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笔者在上一节之所以用不小的篇幅引述阿隆和斯卡佩塔对“新哲学家”的上述评论，是因为这两段文字分别揭示了以下两种现象：
其一，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大众媒介的宣传；
其二，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越密切，其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越大。
而讲到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又不能不提及雷吉·德勃雷（Régis De-bray）及其法国知识分子的“三阶段说”。
德勃雷是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可圈可点，甚至颇具传奇色彩的活跃人物之一。他于1942年9月2日出身于巴黎一个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律师。天资聪慧的德勃雷16岁时赢得法国文科竞赛奖，18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法国声名赫赫的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大学期间，他深受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阿尔杜塞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UnioN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的活动。从巴黎高师毕业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后，德勃雷曾在南锡的圣女贞德中学教授哲学。60年代初期，作为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为接受南美革命风暴的洗礼，德勃雷奔赴被当时世界各国的激进青年视为革命圣地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继而又追随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切·格瓦拉（Che Guevara）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回国后，他写了《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和《拉丁美洲：革命战略上的几个问题》。60年代中期，德勃雷再次来到南美。在这次南美之行中，他先多次与卡斯特罗等古巴革命领导人交谈，并且阅读了大量的从未发表过的古巴内部档案材料。通过这些交谈与阅读，使德勃雷得以写出以系统地归纳和整理卡斯特罗、格瓦拉的思想为要旨的政论著作《革命中的革命》的初稿。尔后，为更好地了解与总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他又追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从事游击战争。
1967年10月，格瓦拉因战斗失利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而德勃雷亦在玻利维亚一座被废弃的游击队营地中被玻利维亚当局逮捕并被判处30年监禁。审讯期间，一场声援德勃雷的运动在巴黎发起，甚至席卷全球，声援者中包括让-保罗·萨特、玛格丽特·杜拉斯、雅克·拉康等知识界著名人士。就连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亦向玻利维亚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同年，德勃雷的政论著作《革命中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et autres essais）在法国出版。【49】书中分析了拉美武装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提出了“策源地理论”，认为游击战的成功在于形成无数个策源地，在世界各地点燃武装革命之火。作者身陷囹圄的现状，别具一格的激进思想，使该书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德勃雷亦因其非凡经历中的冒险主义、浪漫主义色彩而声名大振。
70年初，德勃雷在提前获释后先是来到智利，试图为当时正与美国英勇对抗的阿连德总统及社会党政权施以援手，他之所以有这一想法绝非偶然，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阿连德是“拉丁美洲第一位靠民主选举而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将军（Augusto Pinochet）发动军事政变非法地颠覆了阿连德政权之后，德勃雷才决定回到法国。
回国后的德勃雷仍然是一位对政治革新充满期待的知识分子。为此，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左翼知识分子的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写作各种政论文和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法国社会党的知识分子精英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与后来担任总统的密特朗和担任文化部长的杰克·朗（Jacques Lang）【50】成为好友。
80年代初社会党上台执政后，德勃雷一度步入政界，曾相继出任密特朗总统的第三世界特别助理，以及南太平洋理事会秘书长、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塞维利亚世博会法国馆文化总监。
德勃雷的著述很多，但影响最大者当推其出版于1979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权力》（Le Pouvoir intellectueLeNFrance）【51】。该书的主旨是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结构、知识分子与自己所服务或支持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并力图通过这种考察揭示权力、体制和作为“权力的动物”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德勃雷在书中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学的阶段”（1880-1930年）。在这一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大学教师更是成为此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第二个阶段是“出版社的阶段”（1930-196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能为知识分子提供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场所的出版社则日益成为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与此相应，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
第三个阶段是“大众媒介的阶段”（1960-）。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媒介。知识分子的地位可依据他们与媒介接近程度来划分。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德勃雷的笔下，第二阶段中的“出版社”与第三阶段中作为大众媒介组成部分之一的“出版社”是有本质区别的。具体而言，前者维护着文化自身的合法化根据和“得体的”文化价值，而后者则是大众化的和商业的。
从上述对德勃雷法国知识分子的“三阶段说”的内容的简单介绍来看，德勃雷的“三阶段说”并不能贴切地反映相关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实际状况，比如说，属于第一阶段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德雷福斯派阵营中的左拉、法朗士等大作家难道不能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德勃雷对第三阶段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还是极有见地、发人深省的。
