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 媒介素养的多维审视
公众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报纸杂志的读者，网络空间里的网民，广播节目的听众，移动电话的用户……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21世纪异常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环境中，他们接触媒介，解读媒介，利用媒介，理解并批评着媒介。
他们和媒介相联系的每一个环节复杂合力让他们感觉到了一个汶川地震的“拟态环境”，他们仿佛自己就是灾民，体会着灾民身心的创伤，默默流泪；仿佛自己就是解放军，为挽救每一个生命而竭尽全力；仿佛自己就是记者，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要记录地震中所有泪水与欢笑，伤逝者、勉生者；仿佛自己就是志愿者，该出力时就想出力，该伸手时就想伸手；仿佛就是政府官员，为灾区的救援和重建的每一个议题而绞尽脑汁、献计献策。
和汶川地震灾区相距甚远的人们能够感受到“高保真”的灾区现场，这是作为受众的他们和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体互动的结果，而在本质上引导他们和媒体互动，并影响互动结果的是他们的“媒介素养”。
一、“媒介素养”：概念的解析
媒介素养，源于英文Media Literacy，这个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受众面对媒介的能力。
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所下的定义就是：“人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反应能力。”【22】这个定义强调了受众面对媒介信息的各种处理能力，并且这些能力有一个循序渐进，从基础到高级的顺序。而衡量受众的媒介素养，这些能力的构成及其水平都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英国媒介素养学者David Buckingham的定义则把这种处理能力清晰地分为“使用”和“解读”两个方面。他说：“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3】和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定义强调媒介素养的能力构成相比，这个定义看似简单，但是却强调了媒介素养的养成渠道，既来源于知识的习得，也来源于实践技巧的积累。
同时，媒介素养学者也试用更概括的义项将和媒介素养相关的各种能力进行抽象地归类。在媒介素养的专门教材中，则把媒介素养分为三个方面，并且强调了主动地接触媒介、获取信息也是媒介素养的重要方面。“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它包括三个主要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24】
美国学者艾伦·鲁宾则提出，“全国媒介素养指导会议”将媒介素养视为获取（access）、分析（analyze）、衡量（evaluate）及传播（communicate）讯息的能力。【25】这个“四部曲”的定义在笔者看来是最精炼的定义。
当然，这四个简单的动词只能看做是媒介素养的四个核心关键词，但是仅从这四个词入手并不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媒介素养的具体内涵，因此有学者尝试为媒介素养设定更为详细的能力要求。美国学者斯坦利·J.巴伦补充阿特·西尔弗布赖特的观点，提出了媒介素养的具体细节——
●能够意识到媒介产生的影响；
●能够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
●具有分析和讨论媒介信息的战略；
●理解媒介内容、媒介作为文本能够为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注入智慧；
●具有享受、理解和欣赏媒介内容的能力；
●对媒介职业工作者的道德和伦理义务有所理解；
●发展恰如其分的、行之有效的制作才能。【26】
我国学者张开副也提出：“媒介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了人们对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27】这个定义强调使我们认识到，媒介素养应该是传统素养的拓展和延伸，因此传统素养的具体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媒介素养的具体要求。
参考艾伦·鲁宾的定义，并且结合国内学术界用语习惯，本章将根据实际情况从接触媒介、解读媒介、运用媒介、批判媒介四个方面来概述地震传播过程中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
二、接触媒介
如果我们策划一次调查，让每一个中国人回忆自己在2008年5月12日都做了什么，最初的三个问题应该如下：
汶川地震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你是如何获知地震发生的消息的？
知道地震发生之后，你又做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在惊天动地的那一刻，我们都在做什么，答案会有许多，不一而足。
第二个问题，获知地震消息的方式，答案是有限的。除了在地震现场的灾民是亲身体验到了地震，远离震区的人们虽然也感受到了地震的波动，但是确知地震的消息应该是通过网络、电视、广播和手机这样的传播媒介，有可能是感觉到了异常，所以主动打开电视机、拧开收音机、点击搜索引擎；也有可能是收到了手机短信或者在电话里获知消息。总而言之，“四川地震了！”这个信息一经媒体发布，便火速传开。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通过接触媒介获取了关于地震的最初消息。
