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 媒体中的知识分子话语【95】
——以《南方周末》和《FT中文网》为例
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群在国际舆论中被公认为是比较沉默的，这样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很大程度上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然而，当接踵而来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三鹿奶粉等社会事件相继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时，同样听到的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独立而深刻的话语。当然，我们不能犬儒主义地高唱赞歌，下文将着力于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研究。
那么，谁是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概念变迁
1.概念源起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知识分子”的概念。从起源来看，所谓的知识分子（so called intellectuals）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初是用来描述独特的、具有高度意识的团体。
而更远古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理想的“士”——信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算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他们是为封建皇权安天下的宫廷知识分子。
2.两种取向
雷蒙·威廉姆斯认为，知识分子是“用来描述那些从事某种智力工作的人，尤其是从事一般种类的智力工作的人”【96】。当此抽象概念具体指涉到社会群体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群体是怀有专门兴趣的专家（specialists）或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个群体是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直接生产者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他们相对拥有更广泛的兴趣。这引起的直接争论是：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还是只为一群极少数的精英？
当知识分子被看作一个社会阶层（更明确的说法是知识阶层）或一个社会群体时，知识分子就是为数众多的。例如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97】中，知识分子分无机知识分子（以老师、行政官吏为例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并为之服务的）。虽然是两种分类，但是葛兰西更愿意探讨“统治阶级的管家，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行政任务的功能”【98】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说，葛兰西更为强调的不是谁为知识分子，“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99】所以他更关照的是谁在发挥知识分子功能，因为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会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职能，比如资本主义企业诞生后被同步创造出来的“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100】葛兰西的论调是基于霸权理论的框架，而其他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则将之指向为从知识阶层中独立出来的社会群体，例如古尔纳德认为知识分子新阶级是作为文化资本家和一个言语群体而对旧阶级是致命打击。【101】卡尔·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派生性地研究了知识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也是在教育及教育精神、认知效应的范围内，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论的倾向不言自明。【102】曼海姆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考量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发挥社会功能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地阐述其群体内部的关系和群体身份认同，知识分子“分享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会逐渐消除他们在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础上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群体”，【103】其意义之一是推动了阶层间的流动。此外，布尔迪厄著名的场域论也纳入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构成的关系，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知识分子场域，在这个拥有独立价值体系和控制原则的社会建构空间中，作为场域行动者的知识分子相互间为争夺文化资源的配置竞争。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在文化生产场中的位置、相互间的结构与关系取代了他们的个体自由意志，成为决定他们行为的主要因素。
另一取向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论中，最经典的定义来源于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的：“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在这少数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地回忆或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种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104】另外还可参照朱利安·班达的著名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105】他们“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的沉思中获得快乐”，【106】以“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107】的圣人标准，玩起了政治激情游戏的知识分子是对“我的王国不是这里”的背叛。【108】一如萨义德在也承认了知识分子的联盟存在时，以更褒扬的语气赞赏“知识分子代表”，即那些能担当“社会良心”称谓的知识分子个体。
