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话，引自常书鸿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他所说的“一家”只是他和十四岁的女儿沙娜和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嘉陵，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中了。在他们离开敦煌之前，留下来坚守的只有两位工人。前两天，这两位工人帮助常先生整理行装，尽管先生嘱咐他们继续坚守，在他们心底，还是以为他们的所长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否想象得到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一九四三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先生两次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十几个人，都因为单位的撤销生活无法维持，或内地原沦陷区的家确实不能没人照顾，或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都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他的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他这个已经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单位”，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忠诚地跟着他，真是情何以堪！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这两位工人，一位叫范华，如今仍然健在，已经快九十了；一位叫窦占彪，已经逝世。
但奇迹般地，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和背叛的艺术家，却再次挺下来了，在熬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以后，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约五百人的敦煌研究院。每念至此，我想，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对先生的爱国情怀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而深深感动。尽管先生并不是完人，尽管他也有失误甚至错误，我们都不能不加以宽容的体谅。
但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岁月却过得十分压抑，我要说，人们对待他老是不够公正的。尽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部长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尽管他还挂着许多头衔，尽管他一九九四年逝世时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挽词，尽管在他逝世以后还有人不断地开着他的纪念会，在莫高窟树起了青铜像，办起了故居陈列室，或是打着他老的旗号，干着自己的事，但我相信，凭着先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的他的真正的追求，和我对先生的一些了解，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先生看重的，甚至是他老厌恶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为了看望先生和撰写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我再一次拜会了先生。他说梁先生曾给他写了很长的信，介绍我到敦煌去，他把信转给郑振铎部长了，以后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说不会是郑振铎吧？郑老在一九六三年梁先生写信时早已在一九五八年从苏联回国途中在高加索因空难去世了。先生掐着指头计算，承认我说的是对的，说那就是转给徐平羽副部长或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了。但没过十分钟，先生的话题又转到这个方面，再一次说是把信转给郑振铎了，我大为惊讶，说刚才我们不是核对了吗，不会是郑老！先生却大声坚持说，一定是郑振铎，他记得很清楚。我发现先生的老年失忆症已经不轻了，深深为之悲伤。
以后不久，听朋友水天中说，在北京一次吕斯百先生的纪念会上，先生兴致很浓地回忆起他们在巴黎留学时的往事，说那位法国房东老太太特别喜欢吕斯百……可刚刚说完，又说：“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房东老太太……”把刚刚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惹得参加会的人不免发笑。先生认真地说你们不要笑，这都是真事呢！当先生准备第三次再讲时，李承仙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了：“老鬼就是这个样子，他又忘记了。”“老鬼”是李承仙在“文革”以后对先生的称呼，不管什么场合，总是不改的。
先生的失忆虽然在逐渐发展，但从一九七八年我已长住北京，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对他老的多次拜访中，先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变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激愤地喊着：“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我当然劝他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个对他老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老将更加不得安宁。但先生不愿意听，有一次，竟怒拍着座位扶手，对我发起脾气来，大声说：“你怎么也是这个样子？”先生大概不会以为我也和那些人一样吧！我只好不说话，先生又质问说：“你怎么不说话？”面对着这位深深令我敬重而感动的老人，我仍然只得无言，害怕揭开伤疤，而又于事无补，会使他老更加痛苦。
先生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墙上，挂着一幅他老临摹的敦煌壁画，是一身十六国时期的飞天，画风苍劲有力。在飞天周围的空地和裱边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辈的签名，我也找了一个角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看到有孙儒、姜豪、高尔泰、秦增果和许多熟悉的人名。但在那上面，我发现有一些本应该有的名字却没有出现。我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那本书里，也提到了先生的心情：“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高先生又说：“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冬夏，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尤其寒冬静夜，清越的铃声穿过林杪，幽远宁静，渲染出一种心动神驰的历史感，更为难忘。先生听了几十年，现在听不到了，只得在窗前挂出一副铃铛，聊胜于无而已。他老的回忆文章也以《铁马叮咚》为题。先生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
在一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书里，是以这样轻松的笔调描述这件事的：“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他人到了北京，心还系着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来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
多么美妙，多么温馨，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就真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先生的追求？
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许多努力，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长篇内参，我在先生寓所里读过，认为基本符合事实。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调查组作了累月的调查，调查材料一厚本，但人们自有自己的说法，最后只得不了了之。这些，在那本书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