第三个问题，知道了四川地震这个原始消息之后，我们又做了什么。大学生们不断地用搜索引擎在各自高校的BBS和各大门户网站之间获取最新资讯；退休在家的老人们则开始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央电视台的特别节目的守候，边流泪边继续看，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没有电视机的人们则在网上看网络电视，从中央电视台到香港凤凰卫视到台湾中视，还有人特意进入国外媒体的网站，想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地震发生的情况和发生的原因；有心人则开始收集地震第二天的各大主流媒体报纸，包括后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地震第二天和默哀日当天的各大媒体头版的图片合集。
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汶川地震让我们中国人和媒介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个重大事件引发的全民参与和关注，使得民众和大众传媒发生了一次高频率、大面积的“亲密接触”。过去媒介接触频率高的受众，在地震中可能接触频率更高，有些观众甚至一天24小时守着电视机，或者全天候地在网络上刷新信息；而过去媒介接触频率不太高的受众，也因为关注地震而更加关注媒体报道。同时，不仅仅是媒介接触率会大幅上升，媒介接触面也大为拓展。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向来不太起眼的广播媒体的收听率直线上扬。这既可以说明受众媒介接触率的提升，也能体现受众媒介接触面的拓展。一直以来，广播一直是三大传统媒体中最为弱势的媒体，定位也有从大众走向小众的趋势。广播的听众群体往往是年龄特殊的老年群体，或者是职业特殊的司机群体。而在汶川地震中，由于自然灾害对通讯基础设施的破坏，导致一些先进的通讯设备一时间发挥不了作用，广播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广播在自然灾害中发布信息的可靠性和便捷性。因此，即使过去不收听广播的受众，在无法从电视、报纸、网络获取信息，或者希望获得比电视、报纸、网络更快更新的信息的时候，都想到了广播。一些权威媒介研究机构的数据也可以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佐证。
专业广播调研机构——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于2008年5月20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天津、杭州、西安、成都、长沙和郑州等11个城市进行了一次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总样本量为3350个。调查结果显示：
●有68.2%的受访者有收听广播，比2007年全国平均广播接触率59.2%（赛立信公司全国无主调查）高出9个百分点。
●90%的受访者都相当关注有关汶川地震的消息，其中75.7%的受访者表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90%的受访者表示是通过媒体第一时间知道“汶川地震”的消息，其中43.3%是通过电视得知；通过互联网得知的受访者约占18.8%，居第二位；通过广播得知的受访者比例是13.2%，仅次于电视和互联网，居第三位。
●89.9%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电视了解抗震救灾情况的，50.1%的受访者视广播为重要渠道之一，这一比例略高于报纸，在所有媒体中居第二位。
●51.2%的受访者认为广播是最适合寻找汶川大地震失散亲人的媒体，在所有媒体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电视。
●35%的受访者在这些天来经常通过收听广播来了解汶川地震的灾情和抗震救灾的资讯。【28】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报道机制，迅速在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推出24小时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截至6月5日9点，“汶川紧急救援”共播出486小时，派出前方记者73人，连线前方记者、各部委负责人、专家近3200人次，播出录音报道1300余条，消息4000多条，开中央电台全天直播节目之先河。
据统计，“中国之声”在此期间收听率上升到77.8%。节目每天收到听众短信2万条以上。中国广播网与“汶川紧急救援”24小时同步图文音视频直播，使信息使用率进一步提升。到6月8日，中国广播网共播发抗震救灾报道8869条，累计总访问6.6215亿人次。中国广播网的网络音频点击量也大幅攀升，全球网民可同步收听“汶川紧急救援”，并可任意点播相关报道，成为海外华人社会关注抗震救灾工作的首选媒体之一。【29】
由此可见，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对汶川地震灾情的关注度相当高，广播媒体的影响力骤增，收听率有明显上升（9个百分点）。广播电台不但及时、详尽地向市民报道有关灾情和救援进展，同时还成为前方救援和后方支援之间信息交换和中转的平台，特别是被视为寻访失散亲人的最合适渠道。听众在从广播获取信息的同时也积极地给予信息回馈，参与媒体互动，这也是媒介素养提升的重要体现。
而在地震期间最受关注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显然进一步受到全民的“青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调查数据显示，5月12日—5月18日，全国各级电视台共计播出1394小时的抗震救灾直播节目，共有10.15亿观众收看，创下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直播和收视之最。中央电视台用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等长达294个小时的频道资源，对抗震救灾进行直播报道，吸引了超过9亿电视观众的关注；身处地震灾区的四川卫视和重庆卫视则分别播出了120小时和77小时的直播节目，分别让4.3亿和2.0亿观众通过直播报道获得灾情信息。【30】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组制片人穆丽表示：“5月13日，最高收视份额是7.58，创下了新闻频道开播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平常日均1.2左右。”【31】
