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文竹
秋日，植物的绿不似夏天那么喷薄而出，她不再想着生长，呈四处蔓延之势，而是将生机往内里一点点敛藏。
秋天的燥火反映在我的口腔溃疡上，反映在儿子脸上又多出的青春痘上。似乎对植物也不利。文竹——我家的一盆绿色宠物，一周来家里没人光顾，也得了与口腔溃疡和青春痘相似的病症——遭遇了干旱的谋杀。
向上攀援的幼嫩芽尖，忽然枯黄了，犹如青春被掐断生命之流，突遇危涯。不仅嫩须无法继续前行，茎也彻底殒身，香消气断，垂首枯萎。看形状，毫无回春的神气儿。
想她焦渴至极，无法支撑到主人回家的时日，她那刚刚萌生的努力向世界伸延的舌尖，无法舔到滴水甘露。想起她在燥热的秋老虎天气里蒸腾出的那份烧灼，那份望眼欲穿，内疚、惋惜啃噬着此刻的宁静。
不久前，英国《每日邮报》刊出一幅照片，一头北极熊正在海浪中挣扎。因为全球升温冰面渐远，北极熊眼下要登上距它最近的冰面，竟需游过大约六百四十四公里。它们可能因超负荷游泳力竭身亡。同样的道理，我家的文竹也是因为游不到下一个时间之岸，才出现了“过劳死”。
于是，我回到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为她事先准备的水给她浇个够。为了养好她，平时我预备了两个大的饮料瓶，一个用来装白水，放在窗台上晒，这种经日光晒过的熟水性能温和，适合浇花。另一个是自制花肥，堪称文竹的大餐，这是我的发明。因为花卉市场搬得更远了，买花肥不方便，于是我想出一个笨方法，将吃剩的猪的、鸡的、鱼的碎骨从瓶口塞进去，倒入水，拧紧瓶盖，任其发酵浸泡，隔两周上一次肥。
文竹有大餐吃又有水喝，长得自然精神。她的生长好像不受季节限制，虽然到了秋季，她却并不理会此时的肃杀与瑟冷。在我的及时挽救下，她获得了新生，便以加倍的速度生长。这种生长像变魔术，今天你发现根部冒出了一枝新芽，正在欢喜时，冷不丁在别处就会发现另一个。
第二天清早再看，新芽已蹿一尺许，且又有新芽冒出，互相比肩，争相直指，仿佛战争地图上攻打取胜的红箭头，不停息地指向一个又一个城垒。生长的势态是流动的、暗暗的，但又是分明的。
像是早已在根部憋足了劲，等着一展宏图。许是我自制的花肥暗中起了作用，文竹的生长简直不管不顾，不知那一盆沙土蓄谋着怎样的能量。有朝一日，她强劲的根须或许会穿透瓷花盆，真是难以预料。
为使她的攀援有所依附，我在阳台的天花板上粘上了两个小挂钩，又把自己早已派不上用场的毛线球找来，一端小心系着“绿箭头”，另一端系着天花板上的挂钩，挂钩不够，我就系到晾衣绳上。文竹的茎梢简直具有触觉和视觉的特异功能，她沿着我设计好的路线，绕着毛线造了一把构造科学和严谨的旋转天梯。没过两天，天梯就戳到天花板了，并且又在上面谋划新的路线。
绳子扯得越来越多，每一根茎都伸展出手掌大小的淡绿叶片。叶片汇聚一起，轻如薄纱浮云，细腻温婉，柔弱风流，如才情源源不断汩汩而出。恍若宋词里削肩凝眸的女子，在纸上铺排出一行行婉约清幽的诗意。这诗只有儒雅尊贵的才子来吟，万不可让不解风情的莽撞汉子窥探棒喝。
记得那年十月的一天，我还未来到阳台，就闻到一股别样的浓辛之气。扑面相遇，却发现她身上盈盈然张开了繁星般的白花，花蕾如撒上去的黄米粒，似乎等着小鸟来啄。凑上去，一缕香杀进鼻翼。像桂花，香味又比它烈。黄白的碎花，有的五瓣有的六瓣，开遍了文竹的两根枝条。看那样子，新新旧旧已开了几日了，也许在我走后的次日就开了吧，很遗憾没有在她花瓣初绽的那天相见，仿佛情人的心，总是不能适时相遇。在一方情意最浓馨最怒放之时，另一个或曾未知，或曾远旅，或尚懵懂，因为各种因缘而错位，而抱憾，再次相见，面对的却是不堪的残局。
