战令下达。二十八日，南北两军均着军礼服会集河间，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会操圆满结束。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对河间秋操极为关切，会操期间曾发电慰问。河间会操结束后，袁世凯将会操情况详细向两宫作了汇报，并将反映会操实况的照片、办事章程、方略命令及战况评判、训词等上呈。光绪、慈禧阅后甚为高兴，下特旨对袁世凯、铁良等人进行表彰，并鼓励其进一步努力，精益求精。
河间会操后一年，清廷决定再进行一次大规模会操，仍任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地点选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
参加会操的军队不仅仅是北洋新军，还有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按军队驻防区计，为直隶、山东、湖北、河南四省和京师，范围更为广泛。参加会操北洋新军各军组成北军，任命段祺瑞为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谋官。北军总兵力为1镇1混成协，共16172人，是由未参加河间会操的部队临时拼凑而成的。具体为：从驻扎山东的第五镇内抽出步队1协、马队1标、工程队1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拨步队1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拨炮队1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张绍曾为正参谋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拨步队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成南军，任命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官，王汝贤为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官。兵力为17786人。南北两军总兵力为两镇两混成协，官佐弁兵夫役共33958人。
彰德会操仍是南军进攻北方防御。九月初五日早8点，南军马队由大赍店拔队沿姬家屯、宜沟方向北上，10点钟抵达后小滩，由于前锋马队将在汤阴东南五里村的阅兵大臣卫队误认为北军马队，遂向五里村奔来。北军马队早7点50分由彰德起程沿钟官屯、王官屯、小张盖、木佛一带南下，10点40分，抵达南店村附近。散哨马于士得、南城、望攸等处。此时南军主力马队已由伏道镇向士得方向疾驰。两军相距八九里时，相互发现了对方，遂变换队形，南军腾踔而前，奋呼突阵，北军有备而来，按辔徐发，一转瞬间，两军相交，互相冲锋，蹄迹交错，几于挺刃相寻。正当此时，阅兵处停战令下。按此日预定方略，本拟令北军退却，但由于南军误探分军，致使主力较弱，又疾驱前进，马力过乏，冲击力太小，使北军占了优势，阅兵处官员不得不临时令南军退却。
九月初六日为两军主力之遭遇战。上午八时，南军左翼第八镇由宜沟、右翼第二十九混成协由车屯北上，9点50分抵达汤河南岸，为避免背水作战，遂分成五路纵队迅速渡过汤河，左翼由史庄、刘家庄、七里铺、文王庙一带向龚官屯、十里铺方向前进，右翼由杨村一带向黄土岗、杨庄方向进发。炮队则先占领黄土岗迤北一带高地。北军混成第五镇8点20分由彰德城南大吴村、张官屯一带南下，混成第一协由彰德城南十里堡、杜官屯一带前进。北军共分成三路纵队，左纵队有步队3标，炮队2营，工程1营，马队1营；中央纵队有步队2标，炮队2营，工程2队，马队1队；右纵队有步队1标，马队1队。10点钟前后，左纵、中央纵队两路行至何官屯、薛庄一带，右纵队行至二十里铺一带。嗣探得敌军已过汤河，乃令右纵队停止于十里铺迤北及龚官屯一带；中、左纵队疾驱前进，中央纵队在东西滦村之间展开，其炮队则占领洪唐口南侧，左纵队在小张盖之西展开，其炮队则占领东滦村东北之阵地。11时，南军在黄土岗的炮队有4营，而北军在洪唐口之炮队仅2营，但其左纵队之炮队已占领小张盖迤西地面，早与中央纵队之炮队相联络。北军炮火显然占据了优势。南军右翼阵线仅达杨庄迤东，而北军左纵队阵线已达木佛方面，在南军右翼以东；且南军在黄土岗、杨庄之步队仅有2标，而北军左、中两纵队相联合在小张盖、洪唐口一带，有步队5标。南军战线既促，兵力又薄，被北军中左纵队团团包围。南军右翼虽然失利，但左翼明显占据优势。南军分置在左翼七里铺、大黄庄一带的兵力计有步队4标、炮队1营，而阻守之北军右纵队仅有步队1标、马队1队，两军实力悬殊，北军右纵队被南军左翼围困。是日，南北军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
初七日为南北军一攻一防之大战。初六日停战后，阅兵处令北军退至彰德所属之二十里铺、小吴庄一带，令南军在汤阴之滦村、十里铺分投屯扎。初七日北军因地为守，构筑防御工事，依据沟垒，凭险而抗。不过北军指挥官没有消极地等待南军来攻，而是在做好充分的防守准备后派少数步队散布于二十里铺及小营耳、马家庄一带诱敌深入。南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占了凉水井、郭村集等地，并以炮火猛轰北军炮队阵地，继而以步队重兵扑向二十里铺、小营耳、马家庄。12点45分，北军见南军全力攻击其沟垒阵地，而王官屯以西与马家庄小营耳之队伍出现不相联络的漏洞，乃抽出步队1标由王官屯西北突出，将南军中央队之左侧包围。同时北军之右翼由高地驰下将二十里铺、小营耳之敌兵围攻。南军大队急行运动，欲期与左翼联络而一时未易展布。斯时南北两军全部出动，战斗颇为激烈，迨至鏖斗愈酣，势将不可分解之时，阅兵处发令停战。