同样，电视观众对电视赈灾节目的积极回馈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公众对电视的关注度。5月18日，“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在央视并机直播，这次活动共募集15.14亿元，电话意向捐款1835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宣传文化系统规模最大、募集数额最多的一次募捐活动。【32】
另外，早已拥有广泛拥趸的网络媒体，其关注度在地震期间更是水涨船高。谷歌中国在发布了寻亲搜索平台后，流量迅速增长。根据谷歌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该平台发布的第一天用户使用次数就达到10万次，第二天增涨至第一天4倍以上。【33】
从上述的一些数据和例子可以看出，在对地震事件的高摄入度下，中国的公民已经能够依据自身的需求、根据自身的知识和能力，高频率、多渠道、广泛地接触媒体、获取信息。
三、解读媒介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余震不断。受众从媒体上最想获知的信息肯定是关于救灾情况和余震预测的信息。而在重大的事故和灾难发生之后，真相的影子后面往往是谣言。正如一份公告所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中国人，都会变成一个很大问题；一个很弱的戏谑，乘以2.2亿网民，都会变成一个很大谣言。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同时，极少数人却不负责任地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互联网聊天工具、短信中充斥着有关地震和赈灾的不实消息、猜测、戏谑、迷信言论等，从最初关于地震发生地点，到关于姚明、刘德华、马云、‘诺基亚’‘三星’等个人和公司不热心抗震救灾捐款等谣传，严重分散抗震救灾注意力，涣散民心。”【34】
对于公众而言，是否能够在关于地震情况的海量信息中筛选有用信息，是否能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鱼龙混杂的信息观点中鉴别真伪；是否能够正确地评估信息的价值，得出对自己有益的观点和结论，是对其媒介素养的一个重大考验。而在对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地震的各种信息的质疑精神和质疑能力，让我们注意到公众对媒体信息的解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抗性的。
几乎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网民们就开始对地震局的各种说法表示质疑。首先是质疑地震局关于重大地震很难预测的说法，然后又质疑地震局发布的震级数字一改再改。除此之外，还有网友在博客上撰文质疑《南方都市报》6月3日、4日发布地震的假新闻，从新闻采写的专业素养角度来质疑《南方都市报》记者编辑对信息真实的把关不利，可见媒介素养甚高。
这几天逢人便会听说，专家预测说了，地震与月亮和太阳的引力有关，6月3日到4日还将有大地震。我上网查了以下此信息，发现是南方都市报5月30日最先报道这一预测的。但文章只说到是“广东省天文学会的专家分析”，却没有说明专家名字。这样的报道有违新闻报道规则。新闻报道的规则要求，在引用专家的话语时，必须注明专家姓名，以表明你的消息来源是准确的，专家对他的观点是负责任的。一般来说，如果专家不允许记者标明自己名字，就是不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记者不应报道此类不敢负责任的观点。报道中“广东省天文学会的专家分析”，让人难以判断消息的真实性。这个观点只是广东省天文学会一个专家的分析，而不是天文学会的观点。因此天文学会不会对此观点负责任。天文学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就像某某省的美术学会，天文学会的一个专家就如美术学会的某位画家一样，只能代表自己，而不能代表这个学术团体。因此其个人观点并不具有权威性。而发布这个预测的专家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职称和成就，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成果，都秘而不宣，更让人怀疑这个专家的水平。而新闻报道，不标明专家名字，也不介绍专家职称、职务和特长，这样的报道就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小道消息，或是记者自己在散布谣言。道理很简单，你没有注明消息来源。【35】
而一名被称为汶川地震最美丽的女老师的报道也受到了网友的质疑。在更多人看来，网友的观点略有偏激，但他们质疑的并非这名最美丽女教师的爱心，而是媒体报道时所采用的哗众取宠的方式。也有人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评论说：
记者并没有客观地描述李卓是如何奉献爱心的，反而不惜笔墨炫耀21岁、美女老板、两家房地产公司、两辆奔驰汽车、10岁离开成都到北京发展等体现个人身价上，而李卓的创业经历究竟怎么样，有哪些事迹，并没有交代……把一个80后写成玄妙的老总身份去当志愿者，未免画蛇添足，客观上让人产生猜疑，感到其行为有作秀的成分。
前段时间报载刘永好的儿子去救灾，写得真实，而且感人。报纸所用的版面很小，却让人读着感到亲切。而读着李卓这篇文章，却用了一个让许多人很反感的方式，给人一种负面的错觉。爱心不分贫富，良知无关美貌。很平凡的一个志愿者，为啥非要加上奔驰、美女、金钱这些与爱心无必然联系的“调料”呢？我很想知道记者采写这篇报道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在灾区，到处都有感人的志愿者，为什么偏选这样一个事迹并不太感人的典型？难道真的像有网友猜测的“为了点击率不知羞耻地搞噱头”？【36】