人啊，要知道，你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显出自己的身影的，并因此获得了甚至高过先生的头衔和荣誉，可你们却要将巨人踩到地狱里去了。感恩、忠诚、善良、宽恕，这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情愫，在有些人那里，已经留存得不多了。
二
常书鸿，满族，一九〇四年生于杭州，一九二七年赴法国学习油画。一九三五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九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次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一次学人经常聚会的场合，一九三二年就根据《敦煌石窟图录》撰写了平生第一篇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的梁思成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见了面，此后就成了终生好友。常先生对我回忆说，他们都谈到了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抗日战争中，他们在重庆和昆明又见了几次面。常书鸿在《铁马叮咚》中继续写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他笑了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原来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到陪都，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这个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梁先生得知了这个消息，才来探听常先生的口风，并向于右任推荐常先生担任所长的。先生还告诉我，梁先生当时还想过建筑历史学前辈刘敦桢先生也能到敦煌去，说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纳入进去，才能算是全面的敦煌艺术研究。事情很快定了下来，于右任找他谈话，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了，研究所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先生自此就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
常先生一九四三年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关于先生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艰辛，在本书“《祁连山下》外篇”文中提到了一些，常先生的《九十春秋》有更具体的记述，这里只是再作一点补充。
常书鸿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他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他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的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县政府在这里只雇了一个临时工窦占彪维持治安，能管什么用。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在法国学了九年油画的画家，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义无反顾，暂时放弃了画画，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人物”栏目要做一期“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节目，我作为嘉宾，主持人问我，要做这个事，当地的群众同意吗？我说，政府已经决定莫高窟收归国有了，应该说当地的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那条围墙就是当地民工修建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经费，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却总是没有回答，只得先向县政府借钱，甚至引起了县长的怀疑：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身份？但县政府还是把钱借给了他们，才修起了这条围墙。原来要修三里，后来减为二里，只把拥有保存着壁画和彩塑的南区洞窟前的绿洲围了起来。应该说，这段围墙本身现在也成了文物了，三十多年前我离开莫高窟时还留存着一些，不知道现在是否把它保护起来了。
半年过去，经费仍毫无音信。常先生只好给梁思成先生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们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先生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除了还了借款，还有一些剩余。梁先生的电报还鼓励常先生继续奋斗，坚守敦煌。这对于敦煌机构的维持和工作人员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有十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三百万元，但所里剩下的经费只有五万元了。幸而得有当地驻军帮助，义务参加清运，才把这么多的沙子清除了，用驴车拉到远处。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雪水继续渗入。他们还尽可能地修补那些已颓圮不堪的残余栈道，以便研究人员可以进入洞窟，开始了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了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还是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在调查南部位在高处的一座晚唐洞窟第一九六窟时，常书鸿与潘絜兹、董希文和工人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三十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还是窦占彪一个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除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常先生在四川和兰州招来的五六位人员外，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学生潘絜兹、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等人都响应了他的召唤来到敦煌。以后，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也千里迢迢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张民权兼任总务主任，承担起安排全所日常生活的责任。他们都算是第一批莫高窟人。
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文化生活的缺乏自不待言，但这批文化人自有自己的排遣方式，主要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时常发生困难。
久居法国的生活，使常先生特别喜欢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的溪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曝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常先生一行初到敦煌的时候，刚好闹过一场马步芳部队四乡抓壮丁的动乱，街上的铺面都关门了，他们第一次在敦煌城吃的饭就是面条拌盐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淋几滴油。水质不但含盐，含碱量也很大，醋往往是不能少的。
