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e W.Chow et al（2006）文章通过对中国市场4大合作所以及国内所进行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进行客户选择是最为关注的因素前三个是：客户管理层诚信度，客户管理层承受非常压力，客户上市状态是否正常。审计风险判断时候感觉最为困难的一些因素有：管理层低诚信度、管理层承受非常压力、行业经受非常环境和因素的影响，资产怀疑损失或者被错误使用，财务报表项目怀疑错报或者遗漏，管理层胜任能力较低，资产主要是无形资产。其他一些影响审计风险判断的因素，是否变为ST状态，上市公司是否由国有企业剥离而来等。外部因素使得审计师对于风险评估感觉困难的因素有：较高的法律风险。与关键管理人员相关的管理层舞弊使得风险评价更为困难，由于合并、收购、重组而产生的管理或者经营的变化，分散的股权，会计和报告法规的经常变化，外部方面的政府作为代理人的影响都使得审计师对于风险的判断增加了困难。文章认为，中国审计公司对会计准则和报告准则支持的的操作和能力除了受到审计客户、审计公司，单个审计师影响以外，还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陈立生等人（2005）2003年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审计风险要素的中，被调查者认为控制风险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最大，说明了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审计风险影响很大。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研究人员所关注的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舞弊相关的因素或者特征从公司压力和舞弊机会两个方面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从公司面临的压力来看有：
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比率、客户的非正常收益、每股收益、经营现金流是否为负
市场形象：客户市场价值
监管压力：是否ST，是否亏损或者连续几年亏损
融资压力：ROE所处的区间、业务增长速度
从舞弊的机会来看有：
业务复杂性：子公司个数、存货、应收账款
公司治理：审计师类别、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的规模、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
根据上述内容，结合有关实证结果的情况，设置如下变量来检验重大错报风险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因素。其中后两项，公司治理和环境因素属于舞弊机会方面的因素。财务状况会给上市公司管理层带来绩效考评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会带来债务契约、融资门槛等方面的压力，如果亏损，则会面临着被特别处理甚至摘牌的压力。第二项业务复杂程度实际上既有压力也有机会方面的因素，例如应收账款的坏账增加给利润降低带来压力，但是同时应收帐款的计提、转回、冲销的复杂性又给审计带来不便，也使得监管部门的监督有一定难度，这就给上市公司提供了机会。所以，下面所叙述的变量设置实际上仍然是压力和机会两大要素的进一步分解和具体化。
（一）财务状况
关于财务状况的指标，分为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
（1）单项指标
①资产负债率：Jenson and Meckling（1976），Mayer（1977）认为，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债券持有人能够预期到债券发行后股东—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在确定债券价格时候会考虑到这种利益冲突带来的的损失。这样，这种利益冲突的成本由股东承担。为了降低这种成本，股东可以采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从而提高债券价格。Smith and Warner（1979）认为不同的债务契约有助于限制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Ross（1977）的研究表明，企业的价值与债券和股票比率正相关。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可以用契约条款去约束管理层行为，避免或减少管理层损害债券价值的行为。债券持有人有动力去签订这些条款，并监督管理人行为；同时，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财务报表在监督经理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财务报表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决定着债务的价格。有较多负债的公司的经理人，有更多的动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就有可能降低重大错报风险。所以，资产负债率越高，债务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动机越强，上市公司违规的概率就越小。
但是，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对于债权人的约束债务人的动机大小是不同的。长期债务契约由于时间较长带来的违约风险较大，在订立契约时候，限制性条件更多，约束更强一些，而短期契约则约束较差。所以本文另外设置长期负债比率对债务期限加以控制。并预期短期债务与违规之间正相关。
从舞弊压力来看，债务期限较长的上市公司短期还款压力较小，而且这些公司通常与银行有着较好的关系背景（例如都是国有控股股东），所以预期长期债务比率与重大错报风险（舞弊风险导致的重大错报）负相关。
②非常收益：采用非经常性损益的办法可以提高收益，但是持续性较差，并会造成盈利的波动性较大，从而会影响股价的波动，影响到投资人的判断。而这种持续性较差的盈利往往会招致市场的关注，也容易引起对其盈余质量的关注，增加监管方方面的风险。在Paul K.Chaney et al（2004）的文章中，采用盈利中非正常或者极端的部分的绝对值除以总资产来作为审计风险之一。本文对于这种非正常或者极端的项目的衡量采用如下方法：EXCEP=abs（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期末总资产。
③经营现金流：在舞弊三角形理论中，管理层的压力成为会计信息舞弊的重要的诱因，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紧张往往会使得管理层融资的动机增加，从而造成压力。本文采用虚拟变量，CASHFU表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状况。
④市场表现：在增发、配股时候，当时股票的市场价格对发行价格的确定有着重要影响，同时股价也是上市公司重要的价值体现。所以，本文来考虑上市公司的股价的相对表现，通过每股收益、市盈率、市净率等几个指标表示。这几个指标也是投资人最常用的判断股价高低的指标。
⑤盈利情况：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是国有参股或者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多的受到政府的监督和人事调配，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一个地方的上市公司的多少，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声誉，所以所以上市公司的连续亏损被特别处理，甚至摘牌，管理层不仅受到本公司经营的压力，国有上市公司还会受到政府的压力，从而产生更大的舞弊动机。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控制亏损对重大错报的影响。如果前三年至少有一年发生亏损，则LOSS3=1，否则LOSS=0；如果当年发生亏损，则LOSS=1，否则LOSS=0；同时，区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以便控制政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影响程度，国有控股企业：STATE=1，若政府直接控股；否则STATE=0。