以上两个个案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受众高层次的解读媒体的能力。第一，敢于质疑权威媒体和权威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不再习惯性地盲从于官方机构的解释，轻信于媒体机构的消息。毕竟，权威和官方只能说明相对合理可靠，但并不绝对科学真实。第二，善于运用专业的知识体系和理智的逻辑分析来“破解”不合理信息的“迷局”。质疑的态度已经是意识上的胜利，而质疑的能力则更进一步地展示了受众的媒介素养之高。当然，这里提供的两个个案是受众解读媒体能力的极致点，可以说明高素养群体素养之高。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全民解读媒介的能力经过这次汶川地震也必定得到了历练和升华。在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社会很容易因为谣言的蛊惑而动荡不安。但是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社会比想象要安定团结得多，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救援和重建工作中。全民“军心”并未因为络绎不绝的余震谣言而有所分散，有所动摇。这也能从侧面证明全民媒介素养的提高。
四、运用媒介
如果说接触媒介、解读媒介还只是传统型受众的媒介行为，那么对于能够积极运用媒介——掌握媒介使用技巧，能够有效地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并传播信息、维护自身利益的受众而言，他们和媒介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和媒体之间进行互动的回馈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反客为主”，直接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因此，运用媒介的能力是衡量公众媒介素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内容：公民新闻的制作与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为个人自我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无数的个人网站、博客、播客、空间都充当了个人出版的阵地。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公民们纷纷在各自的传播阵地上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给全国人民提供了各种关于地震的资讯，成为主流媒体资讯的一个重要补充。
第一，公民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分享自己所能获取的和地震有关的一切。
网络视频成为人们了解灾区情况的最佳通道。视频的制作和发布者多为非专业人士，因此图像质量并不高，多数也毫无剪辑可言，可以说都是“原生态”的。但播客们主动拍摄视频和分享视频的意识却不容小觑。比起专业的技术或技能，这种主动运用媒介的意识更值得称道。
一个经典地震瞬间的影像记录莫过于一个婚纱摄影师在拍婚纱照时遭遇地震，用专业的设备和精湛的技巧拍摄的地震图片，这也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地震的震撼力。而这名摄影师也是在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了这个系列的照片，为远离灾区的人们提供直观的信息。【37】
除此之外，在救灾工作刚开始的几天，我们都知道救援部队迟迟进不了震中的映秀镇。在这个情况下，人们一方面担心映秀人民的安危，另一方面难免会质疑政府和部队救援工作的效率。在这个时候，就有热心的网友在网络上贴出了自己曾经去映秀镇自驾游的照片，图解路况之复杂和危险。得益于这个网友的信息分享，人们一方面对这条救援之路有了视觉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切实体会到救援工作的不易。
在新浪网关于地震的博客专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川中学百余名幸存学生日记》《抗震救灾一线医护手记》等和灾区零距离的人们所撰写的关于灾后生活和救援工作的点点滴滴。和专业新闻记者不同，因为他们就是地震灾难和救援的亲历者，因此他们写出的故事，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感人。
第二，公民们更加有意识地发掘有价值的新闻点。
Google曲线零搜索的故事，就见证了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发现新闻价值点的能力。
2008年5月19日14点28分，整整3分钟，Google中国的搜索数据显示的搜索量为零，谷歌搜索引擎流量曲线在这三分钟突然跌至谷底，这是自谷歌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即便在深夜和凌晨，也从未出现这样的景观。这一现象是被Google中国公司一名叫方坤的工程师偶然发现，当时这位工程师就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这说明，当时几乎所有的Google中国用户都在哀悼。他立马把这个特殊意义的事件写入了自己的博客：“如果机器会思想，如果数据仪能读懂这条曲线的含义，它会流泪吗？或者，它更应该感动，因为它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巨大的悲痛中低下她的头颅。而当她擦干眼泪时，她的头颅将扬得更高。”方坤的这个博客一发出，就引来了数万网民的转载，论坛、QQ群处处可见这篇名为“哀悼与团结的曲线”的博文。网民“火星”在自己的博客中转发，并写道：“看看我们民族的力量！”网民们都为之感动和振奋，网友“小丁”写道：“这是史上最感动人的曲线，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该为之振奋，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战无不胜！”“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这一刻彰显无遗。”谷歌中国的公关负责人表示，当他们得知这一切时，全部都为之而感动。而当谷歌全球总裁得知这个消息后，还主动通知了国外媒体，见证这一感动中国的时刻。这个新闻故事的记者就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38】