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十二个小时，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是这样，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常先生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谢先走了，张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却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敦煌的时候，情况已经好得多了，但蔬菜的品种还是有限。从秋末到初春，大半也还是咸韭菜，加上一些窖藏的大白菜和土豆，喝的还是咸水。但冬天的肉食较多，活不过冬季的乏羊都是这个时候宰杀的。不止羊肉和猪肉，我在敦煌还吃过黄羊、骆驼和野骆驼、马和野马、驴和野驴。有一回，食品公司从南方运来一批藕，敦煌人没见过，管它叫“空心萝卜”，把西红柿叫做“洋茄子”。把香蕉也叫“洋茄子”，连皮在锅里炒或是煮。有一次我从兰州带回两条小金鱼，还引起好多人围观。
不过，西北的羊肉的确很好，因为土质水质不同，这里的羊比起内地来真是又肥又嫩，一点不膻。敦煌的胡麻油也非常香，特有风味，在别处没有。还有，敦煌人主要种植小麦和棉花，很少种包谷，所以我们整年吃的都是细粮，而且面磨得特别白。用这种面做的馒头，在终年干燥的气候下很容易保存，农民们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鲜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箩里放到房顶上让大太阳曝晒，干透了又酥又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总的来说，敦煌虽然号称为“河西粮仓”，口粮还是不充裕的，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也和整个河西一样，一天只吃两餐。一直到我在的时候，食堂、饭馆和招待所也只开两顿饭，使我练就了至今可以不吃早饭的本事，虽然据说这不符合健康原则。
先生刚到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后来有了两头驴，可供人骑。那年，敦煌县政府破了一个贩毒案，把犯人的一匹马没收了，送给了常书鸿，才有了一匹马，直到一九五〇年才有了一部敞篷卡车，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着皮大衣进城看电影了。一九六五年又有了一部由卡车改装的“轿车”。当然，现在是早就不同了，敦煌人已经烧上了玉门油矿的天然气，一天吃三餐了，敦煌也通了火车和飞机，出租车和公交车络绎于途，要去旅游的尽管放心，别让我的描写吓住了。
宿舍和办公室是小庙的土屋和由马棚改造的房子，土沙发、土桌子、土书架和土炕，是最常见的家具。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正像在“《祁连山下》外篇”文中所说，背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那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在藏在美国一座博物馆。先生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也发生了，他的妻子陈芝秀竟然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给先生丢下了两个子女。陈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一九三四年常先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时，参加者有吕斯百、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等二十多人，也包括陈芝秀。陈走前，常先生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但出发以后常先生从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才知道她再也耐不住敦煌的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已打算不再回来了。常先生遭到了人生旅途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悲痛欲绝的心情可以想见。先生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抢救了三天，苏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风，在孙建初先生的劝喻下，还是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这些情节，在《九十春秋》中，先生已有记述。
写到这里，我的电脑响起了歌手紫薇唱的、我少时早已熟悉的《秋水伊人》，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首电影插曲。我忽然觉得，贺绿汀写的歌词恰可以作为先生和他的子女此时心情的写照：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呀伊人哟/几时你会走过那边的丛林/那亭亭的塔影/点点的鸦
阵/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哟/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后面还有一段，描述了女儿“不见妈妈的慈颜”的哀情。
我把这首歌听了好几遍，体会着常先生和沙娜的悲哀。
常先生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经十四岁了，母亲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与父亲的临摹作品和画作在兰州展出过，获得极大成功，沙娜的画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看中。叶丽华当时正在山丹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一起工作，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她热情邀请沙娜到美国学习美术，但常先生不放心。又过了几年，女儿大了几岁，叶丽华专程来到敦煌，沙娜才赴美学习。常沙娜在建国后归国，以后长期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成了很有声望的艺术家。但常先生的儿子嘉陵可以说是随着父亲，把自己的前途也献给敦煌了。由于敦煌的教育水平很差，莫高窟离城又远，嘉陵从小就没有上过什么学，以后，只当了一名汽车司机。
我在敦煌时，见到过先生画的与前妻和沙娜在一起的油画全家像，应该是在法国画的。一家三口，显得多么和美。听老人们说陈芝秀女士的性格其实挺好，平易近人，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她只是显得特别幼稚，实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条件和枯寂，也不能体念身负重压的常先生，导致感情裂痕。她曾劝过常先生放弃敦煌事业，两个人经常争吵。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佛教艺术很难建立感情，才一时失策而出走的。她丢下两个子女，作为一位母亲，想来心中也非常不忍。但她此生过得并不好，以后在浙江老家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建国后因为被认为“历史复杂”清理出教师队伍，以致穷愁终生，摆过小摊，甚至当过保姆，只有女儿常沙娜时常接济她。每次收到钱，都要向女儿写信详细汇报上个月的钱是怎么花的。女儿却很难回信，不知道说什么。陈芝秀给女儿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毕竟，在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像常先生那样超越世俗者能有几人？
一九四五年春，常先生委托已离开研究所的原总务主任张民权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希望扩大影响，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常先生正梦想着如何继续并扩大敦煌事业时，却祸不单行，这年七月的一天，正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这无疑是又一次晴天霹雳的打击。在这种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研究所却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无语，泪流满面。常先生的学生们只得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
董希文先生后来成了建国以后第一批最著名的油画家之一，他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早已脍炙人口。潘絜兹先生以后成了中国画院院长。李浴先生回到白山黑水，以后在沈阳鲁迅美院工作，著作了《中国美术史》，在著作中大量介绍了敦煌石窟的作品，成了著名的美术史学者。一九八三年我到鲁迅美院讲课时，还特地去拜访过李老。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也在鲁迅美院任教，但我没找到他们。