开花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原本不知她有开花的一日，以为只是素装裹绿，哪知也吐芬露芳。花虽微小，花瓣的伸展曲线却雅如百合，后得知属百合科，性喜攀援。若任其生长，则不像竹，而像藤了。呵呵，我倒喜欢她藤一样自由自在地攀爬，裸露自然天性，在阳台的一方天地手舞足蹈，把这里营造得葳蕤丰茂，翠云重叠才好。虽然她名曰文竹，我却愿她野起来，也不准备像别人那样给她限定造型，心里怂恿她快快长，随意长，把一方阳台都扯起一枚枚小绿旗才合我意。
母亲来我家，我引她到阳台看我养的文竹，母亲惊喜养得这么好，并谦虚道：“家里我也养有一盆，可养不好，到底是文人。”母亲的潜台词是，文人养文竹就是不一样。
母亲把文竹的长势与女儿的文字生涯结合起来倒有趣，也许有点儿冥冥中的相通吧。文竹知我心，会我意，目光相交，心领神会，我的怜爱明明已将她揽在我目光之中。她长出一点点儿绿，我便欣喜，每次有所不同，我便有感于她的成长。因为不仅为她，在我看也为我，她的根中植满了生命的惊喜，在空气与阳光中慢慢拓延。
每次周一离家，我都要喂足她，因为有一周的时间与她相隔。秋冬之季，为防干燥，我采纳了爱人的方法。用脸盆蓄水三分之一，轻轻放在盆竹底部，让水汽慢慢向上输送，不至于等我不及。这个法儿果然奏效。每次周末回来，她都神色自若，安好无恙。
算起来，这盆养得骨骼健壮、葱茏雅丽的文竹落户我家已有几个年头了。最初它长在一个小瓦盆里，像一个婴儿被裹在蜡染的印花襁褓里，声息微弱。
那天下班，在丁字路口遇到一个卖花翁，便看上了这撑着两片绿云的小生命。想到儿子即将中考，这片怡人的绿或许能抚慰儿子的紧张情绪。这样想着，小小的交易之后，她就归属我了，落足在儿子棕黑色的写字台上。
男孩子毕竟不是莳花弄草之人，管理她的自然是我。初并无大事，后来顶端黯淡干枯，了无生气。于是掺入沙土，等于给她造一个好肺，这样花盆透气，文竹才呼吸得好。
想起母亲养花的经验，似乎提起倒盆之说。若养得不好，一定要倒盆，换一个更好的空间。
照此，换上一个大花盆，再把袋里的沙土倒入，与原先的土两掺，搅匀，再请文竹搬家。
文竹从小居室换到一个大居室，豪华气派，“床”也松松软软，自然要伸胳膊伸腿，舒舒服服地长啦。
爱人说，应该到阳台去。还别说，阳台竟成为她的乐园，在这里她迎来了生命的欢欣与绽放。
后来，我的工作换到了另一个城市，与她不能日日厮守。但她并没停止生长。我不在的日子，她独自守着自己俊秀寂寞的绿，每一个小小的叶片都在巴望我的归期，她细细嫩嫩的茎叶，像极刚出生婴儿的手指，让人闻见那新生无邪的气息。
她住在我卧室外的阳台上，站在阳台的纱窗旁，每日沐着日光，高楼凉风穿过她如今繁密的枝枝叶叶，风的小手摇晃着她绿漪的梦。由此我想，她一定最喜欢风吹了。
夏夜的风，秋夜的风，白日的风，黑夜的风，每时每刻，她呼吸着风的营养。
——她太贪“风”了。说起来，她太调皮，太野了吧。因为风是最广博的。风穿过世界的角角落落，见识过山河洋流、森林草地，与不同肤色的人群打过招呼，听过不同的语言，闻过不同地域的气味。风的心胸、味道、强弱、冷暖，乃至色彩、质地、方向，自然都是有一定来历和说法的。所以，每一缕风都是新鲜的、多识的、智慧的，风是生长者的老师，打开愚钝者的心窗。风也是迷惘者的向导，使生命长出清晰的脉络。
她正处于生长的青春期，身体的各个部位正在发育，手脚都令人惊异地生长，枝条内欢奔着生命的河流，羽状的叶片是一片片划摇的桨，又是振奋的羽翼，呈现出翩翩欲飞之态。我喜爱的，便是她有着蓬勃而秀逸的外观与精神之美。这种美，是朴素的植物美。