第三，公民更进一步地发挥个人编辑新闻整合新闻的能力。
新浪博客上一位叫“三峡在线”的博友，就是一名不错的地震新闻编辑。由于不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他没有更多的资源亲临灾区采访报道，但是他用心地根据不同的主题集结各大媒体上的人物和故事，汇集成一个又一个“感动专题”“难忘专题”“十大专题”——《汶川地震一月祭：愿逝者安息生者奋发》《汶川大地震留下的百大感人语录》《汶川大地震留给我们的感动“十宗最”》《汶川地震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20个瞬间》《大爱无边：抗震救灾中凸显的十大人间真爱》《抗震救灾中让世人动容的十大乞丐》《抗震救灾直播中泪洒荧屏的十大主播》《二十个平凡英雄：地震没留时间让他们悲伤》《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感动中国的十大灾区教师》《儿童节：让我们记住灾区100个坚强的孩子》《81周年：2008记住感动世界的中国军人》《2008年灾区高考留下的十大感动瞬间》《2008父亲节：地震中最应该记住的十个中国父亲》……【39】
2.形式：分工协作与积极互动
汶川地震期间，公民的媒介素养不仅仅在于他们传播的新闻内容的高品质，还在于他们分工协作的高效率。当然，这种分工协作有自发性质的，也有组织性质的。但是就这一点可以看出，公民在主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是注重信息传播的效率的。他们虽然依然会重复他人传播的信息，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有意识地减少信息的重复性。在这次地震中，有人专门收集各种献策，有人专门发布数据，有人专门援引外电，有人专门负责骂人。
在地震发生之后，谷歌的开发人员迅速建立起了“寻亲搜索平台”，而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们则全力地参与到了这个平台中。除此之外，各种志愿者团队和NGO组织都有效地利用网络这个媒体平台来进行信息发布和共享，连接前方和后方的救援支援工作。
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上学的钱敏杰在5月12日当天就从豆瓣网知道了汶川地震，并迅速在海外发起了“汶川需要你的帮助”的小组，联系香港的救援组织，并且汇总国内的灾情报道。当天晚上，这个小组已经有了5000人。5月14日，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2000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小组成员纷纷把和灾情相关的消息，聚合到该小组开发的主页上。开始的时候，这些消息集中于血库信息，后来由于灾区缺乏物资，内容也慢慢转到了物资需求信息上。此后，他们联系了谷歌中国，并加入了其寻亲平台的运行，把得到的消息发布在平台上。他们希望全国其他各地的捐物者能了解前方的信息，让捐物更有针对性一点。各地的志愿者或能够获得信息的网友，通过现场调查或者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后，在平台上发布物资紧缺消息并留下联系方式，后方拥有资源的人们可以根据网络上的消息和前方取得联系，提供物资。一位在成都的NGO负责人也表示，其也把所获得的情况，发布到谷歌的平台上。这个NGO组织把前方人员派到各个灾区调查学校的损毁情况，获得关于校舍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能获得其他的情况，他们把这些情况发布在网络平台上，不仅包括物资，也包括校舍的资料。【40】
3.影响：议程的设置
地震中，很多媒体、社会大众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建议、感想，有些意见直接触动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事实上，从地震发生第一刻开始，一直到现在依然进行的重建工作，中国的公民一直在持续关注着，并根据救灾重建工作的进展提出一项又一项议题。刚开始，公民们提出“地震校舍倒塌问题”，接着提出“救灾物资使用问题”，后来又关注“灾区学生高考问题”“灾区孤儿收养问题”，随后又关注“灾区重建问题”“灾民权益问题”等等，在政府忙于救援工作的时候，就有公民开始关注随后的重建工作，并且献计献策。公民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成为政府工作的议程。比如国家哀悼日的设立。
而地震孤儿的领养问题也广受多方关注。距离“5·12”汶川大地震7天后，全社会就已经将目光对准了地震将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孤儿身上。互联网成为领养救助地震遗孤的主要通道，百度贴吧中已经有相关帖子近60万个。【41】100余名上海网友还在QQ群中成立“汶川孤儿亲友团”。奇虎网上一个“如何领养灾区孤儿”的帖子引发报名登记，截至5月22日已经有13855人留下联系方式。在“震后孤儿收养讨论组”的QQ群中，一个自称跟四川民政部门有联系的人成为人们追捧的焦点，很多人都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他，希望有孤儿领养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通知他们。新浪网上也出现收养意向人资料登记，截至5月25日23点20分，国内有意收养者共69233人，国外310人，这个数字还在增长。【42】