两种不同取向的定义都暗含了知识（包括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假设前提，而在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109】和政治无意识观念（a notion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看来，种族和国家会集体地具有某种观念和倾向。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一样，都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么高声抗议，都无法超越联系个人与家庭、社群、（当然也包括）民族的有机联系。历史变迁中，一度奉为神圣的传统和价值现在看来既虚假伪善。
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与各类机构的合谋。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依据“与先前的‘近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 of emancipation and enlightenment）被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景（local situa‐tions）和语言游戏（languages games）所取代：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现在看重的是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110】而做出了“知识分子之死”的宣判。那么，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合谋的呢？
3.与现代化的合谋
上述的理论研究是从哲学或宗教的角度静态地讨论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横截面的知识分子，但纵观社会变迁，会看到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功能的动态变化过程。
现代化变迁中知识分子开始了与高等教育等公共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合谋。米尔斯认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111】成群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共机构结盟，并从那些结构中得到权力和权威，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给了班达所谓的集体激情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
但是，显然地，“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比“学院派”气派多了，“学院派”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多少带有酸腐之味。拉塞尔·雅克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大胆想象：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the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112】这个预言同样适用于中国国情：大学高等教育的疯狂扩招和高等院校数量的急剧增多，以及学术晋升的考核机制，使得能够充当知识分子功能的主力军——大学教授生活在象牙塔的“小世界”【113】里，在这个特殊圈子中形成一个集体默契的机构化失语群体，虽为知识分子，却因为机构属性易陷入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的漩涡。
渐渐，学院机构性的威胁渐渐被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消解，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很多教授、专家的见解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达到社会各个阶层，上达庙堂，下至江湖，在中国社会形成特殊的声音，并相继涌现出精英媒体知识分子代表——“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平台上崛起的新代表——“知道分子”。【114】可以不认可德布雷从“媒介学”（mediology）角度对法国知识分子从教师、作家到名流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分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媒体的确打破了传统知识层的封闭玻璃，碎片化了有关该阶层的传统规范和价值标准。然而，中国的舆论控制机制成为诟病中国知识分子表现的有力佐证：尽管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大胆思想家，但在现有的状态下很少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完全不符合萨义德的局外人（outsider）、“业余者”（“amateur”）和搅扰现状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的三个标准，他们更像是这个诚信机制缺席社会中比一般传媒界多一些公信力的特殊信息源群体，因为他们的学术资格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115】经过文化体制资格授权的文化能力，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有合法保障的、经久不变的价值，并在大众媒体的语境中越发斑斓。
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传播媒体合谋的过程中，虽然从个人空间（private sphere）到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传播渠道得以畅通，但核心的传播内容并未有相应的改变，即隐性的“专业化”态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处于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混合的困境中，一方面，他们追求学术的纯粹，秉承专业主义精神和学术体系的规范，运用学术话语体系完成意见的表达；另一方面，具备专业色彩的术语进入公共世界，这就是福柯“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specific’intellectual）所取代”。【116】知识分子“随着地位的晋升，也不再是向广大公众发言的人了；相反的，他们成为他所谓的一种批评话语文化（a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的成员”。【117】这个话语与大众文化属性的媒体却是格格不入的，专家间的共通语言是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的，有时即便是新闻从业人员也无法理解某些专业领域所要表达的内容，大众的漠然反应扩大了“专业化”的鸿沟，“专业化”成了知识分子话语噪音。