初八日，参加会操的各军在彰德府城外小张村举行了新军阅兵式。南北军均着军礼服，厉兵秣马，雄赳赳气昂昂地齐集阅兵场。遵照预颁教令，依次排列，按分列式、密集队运动等不断变化，队伍整肃，军容壮盛。袁世凯、铁良率诸将佐着军礼服，佩刀乘马，绕场检阅，各部队或持刀或持枪向阅兵大臣敬礼。阅兵式后，袁世凯在彰德城大摆宴席，款待中外观操者及两军将校，彰德会操告竣。
河间、彰德会操是晚清军事改革成就的一次展示，也是对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成果的考察，标志着晚清军事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河间、彰德会操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光绪帝、慈禧太后在看了袁世凯等人上报的河间会操的材料及其图像后甚为高兴，下特旨对袁世凯、铁良等人进行表彰。当时英、美、俄、法、德、意、奥、荷、比、日等均派人观察。国内外的著名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字林西报》，俄国的《警卫报》，德国的《营报》，美国的《月报》，日本《时事新闻报》、《每日新闻报》，国内重要报刊《申报》、《时报》、《大公报》、《华字汇报》等均派记者前去采访。西方各国对会操给予了高评价：“去岁之秋，袁世凯以六师团举大演习于河间，其时欧美列国之参列员及新闻记者赞不绝口，即如《泰晤士报》电通本国，激赏其训练，而静论其未来之进步。”（20）
河间、彰德会操为举世所注目，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局，袁世凯及其所编练的新军取得了一片赞扬之声。袁世凯的大名、北洋军的威势，也随这两次秋操名扬海内外。袁世凯在这两次秋操中也展现了他对北洋新军的驾驭自如。他成功地掌握了新式陆军的大权，由此发展起来一个势力庞大的北洋政治集团，同时成功地依靠北洋集团，借助辛亥革命的历史契机，取得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权柄。
注释：
（1）《谢护理直隶总督天恩折》，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5页。
（2）张一麐：《心太平室集》，第八卷。
（3）[日]松岛宗卫：《清朝末路秘史》，大正十四年版，第80页；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张一麐与袁世凯》，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6页。
（4）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5卷），第16页。
（5）保定市人民政府地史办公室：《地名资料汇编》，1984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17页。
（8）[日]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9）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资料》第15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66页。
（10）苏全有：《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1）《公约未定以前拳教寻仇各案请一律免究片》，见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中），第984页。
（12）景廷宾（1861—1902年），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
（13）铁良（1863—1938年），满洲镶白旗人。1903年以侍郎官衔赴日本考察军事，之后历任练兵大臣、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在预备立宪期间，和袁世凯意见相左，怨恨颇深。辛亥革命后，铁良依附日本，进行复辟活动。
（14）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下），第1465页。
（15）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15页。
（16）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总理练兵处档案》清五，案卷号3。
（17）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1912—1928》，第46页。
（18）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1912—1928》，第480页。
（19）本节内容部分材料参考张华腾：《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0）《本馆特派员九月初七日观南北两步炮等营会战报告》，《申报》，190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