在新浪博客上，就有《我们共建一个家：新浪博友为灾后重建建言献策》这么一个专题：“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北京、上海、陕西等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瞬间夺走了无数鲜活的生命，摧毁了无数幸福的家园……重建家园，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在这里，新浪博客呼吁广大博友为灾后重建建言献策，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共渡难关！共建一个家！”在这个专题内，可以看到“校园重建”“家园重建”“心理重建”和“其他经验、建言”四个意见板块，集结了网友们对灾区重建的所有真知灼见和良苦用心。【43】
中国的民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如此娴熟地使用媒体，发布文字、图片甚至视频没有障碍；原来自己终于也有机会通过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地震救援和重建工作出一份力；原来每一个人微弱的声音集聚到一起也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曾几何时，大众传媒的“工具性”并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并掌控的概念，传媒只是少数人手中影响舆论、设置议程的工具。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个媒体”的理解和应用，使得他们或感性或理性地领悟到媒介的能量。可以说，汶川地震更唤醒了更多人使用媒体的欲望和能力，而这种能力便不可能再被轻易遗弃。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会进入一个全民媒体的时代，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媒体的使用者都具有相当的应用媒体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五、批判媒介
批判媒介的能力很少被单独拿出来作为衡量公民媒介素养的指标，有时也常常和解读媒介的能力合二为一。事实上，这两种能力略有差别。解读媒介的能力可以看做是被动地防范媒体上错误和不良信息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并获取对自身有益的信息，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而批判媒介的能力首先高于运用媒介的能力，因为运用媒介的能力只是对媒介技术层面的把握，而批判媒介则必须具备对大众传媒本质规律的认识和领悟，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进行批判。而在汶川地震的传播中，公民对于媒介的批判之多、水平之高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类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对新闻从业者基本素养的批判。第二，对新闻报道和把关的标准进行批判。第三，对企业公关行为的批判。
媒介分析与媒介批评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领域内亦是相对上乘的素养，它要求媒介批评者不仅仅能对媒介的现象进行反思，也要求能在理论上、思想上对媒介现象的本质进行批判。若要进行“批判”，“理论武器”似乎不可或缺。在学术界，符号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是比较常见地用来进行媒介分析、媒介批评的理论。有学者将媒介批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即“以论文的形态出现。在批评的态度上，有的强调主观感受，将批评家的个人体验融汇其中；有的则动用科学手段，对文本作解剖式品评，在貌似客观中隐藏主观的印象”。第二种，“基于感想层面的批评”，此类批评“有批评的态度，但缺乏批评的锋芒与锐利，因而总给人无关痛痒之感”。第三种，“基于观察层面的批评”，“既区别于学术层面的剖析，又区别于感想层面的议论，它应该是二者的一种综合，既有客观事实的推演，又有主观意向的判断。把现状指给你看，然后告诉你它可能的发展方向”。【44】在笔者看来，由于专业理论知识的缺乏，大众的批判媒介的方式应该依然局限于“基于感想层面”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存在于网络博客或网络论坛上的只言片语或段落片段间，刚触及问题，但未及深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报刊专栏和网络专栏中读到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非业界人士撰写的“基于观察层面的批评”文章，对媒介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从某种角度来看，大众传媒业虽然是一个特殊的信息出版行业，但是依然具有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因此即使不具备系统的媒介理论知识，但是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观察分析能力，也未尝不可。
媒介素养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传统受众理论的巨大突破。有学者结合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进程，进一步探讨了媒介素养的本体意义——“其一是它所强调的受众信息接收行为的主动性”，“它不但超越了受众作为使用者的阐述，而且也超越了霍尔的对抗性译码的阐述，它强调了受众具有参与改变传播进程的较大潜能”。“其二是它本身可以不断提升和完善。因而可以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或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为与过程，因此改变传播的进程。”“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而言，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媒介素养也总是在不断地提高。正如斯坦利·巴兰与丹尼斯·戴维斯总结的那样：‘媒介素养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提高的技能，并且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在所有的情境中、所有时间里、对所有媒介来讲，并不具有同等的读写素养。’”【45】