因为她撷取了世界的精华。她聪明地选择了自己生长的位置。沐浴着不同方向风潮的吹拂与洗礼，再加上主人给予的物质营养，才孕育出如此风韵饱满的身心。
她最喜欢纱窗旁边这个位置了。
是的，她的生长正是以阳台为起点的。因为风是从这儿进来的，尽管窗常常闭着，但风还是从缝隙中钻进来。这是她迎接风的一个关口。她会意四季风的来历，她会根据风的不同调整自己的姿态。她慰问风，点头，嬉闹，或者让风静静地上一节讲座，她能听懂风的意旨和密语。在东西南北风的吹拂下，她渐渐历练长大，渐渐明晰世态。
因为第二天，我能从她新绽的梢头看出，这丫头又长出息了。她为这世界贡献的不仅是新绿，还有新知。
文竹的脾性原来喜欢风。这是我侍养文竹的最大发现。这样，她才能长得痛快，长得放肆，即使冬日里隔着阳台上的一层薄薄玻璃窗，温度也并不成为问题。
而今，阳台的天花板上已扯满了层层绿荫。想起一句诗，“一棵树生长得超出了它自己……”我用这句诗来仰望她、表达她。
而我与文竹相伴两天后，也要离开家了。
到外面的风里去，不同方向的风里去。列车裹来的风，每一位旅客身上的风，飞鸟从远处衔来的风，河流从远处漂来的风，书页上每个字传来的风，话语背后藏匿的风……
成长深陷于色彩斑斓、无处不在的风中。
在众多的风涡里旋转，沐浴，呼吸，打开生长的细胞，轻轻地吹拂它，摇醒它，猛烈地推搡它，慢慢地，窄小的五脏六腑被充盈起来，思想越来越如风一样广袤。
在风中，列车上的我，阳台上的文竹——我家里的守候者，我们握到了彼此的手臂，听到了彼此的歌声，触到了彼此的声息。
母亲的旧话：姥爷
姥爷是那个村庄及其周围颇有名气的铁匠。我小时走姥姥家，见过那个操作台，布满了黑漆漆的铁屑。姥爷身上的侠气兴许是这种活计长期淬炼出来的。
姥爷去世时我才七岁，印象很淡薄，像黑白默片。我只记得他在自家的平房上晒红薯干，摆了满满一房顶，记不清我是怎么问的，姥爷告诉我，这些都要缴公粮的。我记得他躺在床上吸烟的样子，衔在嘴里的竹烟管足有一尺多长，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那时恐怕他已患病卧床了。
早春时节回乡，母亲告诉我，舅想给久在地下的姥姥姥爷立碑，母亲找出一张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到相馆里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只把姥姥姥爷的头像留下来，放大成两人的“合影照”。照片上的姥爷头戴皮帽，方脸隆鼻，眉宇神情间凝聚着一股异样的绿林豪气。这让我想起他解放前当民兵队长的经历，峥嵘岁月，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所以，在我心中，姥爷似乎和一般农民不大相同。
姥爷生于1906年正月，曾外祖母给他起名正年。每到正月姥爷的生日，曾外祖母都要给他做点改样饭，最差也是从大家吃的糊涂面条里捞些稠的，让他吃好，生日快乐好多干活。
姥爷弟兄四个，他是幺儿，但也没得到特别的宠爱，十六岁时就早早去镇上学打铁。
那时当学徒是不挣钱的，师傅只嫌做的活儿少，每天天刚亮，姥爷就得起来打扫前后院，然后挑满水缸，晚上还得喂牲口。
姥爷在师傅家连张睡觉的床也没有。师傅怕他晚上困睡不醒，误了给牲口添料，只让他睡长凳，如果掉下来，正好“起床”给牲口添料。师傅的这点刻薄刁钻和发明半夜鸡叫的周扒皮竟是一个样儿。
因为当学徒不挣钱，姥爷连鞋也穿不上。姥爷担铁去几十里外的薄壁，一路上都是赤脚走，走得脚板发热。路上又要冰凉的河水，发热的脚板与冰凉的河水相激，使得姥爷老来落下脚后跟疼的病根儿。母亲每逢路过那条河，想起姥爷赤脚河的情景，眼睛就会潮湿起来。
