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利奥塔：一位“知识分子的掘墓人”？
马克斯·加罗发表在《世界报》上的这一文章立即在法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赞同者有之，而反对者更多。而在对此予以反驳的众多文章中，影响最大者当属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20】于同年10月8日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21】换言之，在这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身份危机的大讨论中，最引人注目者非利奥塔莫属。
利奥塔于1924年出生在巴黎市郊凡尔赛的小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利奥塔中学时曾先后就读于布封和路易大帝中学，后入索邦大学学习哲学。当时，对利奥塔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的现象学大师、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1950年，他在大学毕业时因生计所迫，毅然选择了去法属阿尔及利亚东部重镇康士坦丁市的一所中学任教。在阿尔及利亚任教的几年经历，使利奥塔后来得以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写出多篇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发表在激进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同名刊物，亦即《社会主义或野蛮》上。
1954年，利奥塔返回巴黎，并在同年以《现象学》一书在此期高手如林的法国哲学界崭露头角【22】。这一时期的利奥塔同当时许多法国青年思想家一样，对现象学情有独钟。与此同时，他也和他们一样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对社会的非正义深感不满。为此，他后来曾加入过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工人权力”（Pouvoir Ouvrier）。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从1956起，利奥塔写了许多文章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些文章多发表在《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一刊物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左翼激进团体，与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23】和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24】等人过从甚密。在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中，他始终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五月风暴”期间，利奥塔参与了组织“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农泰尔学院的新左派师生联盟，并还作为《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名噪一时。
始自70年代上半期，在利奥塔因观点分歧等原因离开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等人之后，他更多地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中吸取思想养料，特别是更多地关心社会和文化问题，集中讨论思想创作及美学问题。他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并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欲学说结合起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述和形象：一篇美学论文》（Discours，figure）。【25】在这之后，他又力图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哲学的角度，对人的欲望，特别是性欲的重要作用加以探讨，他在1974年出版的《性动力经济学》（Economie libidinale）【26】一书，就是他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利奥塔在发表《性动力经济学》之后，其整个态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概而言之，他在学术观念上由现象学转向后结构主义者所关注的西方文化精神裂变特征。在政治观点上，由过去的激进主义转向保守折衷。在这一过程中，利奥塔着重对现代知识的转变和“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和出版了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力作《后现代的状况》（LaconditioNpostmoderne）。【27】，此书问世后很快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利奥塔在这一时期，还在其发表的《论正义》【28】等著述中将他的后现代理论运用于社会正义问题，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理论作为基本模式，深入探索后现代社会正义的运作机制。
如前所述，1983年7月26日，社会党政府的发言人马克斯·加罗（Max Gallo）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政治、现代性》的文章。此文一方面号召知识分子开展对法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才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赶上潮流”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法国知识分子未能很好地理解与支持社会党政府的抱怨。加罗的这一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法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在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对与之密切相关，乃至至关重要的知识的“合法性”、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变迁等问题颇有研究的利奥塔，也以自己于同年10月8日发表在同一份报纸上的《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参与了这场论战。
利奥塔在这篇题目就极为引人瞩目的文章中，通过附和其老师福柯关于知识分子类别与职能分化的理论，强调指出，那种为理想的统一目标而奋斗、为集体责任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今天知识分子要破除笛卡尔以来对哲学整体论的迷信，代之以鼓励差异和自由欲念的局部独特性思维，从而从根本上颠覆一切专制赖以存在的统一性和理性根基。在文中，利奥塔耸人听闻地提出：“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如果还有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自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上的这一新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让思想能够以它的名义提出一种同时是‘世界的构想’（寻找名字）的控诉。萨特试图采纳‘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下’的阶层的观点经引导自己穿过各种不正义的迷宫，但归根结底，这一阶层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无名的、经验的存在。我不是说没有必要关注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下的阶层的命运：道德的和公民的责任要求人们这么做。但是这一观点只容许保护性的和局部的干预。如果超出这种干预范围之外，它就会把思想引入歧途，就像它把萨特的思想引入歧途一样。”【29】
显然，利奥塔让自己扮演了“知识分子的掘墓人”的角色，而他的“惊人之语”更是把法国知识界持续有年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经“终结”的大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笔者以为，利奥塔的上述论述虽然很难让我们全盘接受，但它却确实发人深省。因为，如果说，对知识分子是否已经“终结”这个问题，人们目前尚可以，而且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那么，以左拉、萨特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全面的挑战，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国知识界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已经“终结”的讨论也充分说明，当今法国知识分子在调适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遇到了不少难题，存在着许多困惑。其中，他们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