暂且不论我们是否需要以定量分析的手段来衡量在地震信息传播过程中我国民众的媒介素养的进步程度，仅仅本节和本章其他小节所列举的数据和案例——“传播分析”中的“个人”一节、“内容分析”中“公民”一节中的事实都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民众在地震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意识和“积极”行为。从宏观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理论既然是一种受众主动性理论，那么主动程度应当是衡量受众媒介素养的宏观视角；而从微观意义上说，这次汶川地震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无论从媒介接触到媒介解读，从媒介运用到媒介批判，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虽然不能说“地震”提升了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至少可以肯定“地震”“激活”了人们潜在的媒介素养，并为人们“展示”自身的媒介素养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研究三 汶川地震中的社会行动力研究
“几乎所有网友都在参与，港澳台同胞在参与，孩子在参与，老人在参与，残疾人在参与，拾荒者也在参与。”【46】——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从官方到民间，各种力量加入抗震救援，除了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医务工作者和国际救援力量，还有全国各地自发前往救灾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更有无数不见其名的“网络救援者”。他们除了参与救援，还对赈灾进行监督，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公众的巨大社会行动力。有人言：“从参与到监督，这是公民社会觉醒的标志”。当然，有关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崛起该有更多的衡量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间力量的日益壮大必定是其中之一。以此为契机，我们该看到的是，随着国家治理方略由传统的政治动员模式走向依法治国模式，随着公民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也随着媒介环境的日益成熟，危机管理的动员模式也应该由“对社会动员”走向“由社会动员”，即由以政治动员为主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
一、抗震救灾行动：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
在危急情况下，需要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来控制和战胜危机，动员因此成为危机管理的基本手段和环节。在汶川抗震救灾行动中，政府是主导力量，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则是主体力量，对社会的动员则是使这两支力量协同作战、形成合力的桥梁与纽带。中国民众的参与行为让我们看到了“由社会动员”所带来的巨大行动力。“由社会动员”——这既是我们的期待，也是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动员机制由行政动员机制向社会自身的动员机制的变化，无疑会使社会动员形成一种合力机制。如学者所言，政府的努力如果没有来自社会成员的信任，没有广大社会成员的自觉支持与配合，就很难达到目标，轻则造成社会力量分散、延缓危机解决；重则导致社会恐慌和混乱，加剧危机的损害，对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利。在这次抗击汶川大地震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政府与公众的有效配合。【47】
（一）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动员
地震发生后，当军队、武警等国家救援力量紧急动员起来时，另一种动员力量也在官方渠道以外产生：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自发前往灾区，他们形成了官方救援外的另一股强大力量。在我国，传统的动员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对社会的动员”，即政治体系采用政治动员方式来动员、组织、集中全社会力量控制和战胜危机。这种危机管理的动员模式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此次事件中，汶川地震所释放出的巨大民间力量让我们看到了以政治动员为主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的必然趋势。