同时，微利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财务压力，有着较高的盈余管理动机，根据李志文，姚正春，朴军（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重组、扭亏、退市的相关风险较大，绩劣股（ROE小于4%）的回报率最高，风险因素最为明显；杨旭东，莫小鹏（2006）认为，在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如前2001年前的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如6%、10%现象；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如2001年的新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如6%、10%现象的弱化与消失。杨旭东，莫小鹏（2006）同时认为，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避免亏损的动机。综合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本文采用是否属于绩劣股（ROE小于4%）作为虚拟变量（ROEL）加入模型进行回归，验证绩劣股与违规之间的相关性，采用虚拟变量表示微利公司：ROEL=1，若ROE不大于4%；否则ROEL=0。
⑥发展速度：业务增长速度较快的公司，更有可能面临资金的压力，从而需要维持自己的经营良好的形象，以便于融资。所以业务增长较快的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较大。本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REVGROW）衡量上市公司的增长速度。
⑦业务复杂性：子公司越多，上市公司面临的管理难度增加，同时公司通过子公司进行舞弊的机会增加，所以子公司个数越多，舞弊可能性越大。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地复杂性。必将会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量，使得注册会计师面临更大的审计风险（张继勋，徐奕，2005）。仿照Simunic（1980）的做法，取子公司个数的平方根（SQRSUB）作为自变量。同时，仿照大多研究的做法，将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重大错报风险的指标，同时采用报告年度期末到审计报告出具日期的天数作为衡量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需要协商问题的多少的指标，天数越多，说明管理层和审计师之间的分歧越多，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同时，由于资产规模越大，业务越复杂，出现差错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增加资产作为自变量，参照吴世农、卢贤义（2001）的做法，采用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
⑧股价变动：公司股价的变动过大会引起更多的监管层和投资人的关注，股价变动过大也引起部分投资人的损失，加大审计师“深口袋”导致的投资人的索赔的发生。股价变动反映了投资人对于上市公司判断发生加大的改变，在这种投资决策中，更加依赖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质量带来的市场反应越激烈。股价变动幅度较大，某种程度上也给了有着内部信息的投资人更多的盈利机会，更有可能有内部人利用相关会计信息进行盈利，盈余管理动机更大，带来的法律诉讼风险越大。这些都会加大重大错报风险的对于审计师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损失。本文用系数来衡量股价的变动幅度以及相应的波动风险。系数以个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的回归求得，市场的收益按以两种方法计算，分别以流通市值加权和按总市值加权。该指标与其他财务指标有着一定的不同，更多的代表了市场的价值判断，但是与公司的财务状况紧密相关，为了表述的方便，将其归属为财务指标。
（2）综合指标
综合指标包括盈余管理、Z值、以及审计师持续经营判断三个指标。
①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指标采用两种方法计算，一是基本琼斯模型，另外一个是修正琼斯模型。
基本Jones模型：按照夏立军（2003）的研究，分行业估计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数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的截面基本Jones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
可操控型应计数DA的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分行业分年度对下面的回归方程（1）的系数进行OLS估计，将系数代入（2）式，求出每个公司的不可操控应计数，然后根据（3）式算出可操控型应计数DA。
修正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认为，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的揭示企业的盈余管理。修正模型中引入了应收帐款的变化，而应收帐款又是审计师非常关注的、与重大错报相关的变量；考虑到有研究认为（夏立军，2003）线下项目前的总应计利润能够更好的揭示盈余操纵，本部分对正常性应计采用线上项目计算。作者预计线下项目总应计与审及费用之间会具有更为显著的相关性。
可操控型应计数DA的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分行业对下面的回归方程（4）的系数进行OLS估计，将系数代入（5）式，求出每个公司的不可操控应计数，然后根据（6）式算出可操控性应计数DA。
②财务困境指标Altman Z—score在财务困境预测中，Altman（1968）的Z指数得到普遍的应用，用来预测企业的破产的可能行。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破产的可能性很小，所以Z指数虽然不能预测是否破产，但是可以用来预测严重的财务困境。
Edward Altman对该模型的解释是：Z—score越小，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越大，Z—score小于1.8的企业很可能破产。判断准则：Z＜1.81，破产区；1.8≤Z＜2.99，灰色区；2.99＜Z，安全区该模型在世界各国俄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各个国家的预测模型又不尽相同，比如，有关文献指出，在日本，企业由于较高的举债、不同的留存收益会计处理、和较低的平均资产回报，破产区界限由1.81降低至1.0.本文首先采用Z指数进入模型，观察其相关性，然后再取虚拟变量，分别对Z值达到某一标准的违规概率进行分析。
③审计师持续经营判断
审计实在审计报告中，对于有着持续经营疑虑的上市公司，表明的上市公司持续经意疑虑意见表明了上市公司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这样的公司面临的风险很大，公司可能不会不顾成本的进行会计信息造假，以满足再融资或者兼并重组改变现状的需要。所以这样的公司的重大错报风险很大。当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表明了持续经营疑虑的表示的时候，取GOING_CONCERN为1，否则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