姥爷脾气倔，但心地仁慈宽厚，及至他做了师傅，对徒弟视同己出，全无那些严苛的规矩。姥爷怜贫济苦，村子里的街坊邻居，乃至三里五村的人都愿意来姥爷家定做铁货，修理农具。那时，辉县很多农民用的镰刀上都印有“房”字。姥爷靠这个手艺支撑着养活了全家。
母亲是姥爷的四女儿，很小就学会了记流水账，通过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学会了课本里学不到的字词，说起来有“辘轳、葫芦环（井绳上用）、毂须、套搭儿”等农具名儿。虽然记了账，也有好些人不还的。有的是没钱，有的是想沾个小光，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这次不还，下次便不好意思再来做活儿。
母亲说，村里有一家每年都来修锄头、镰刀等农具，整整修了两年才背来一袋麦子还账，姥爷让他把粮背走，对他说：“你家人口多，让孩子们吃吧，我这里过得去，以后不要还了。”
姥爷要母亲把账抹了，母亲想不通，既然如此，何必要记账呢？姥爷给女儿做工作：“你得分清人，他家穷得叮当响，我只当给他帮点儿忙。好歹赖账的人不多，有钱的人不拿现钱咱还不给他做呢。”经姥爷一说，母亲心里一下亮堂了，这种区别对待是有道理的——你不挣有钱人的钱，咋能救济穷人呢？
母亲姊妹几个后来都能上学受教育，得益于姥爷是匠人，除种田外有份收入。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开明思想。村上有好些保守的人不让女孩上学，说是长大了还不是给她婆家挣钱。但我姥爷不顾这些，让子女们只管念书。
饥荒年代，姥爷领全家去山西、安徽要饭，最小的女儿被迫卖给地主人家，吃尽苦头。回乡后，姥爷又当了村里的武工队队长，扛起了枪，披着血布衫干了两年，才得以翻身解放。母亲常常讲起印象最深的一次：姥爷带领小分队到附近的五里河村参加战斗，因怕被发现，从村里出发，滚了一里多的麦地……这场战斗之后，五里河的十几口枯井填满了日本兵。
姥爷打过游击，在村里有威望。解放后，村里分地主的财物，让姥爷挑，姥爷把最好的全让给别人，别人挑罢姥姥才捡几件。村里把地主的楼房分给姥爷住，姥爷也拒绝了，让给乡亲。自己则平了一块地基，盖了三间平房，孩子们都是在自己父亲盖的房子里长大的。
姥爷坚持“饿死不吃救济粮”。别人都去村公所领救济粮，姥爷不让姥姥去。看到人家吃大麦面、豌豆面，孩子们都眼馋，姥爷对孩子们讲，人要长志气，救济粮是救懒汉的。从母亲零零碎碎的回忆里，一个铁骨铮铮、血性倔强、仗义多情的中原汉子形象被勾勒出来。
姥爷五个女儿，在舅还没出生时，他就提前为自己准备了棺木，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棺木是一副他满意的黄楝木。为了伐这块木头，姥爷费尽心思，上树时还摔坏了腰。这副木板平时就是母亲的睡床。母亲说，这副棺木让姥爷伤透了脑筋。
村里办食堂时，国家改革殡葬政策，下葬时不准用棺材，谁家备有棺材都要归公。中国人向来重视自己的身后事，即使一介普通百姓，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也有妥帖周到的安排和考虑。姥爷当然舍不得将辛苦预备的棺木充公，晚上偷偷把它埋在猪圈旁，才躲过了风声。但老埋在地下也不是回事，姥爷担心板材会沤烂，过几天又把它偷偷挖出来。这一挖不要紧，很快走漏了风声，大队让拉到村里小学做课桌。
想必姥爷一定为此大伤了一番脑筋，后来棺木还是从学校拉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