1.“对社会的动员”和“由社会进行的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名词。社会动员最初是指被战时的热情所激发的寻求促进变革和发展、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旨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后被引用作为社会发展的策略。社会学中的社会动员更强调各种资源的有效调动，因此有的社会学著作也称“资源动员”。【48】而政治学中的社会动员着眼于政治资源的调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是否能动员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49】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给社会动员作如下定义：社会动员是一项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群众性运动，是一个寻求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50】它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基础，以社区参与为原则，以自我完善为手段。
总体来说，社会动员就是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的过程。一旦它的发展目标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需求，社会各界、各阶层广泛参与，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又有保障，社会动员就得以实现。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很多时候说的社会动员其实是政治动员，这时的社会动员，变成了“对社会的动员”，对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包括了采用政治动员方式进行的动员，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动员政治模式下，对社会的动员其实主要就是政治动员。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往往把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等同起来使用了。不过，社会动员也可以是“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即社会凭借自身力量主动进行的、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应对危机的动员，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组织、个体通过宣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力量，形成群众运动或者组织起群众的有效参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克服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方式与过程。这种“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包括社会单位进行的动员、社区进行的动员、社会团体进行的动员、志愿者个体进行的动员。因此，从动员主体的角度看，动员包括“对社会的动员”和“由社会进行的动员”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政治体系利用政治方式对社会进行的动员，后者主要是社会自主进行的动员。【51】汶川地震中民众力量的全面参与便体现了这种社会自主动员。
2.危机管理中的社会自主动员
危机管理中的社会自主动员主要是指“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在危机管理中，社会自主动员是高效的动员模式，因为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国家更是必须借助社会自主动员才能在短时间里集中、配置大量的物质、人力与信息资源；在集中民意、民智的基础上提升应急的整体体制与机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也使得应急的方针、策略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还可以通过社会的监督不断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所以，国家的应急管理需要高效社会动员机制的支撑。【52】汶川地震中的社会自主动员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必要性。面对这种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的重大危机事件，政府如果仍按常规管理方式来处理，其有效性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很可能因贻误时机而导致灾情的蔓延。因此，在危机特别是特大危机面前，政府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调动全社会资源和力量，齐心协力，控制和战胜危机。危机管理不同于正常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危机情况下不能仅凭行政系统力量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而需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资源。在危机情况下，社会处于紧急状态，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危机的，更需要政府进行广泛、有效的动员。
（二）抗震中的“由社会动员”
如前所述，“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包括社会单位进行的动员、社区进行的动员、社会团体进行的动员、志愿者个体进行的动员。一个成熟的社会，在面对危机时，会积极地行动起来应对危机，这其中就包括进行动员，引导和组织各方面力量战胜危机。
抗震中的“由社会动员”，亦即社会自主动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在资源动员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