此外，大众传播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侵蚀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享有把关人（gatekeeper）特殊权力的媒体往往是事先设置好话题再让知识分子就事论事，公共知识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作为某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发言人或象征是不存在的，因为总有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就算看似更自由的网络媒体，也因后台操作技术而波及甚至控制公共空间的互动。以受众为中心的媒体传播理念亦笼罩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内容，“当取悦阅听大众或雇主取代了依赖其他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判断时——知识分子这一行不是被废掉，就是必然受到约束。”【118】
从远古的起源，到当下的名人印象，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在所指向的群体也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变换，却似乎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迷失了终极界定的标准。这个缺失正如许纪霖先生反思其20年学术生涯时所说，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社会政治秩序危机和心灵秩序危机紧密相连，儒家传统的断裂和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使得知识分子面临寻找终极价值的问题。【119】是否我们就该因此悲观停滞不前或转身离开呢？
“然而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120】邀请的意义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突破原有地域的局限，在地球村的世界中开始了开放性的旅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不同职业中寻求普遍性的话题中延伸，知识分子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是被放置于政治对抗性的角色中，在变革中寻求自主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内容。
二、研究与发现
历史经验证明，小概率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变革的风向标。汶川地震于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居于其中的知识分子表现，有人认为是可圈可点，但也有人认为地震期间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语的。这诸多元素是我们展开这项研究的原始动力。
1.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分析方法
知识分子在社会阶层中处于特殊地位，他们既是公众中的“舆论领袖”，同时与媒体的合谋，虽无媒体之名，却有媒介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之实。这个理论从李普曼开始，认为新闻传媒能修正人们的世界认知，同时有为每个新闻需求者创造拟态环境的责任，到1972年麦克斯韦·E·麦库姆斯（Max well E McCombs）和唐纳德·肖恩（Donald Shaw）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标志该理论的正式出场，其基本内涵已发展成为：大众传媒对某些问题（议题）的特别报道倾向和力度（显著性和重要性）将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在议程设置的研究中，对于议程建构中大众传媒和公众的互动关系研究，如何测量报道前后公众的态度变化，如何控制随即变量，议程长期和短期效果的区隔，都是这个未来需要澄清和注意的问题。【121】
在该研究的发展脉络中有太多的争论，但所有研究都认可的是：当重大新闻事故引发了社会上的重要话题时，议程设置的功能就显现出来了，作为一个刚刚发生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其相关部分议题还在发生中，并将产生后续议题，所以议程效果测量的长期短期之争也不存在了。此外，知识分子介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第三者立场回避了议程设置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大众传媒和公众谁才为议程建构者。
议程设置理论支撑下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有媒体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框架有两层意思：边界（boundary）和解释现象时的一套内在结构（frame as latent structure）。其中，边界是对社会事件一种范围的限制，相应地，媒体也是使用选择策略通过强调和排除的相互关系而突出一些议题、忽略另一些议题，尤其体现在具有冲突性的议题。【122】
2.样本选择
在定位媒体时，作了如下几个因素的考量：
（1）该媒体上知识分子话语能顺畅进入大众视野且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凸现了知识分子个人特质的；
（2）该媒体作为交流平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较自由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3）媒体自身秉承独立之原则、自由之精神。
符合上述标准的首当其冲的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由南方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主办，自创办之初起就将自身“补充”角色准确定位在“启蒙”上——做沟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桥梁，对读者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她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深入成就深度”“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在这里，读懂中国”等标语的变迁反映了这份报纸一以贯之的情怀。
此外，研究视角也需要从地理疆域上的实体中国扩大到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中国”（杜维明语），这也是因为汶川地震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涉及三个圈，所要研究的知识分子分布于传统意义上的华人社会，只包括第一个圈——大中华文化圈（涵盖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新加坡）和第二个圈——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大中华圈以外的华人组成的“华人社会”，不涉及第三个圈。这并不是否认第三个圈对地震的关注，而是“他者”眼光需要另作独立分析。
所以，《FT中文网》将作为另一个研究对象，该网站创立于2003年6月，目前拥有注册读者100万。2006年，《FT中文网》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最具成长性媒体；2007年又被《新周刊》【123】的“中国年度新锐榜”【124】评为“该年度传媒之年度网站奖”，颁奖辞称：“FT中文网秉承传媒母体的专业立场和全球视野，在中文网站中展示了一种罕见的‘英式风格’：专栏原创、关怀本土、趣味活泼、声音主流、判断节制。在中国中产阶层眼中，它是每日必需的有营养的下午茶。”