德勃雷在这部著作中还揭示了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据他们与媒介接近程度来划分的，这种接近也就是影响和权力的力量。在他看来，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由于大众媒介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离开了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同时，在他看来，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更加偏激的结论：当代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与媒介联姻，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在揭示上述现象的基础上，德勃雷在这部著作当中还涉及一个西方左派理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在媒介社会，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日渐衰微，人文学科逐渐丧失了作为批判思想源泉的地位，要么越来越趋向于学院化、专门化的技术性的操作，要么转向哗众取宠的商业价值或市场交换逻辑。为此，他在书中特意并深入探讨了大众媒介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结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对此，已有中国学者作了颇为到位的介绍：德勃雷依然根据他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界定——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追逐权力或影响的人——来探讨这种关系。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他们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更在于媒介把他们的形象推销给了公众。【52】
早在1979年，德勃雷就已第一次提出“媒介学”的概念。鉴于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得至关重要，德勃雷近一二十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创一门全新的学科——媒介学。1991年，他出版了《普通媒介学教程》（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一书。【53】德勃雷在书中对考察媒介如何具有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效果方面用力甚勤。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所倡导的媒介学既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有所不同，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研究宗教、意识形态、艺术和政治思想在一个社会或跨社会的文化传递，这个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象征形式（各种符号）、集体组织（社会组织结构）、传播技术系统（信息技术格式）的三角关系的梳理。此外，他的研究还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更注重历史质感的精准和政治选择的道义，即便在修辞上也不无辩证法的魔幻色彩。
令人对其更生敬意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潜心研究“媒介学”，德勃雷在1992年主动向密特朗总统提出辞呈，脱离政坛，重返学术圈。为此，他首先是专心致志地撰写以《影像的生与死：西方关于观看的历史》为题的国家博士论文，并在1993年在巴黎第一大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为了更好地展开“媒介学”的学术推广工作，他从1996年开始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媒介学手册》（Cahiers de Médiologic）【54】。与此同时，他先后在法国和国外的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担任教授，并不断出版著作、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保持一种罕见的活力。2010年6月3日，德勃雷在应邀访华期间在北京就“知识分子与权力”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鉴于知识或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一如德勃雷曾醉心于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这一问题，已在70年代初期登上法国知识界象牙塔顶层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亦曾对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深入的研究【55】，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在“五月风暴”期间与70年代初期，法国知识界流行的权力观是把权力归结为禁止。在为数不少的人眼里，权力就是执行禁止的人，阻止别人去做某些事情。福柯对这一陈见颇不以为然，提出权力是某种更为复杂得多的东西。福柯还认为，“权力在一个我们这样的社会里行使和运转的方式，归根到底还没有很好地被认识到”【56】。为此，福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福柯发现，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即在任何时候，知识都依赖于权力，而没有知识，权力也不可能被实施。由此，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论。
由于权力-知识论旨在强调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就使得福柯必然要去探讨一番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1972年3月4日，福柯与吉尔·德娄泽（Gilles Deleuze）【57】一起就“知识分子与权力”这一问题展开了对话。
福柯在这次对话中首先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传统上是从两件事情上开始的：其一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被剥削，被遗弃，被“诅咒”，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和不道德，贫穷，等等）；其二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揭示了某种真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人们尚未觉察的政治关系）。“政治化的两种形式相互之间并不陌生，但也决不重合。以前有‘被诅咒者’和‘社会主义者’两种类型。但两种政治化在某些权力强烈对抗的时刻很容易混淆，像1848年以后，巴黎公社以后，1940年以后……知识分子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紧接着，福柯指出：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通过他们来获得知识”；（因为）群众已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58】掌握得更多更好；而且，他们亦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59】由此，福柯宣称，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60】。
次年5月中旬，福柯与雷诺汽车工厂一位名叫罗泽的法籍葡萄牙工人就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该访谈录不久在5月26日的《解放报》上全文发表。
在所发表的访谈录中，福柯针对罗泽的这一说法，亦即“一个准备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能够更广泛地反射被剥削者的光芒。它是一面镜子”，在答复中重申了自己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些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承认工人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告诉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自己对此非常清楚。我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与信息机器而不是与生产机器相关联的类型。他可以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他可以在报纸上写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与过去的信息机构相联系。他大量阅读书籍，从中获取知识，而其他人却不能直接拥有这些知识。所以，他的作用不是培养工人的意识，因为工人意识存在着，而是使这种意识、这种工人的知识进入信息体系，使它得到传播并最终达到帮助其他工人或那些不曾意识到发生的事情的人们的目的。我同意你把镜子看成是传播方式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与工人的知识相比，永远是局部的。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法国革命史的知识与工人阶级所掌握的广泛知识相比，完全是局部的。”【61】