只有常先生没有离开敦煌，虽然他已献出了两年多的时光，牺牲了家庭、几乎全部的财产、享有优厚待遇的大学教职，付出了全部的感情和心力，这一切顷刻间都化为泡影了，他实在无法甘心。尤其是，把如此的旷世之宝交给既没有学问又没有责任心的当地政府，他更是无法放心。他想起了两年多前离开重庆时朋友们和张大千临走前的嘱咐，决定自动延长他的“徒刑”，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场景，常先生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
恰当此时，张民权传来了好消息，说敦煌临品在重庆的展览获得了意外成功，在文化界、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还说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参观了展览。不久，常先生收到了许多支持的信，在教育部下令撤销研究所几个月以后，中央研究院宣布接管，并寄来了一些经费。
三
常先生仆仆风尘回到重庆，政府正忙于返都南京，许多机关都找不到人，常先生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傅先生给了常先生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维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常先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上了流浪中卖水为生的段文杰，一九四六年秋天返回敦煌。虽然大卡车已经破烂不堪，勉强开到敦煌后已不能再用，终于还是完成了这趟旅程。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当我一九六三年调到敦煌时仍留在研究所的还有霍熙亮、段文杰、孙儒和李其琼夫妇、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一九四七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二批投身敦煌的，而包括我在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所里的十几个人可以算作是第三批。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一九四八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五百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党国要人都前来参观了。展览结束，常先生联系准备把这批临本以彩色出版。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旧政权即将覆亡的前夕，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我有幸拥有一册一九四八年展览后于一九五七年才出版的彩色画册，可以看出，常先生等开创者对壁画的临摹已分成了三种：现状临摹、整理临摹与复原临摹。现状临摹就是对壁画现状包括其变色、毁损、开裂等情况的忠实临摹；复原临摹允许画家凭自己的判断恢复壁画已变色部分的原始状况；整理临摹介乎二者之间。其中以现状临摹的难度最大，价值也最大，复原临摹虽然画面完整，但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我还珍藏着一册张大千出版的临品集，都是复原临摹。张氏临摹时从青海雇来了一批藏族喇嘛画工，由张氏起稿，画工上色，张氏再作最后整理，画面色彩过于鲜艳完整，带有藏画的风格，不如常先生后来发展的现状临摹那么含蓄隽永，那么可信。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为常先生另外作传，只是试图通过常先生的奋斗经历，展现出先生的真实性格和精神。
据我与常先生的接触，可以说常先生是一位完全不懂得政治的人，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率性而真挚。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描述的是先生已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告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永远不能离开它罢了。凡是不利于他的事业的，他一定不会去做；凡是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报以感激。例如，就在敦煌改换天地的前夕，旧政权奄奄一息，常先生派人去酒泉，从当时已撤退到酒泉、马上就要垮台的旧政权甘肃省政府全额领到了研究所最后一笔经费，常先生就脱口而出地发出过感慨：“党国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常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和上海的展览中见到了蒋介石，回来传达说：“蒋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慰勉有加。”这种言论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铁证了，而对率性而从不对人设防的常先生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种极自然的并不掺杂任何政治判断的表述而已。所谓“党国”和“蒋委员长”，也只是当年的一种习惯称谓。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政权内部，总是有好人，也总是有坏人，而这些作为个人的人，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整体性质。酒泉给研究所支付了最后一批经费的人，无非是旧政权中一些比较有良心的人而已。
但我们有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作品，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来就没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上一片光辉的“色彩”，就连徐迟先生的《祁连山下》也未能免俗。例如，徐迟就借着他杜撰的由延安共产党人派到玉门油矿的老工人傅吉祥的口对尚达说：“还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或者说，不完全在一起，但却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的，大家都会来的。”徐先生接着写道，果然，就在尚达最困难的时候，一批热血青年来到千佛洞，参加了他的队伍：“他们是自动组织，志愿前来的，然而他们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强烈暗示尚达在戈壁滩上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延安共产党人的关怀和暗中相助了。
甚至，还有一种先生的传记，把张民权直接就说成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党早就派到常先生身边帮助他的，以后在重庆主持了敦煌临本展览，扩大了先生工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并没有事实根据，顶多也只是揣测之词甚至完全的虚构，目的也是为常先生抹上几分铅华。
几乎所有的传记或报告文学作品，都对建国以后的千佛洞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彩色”，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就马上充满了阳光，成了一个理想国。就连《祁连山下》也这么描写说：“敦煌艺术研究院早已成立。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篇作品的写作和发表都在一九六二年，而那时的甘肃正发生着饿死了上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擅自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这个决定，在全国可能也是唯一的，如果上纲上线，可以提高到鼓动“临阵脱逃”的高度。在这种时候，哪里有什么“研究院”“研究生”“牧场”“牛奶和奶油”的影子？在这里不得不插进一句，对于写出过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迟先生来说，这一段“光明的尾巴”无疑是一个败笔。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徐先生即使不能做到秉笔直书，也大可予以回避，不必加上这些违心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