将所要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聚焦于杜骏飞教授提出的知识阶层的“核心层”，即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身份、并以知识（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为职业的阶层，如学者、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等。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该核心层在“作为传播的呈现”“作为传播的公共性”和“作为传播的记忆和认同”三个纬度都在杜骏飞教授相关知识分子研究中进入可能覆盖的范围。所以，在后续的研究中，会严格遵照这个核心层的指向标准作为样本选择的第一标准，然后才开始讨论议题内容、态度和效用，下文提到的知识分子群体或知识分子都将严格限制在此范围内。
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方面避免了因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的不稳定性而进入泛化研究的危险，另外聚焦于广义知识分子群体中某一个特殊群体，契合了汶川地震期间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也就在小概率的事件中，屏蔽从样本推导总体特征的量化研究路径，更专注于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解析汶川地震期间知识分子话语的大众传播现象。
3.研究发现与结果
为了更直观展示汶川地震期间媒体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内容，以议题榜形式呈现，其中囊括了所有的议题分类【125】以及相应的基于文章篇数的议题数量。
对所研究的地震期间知识分子文章样本进行了发表时间上的区隔，第一阶段是灾后应急期，也就是5月13日至5月16日，这是依据灾后72小时的应急救灾时间段划分，同时结合了媒体报道的滞后性；第二阶段称之为调适期，从5月17日至5月31日；第三个阶段是重建期，也就是6月1日之后所有的文章样本都将划分到这个范围内。
在议题态度上，分为肯定、建设、否定和否定*四种，而同一篇文章中因为出现不同议题而呈现知识分子不同态度；否定和否定*的区别在于作者反对态度的强烈程度不同，否定往往是一般性的批评，针对具体事情提出反对意见，而否定*则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更会从更高的角度进行一种批判式解读。
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群体占有的地位、承担的角色也是处于变动中的，但是这样的变动不是毫无规律可言，而是存在着连续性，一个维度是时间上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结构性的关系。下面的讨论也将遵循这样的特点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展开。
（1）共时性分析
首先，来看应急期的议题分布。
第一阶段的议题分布很明显地呈现层次鲜明的阶梯特征，可分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核心议题，最为社会各界关心的政府如何有效地开展救灾重建工作，知识分子也发表言论；
第二梯队为重要议题，涉及民间力量的社会功能、媒体对地震报道的系列行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措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知识分子打破舆论潜规则、介入话语禁区、反思自身的言论的“话语禁区”议题：以知识分子为意见领袖的社会舆论公开发表具有批评/批判性的言论是否合时宜，更确切的说是何时发表批判性言论是最恰当的，这是知识分子最具批评/批判本色的输出，下文将有更详细的个案分析；
第三梯队中是分布散漫些的次要议题：地震后的世界各国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新兴的现象，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预报与防灾机制的讨论，政府形象改善，地震中的人性道德反思；
第四梯队的是更微观更细节的边缘议题，比如政府如何与民间力量进行互动、协调和合作，追根溯源地对灾区房屋质量提出质疑，对灾民如何进行心理康复治疗，这些边缘议题看似无关紧要，但都是针对各地抗震救灾情况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是知识分子对灾民实际需要的人性化关注。
应急期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建设性为主。
有意思的是，第二梯队的主体内容都是涉及地震信息传播，区别在于对扮演传播者角色的媒体、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多级结构化传播机制的各抒己见，可概括为灾害传播议题，看似巧合，但实质是当代社会基于传播多极机制、网状建构的隐喻，作为镜子的媒体逐步扩大了可照的范围，当全部的真实世界都可被虚拟呈现时，我们原先的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正如艾柯所说，1∶1比例的帝国地图绘成之时，就是原帝国毁灭之日。真正惊动人心的不是未来的“黑客帝国”，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微妙社会变化能为同样置身这个世界中的人类所观察到。这次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信号，信息传播的普遍性和未来预期中的巨大功能效应进一步被放大了，大大逾越了以往任何经验性认识的范围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其次，来看调适期的议题分布。
在调适期，知识分子关注的议题呈百花齐开状。强度上，从相对集中的“政府组织重建”“民间力量”“政府信息公开”“企业捐赠”的几个议题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议题的核心还是如何展开灾后的安置和重建工作，社会力量也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机构，社会各界从组织到个人的多元力量开始介入，多个议题势均力敌；
态度上，有赞赏，亦有批评，总体也是均衡的。
可以说此时是一个大讨论时期，知识分子话语议题的内容和态度多元化，百家争鸣。
最后是重建期的议题分布。
进入重建期，议题分布又开始呈现出阶梯状。其中，核心议题是更长远的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政府如何与民间互动、如何调配各种资源重建灾区等。重要议题是在长远规划中，民间力量如何发挥作用，总结政府形象在前阶段得到改善的原因，对媒体报道的伦理反思和如何进行灾害报道的探讨等。而边缘议题则有比较特殊的“范跑跑事件”，也有在前一阶段曾热烈讨论过的“企业捐赠”“民族认同”等议题，“灾区房屋质量”和“地震预报与防灾”则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问题，不算热点，也不算焦点，可谓不温不火。
而相应地，知识分子态度中建设性意见又开始增多，其中不乏高瞻远瞩视野的长期规划意见。
纵览三个时期具体议题数量的变迁。
结合三个阶段的议题内容以及议题内部从核心到重要再到边缘的分化，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议题内容始终遵循如何开展灾后重建这一核心，各类议题以此为核心辐射出去。
各个议题之间不仅仅是主次地位之分的层级关系，核心与非核心只是场域中的位置之分，并不是价值大小的判断。他们的关系更像是齿轮之间的互动，彼此是连带的，无所谓孰重孰轻。知识分子关于地震的话语议题边界，是被灾后重建限定的，在这个庞大议题下，再进行或宏观或微观、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生态、或现实或文化或心理、或物质或精神等多维度的交叉话语叙事。