不仅如此，在1980年4月6日、7日《世界报》发表的福柯与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ChristiaNDelacampagne）【62】的访谈录中，福柯竟然扬言，“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却遇到过很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放逐的原料。”【63】
如果说，上面引述的话还只是一鳞丰爪地反映了福柯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的话，那么，他对两种知识分子概念的区分显然最能体现他的知识分子观。
在福柯的笔下，知识分子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种类型是伏尔泰（Voltaire）、萨特式的“普遍型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表达并拥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主人而发言的权利，并用普遍正义和公正的法律理想来抗衡权力、专制和为富不仁。福柯认为，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源自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人物——司法人员，法律界人士。这种人物用正义的普遍性和理想法律的公正性来抗衡权力、专制、流弊、财富的霸道。18世纪的重大斗争是围绕法律、权利、宪法、合乎理性和自然的东西展开的。今天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社会学或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将其知识、能力及其同真理的关系应用于政治斗争者）来自于法学家，即依靠公正法律的普遍性在必要时抗衡专职法律界人士的人（在法国，伏尔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范）。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64】在福柯看来，18世纪的伏尔泰与20世纪的萨特堪称“普遍知识分子”的最突出的代表。
知识分子的第二种类型则是以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65】为代表的“专业型知识分子”。在福柯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普遍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消失。随着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新模式的确立，知识分子不再扮演“普遍”、“典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角色，而是专注于“专门的”和“局部的”区域。因为他们的职业工作条件或者生活条件已经把他们固定在某一特殊的地方，如实验室、大学、医院、家庭，等等。福柯认为，尤其是在60年代前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由于“科技结构在经济和战略领域的扩展”，由于科学合理化的扩展和职业分工的细密，“普遍型知识分子”已经被“专业型知识分子”所取代。“专业型知识分子”不再是以文人为代表，而是以专家-学者为代表。
福柯在将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强调：“我们正处在一个必须对特殊型知识分子的职能重新考虑的时刻。不是丢弃这些职能，尽管有人还在怀念普遍型大知识分子（他们说：‘我们需要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我们只需想一想在精神病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证明，局部的和特殊的斗争不是一个错误，没有把人们引入绝境。甚至可以说，特殊型知识分子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并同他们作为原子学家、遗传学家、信息论专家、药理学家或其他专家而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相适应。特殊型知识分子同某种局部知识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借口这是专家的事，与大众无关（此话双重不实，一是因为大众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二是不管怎样他们已被牵连进去），或者借口特殊型知识分子服务于资本和国家利益（这不假，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占据着战略位置），或者还借口他们在传递某种唯科学主义观念（这一点并非始终正确，而且其重要性可能只是第二位的，相比之下，真实话语所固有的作用则是首要的）——如果以这些借口贬低特殊型知识分子同局部知识的特殊关系，都是很危险的。”【66】
福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时还认为，在知识分子身上，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并非是“普遍价值观的持有者”，而是占据特殊地位的人，而这种地位的特殊性，在像法国这样的社会中，是同真理机构的总体职能联系在一起的。
福柯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还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所隶属的三重特殊性及其产生的影响：第一，阶级地位的特殊性。由于知识分子或者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有机部分，因而，“知识分子实际上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和大众”。第二，与他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条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按照‘普遍的’、‘楷模的’、‘代表正义和真理的’模式工作，而是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在一定生活或工作环境（住所、医院、疯人院、实验室、大学、家庭以及性关系）中工作”。他们面临的是实际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问题，而且他们是以不同的形式面临与无产阶级、农民和大众所面临的敌手相同的敌手，如跨国公司、法律、警察机构和财产投机商，等等。第三，（我们）社会中的“真理”政策的特殊性。福柯认为，正是在最后一点上，知识分子的地位能够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他所从事的局部或特殊的斗争因他而产生一些不单单具有职业或部门性质的效能和结果。在自己领域里的“特定斗争”能影响“真”陈述借以在一个社会里被权力机制生产出来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其基本的政治作用并不是批判科学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或弄清他们的科学实践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认识到确立起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学是可能的。要言之，问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一切，而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机构秩序。同时，问题也不是把真理从每个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真理本身早已是权力），而是使真理的权力偏离它目前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形式。【67】
总之，福柯通过对两种知识分子概念的区分，尤其是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三重特殊性的强调，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做出了新的规定，即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全世界的代表，同时也不应该继续以“普遍价值观的承担者”自居，而应该脚踏实地地投入具体的斗争。由于福柯此时在法国知识界的地位已如日中天，因而，他的知识分子观对这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以及“介入”方式的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