纵观三个阶段，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建设性态度表达占有大部分，议题内容与建设性关系。
知识分子建设性意见多关注的是涉及具体方案实施的议题，比如政府如何组织灾后重建工作、政府如何与民间互动、政府如何进一步信息公开等。
此外，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本色也在某些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
被考量到此处批判性态度的，是归类为否定*的文章，比如，地震期间受灾人民表现出来的勇气与胆怯、社会各界人士对救灾的不同感受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中华民族集体认同感的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的重建等。这些议题往往是关于国族共同体概念的宏大叙事，在一种自豪的邀请方式展现中华文化和精神的集体气派。
（2）历时性分析
在各个时间节点进行了静态分析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历时性的动态分析，尝试从细微的变化中得出结论。
首先是议题总量变化和相应议题强度变化。因为各个时期在时间刻度上是不均等的，应急期只有3天时间，而调适期间共有6个日期发表言论，重建期则囊括了9个日期发表言论，所以以每时间单位发表的议题数量为议题强度的主要内容。
在议题数量上，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议题强度却是下降的，这也是按常识理解的正常自然趋势。一方面是三个时期的过渡中，有关地震议题的新闻价值下降，被后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程逐渐取代；另一方面是重建工作逐渐恢复秩序，相关问题还需要等待时间检验才能凸显。
在议题数量相对减少的同时，议题的质量、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有不同。
知识分子态度上总的基调是建设性的，而与其立场或态度密切联系的、表现肯定或否定（否定*）态度的议题则相对低势，但二者也处于博弈状，说明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分化消弭了一边倒，呈现出建设性一头独大的“品”状三足鼎立态势。此外，从变化趋势来看，表现肯定或否定（否定*）态度往往与建设性存在一起，知识分子在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从三个时期的整体样态更能看出这一特点。
在应急期和重建期，知识分子更多是建设性的立场，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调适的精神；而在承上启下的调适期，知识分子则是坚持反对之精神，表现独立之态度，发表自由之意见。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知识分子都是在最能被听到的大众媒体上，结合地震灾后的实际情况、中华民族的集体盼望、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进程，作为回馈，往往得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公众舆论，甚至是官方的回响。处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达到了他们角色扮演的巅峰时刻。
传统观念认为地震期间知识分子是缺席的、不在场，甚至是集体失语的，其评判的标准依据批判性言论的匮乏。作为文化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看重的根源是文化能够为人们提供范例指导，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值得向往的——构成特殊文化核心的终极价值，以及什么是目标所在——可以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传统的共同价值与规范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社会秩序在没有核心的价值或普遍的规范整合情况下也能得到实现。所以知识分子在这场现代性的转变中也开始思考自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能扮演的角色，这在话语禁区的个案中就有鲜明体现。
在这个盛大的知识分子话语宴会中，没有了限制，原先的禁忌打破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更多的问题都被邀请参与到这场宴会中，群像共舞中不是乌合之众的喧哗与骚动，而是在各自区域舞台上的表演，因为共同遵循的是代替共同价值标准的普世价值舞步。境内媒体《南方周末》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表达在地震期间史无前例的舆论自由环境中，丝毫不逊境外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T中文网》，这是因为普世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中跨越国家界限的主流价值标准。
4.个案分析：话语禁区的进入
“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126】萨义德把对话语的娴熟运用看做知识分子必备的技能。实际上，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灾和重建过程中，知识分子对于应当如何及使何时用话语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大灾当前之时对言论采取一种克制的态度，一切以大局为重。因此，他们赞成在某些区域达成（或暂时达成）一种不受争论干扰的状态，以更好集中一切力量抗震救灾。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始终坚持话语的多样性，并把及时的反思看作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
虽然涉及这个议题的报道数量不多，但从这个侧面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相互论争的现象。而对话语使用所进行的反思，实质上正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自省。
涉及“灾难中的话语禁区”议题的三篇文章均载于5月14日（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三天）的《南方周末》：梁文道撰写的《万众一心，表达不同》、钱钢撰写的《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以及《三言两语》中引用陈丹青原话的部分。
（1）话语的一致与多样
●逾万人死了。无话可说。大灾祸。想起1976年。
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话语”。患难见人心，大国遭遇大祸，我们见到的是政府与体制的“心”。救肯定在救，唯有政府掌握援救的权力与实力，人民等着，从四面八方远远围观。现在全国其他地区尚且安全的人，无非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巨祸降临，人期待话语，并被话语支配。“非典”、雪灾、火车出轨，民众听惯了同样的话。还有别的语言吗？像人那样说话，说给人听。
不会有别的话语。民间也没有。我们不是宗教国家，没有万民的祈祷，没有世世代代为灾祸储存的语言，除了哭，骂，或者沉默，或者，照旧嘻嘻哈哈。
压死的人听不见了，愿死者安息——“安息”这句话也是外来的。救援官兵很辛苦，多保重。此外我没有话说。捐画，义卖。（画家陈丹青）【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