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1月最初几个星期里中情局所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全力组建先遣队。我们同近东部门的主任查克·柯根、副主任埃里克·奈夫及各科室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以确定美国可选择的应对方案。这些会谈产生一些成果。在面临这样的危机时，一个国家有四种选择：公开外交，即与伊朗的革命政府进行接触；军事突袭；秘密外交；以及秘密行动。
自一开始，卡特政府就面临着众多挑战。在霍梅尼和革命委员会全力支持占领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谈判对象。卡特试图派两名特使前往伊朗，但霍梅尼甚至拒绝他们入境。在公开外交选项被排除后，卡特转向军方寻求意见，但他们给出了前景同样黯淡的评估。如果美国发起报复性打击，伊朗人可能会处决所扣押的人质。而且，成功营救的几率也非常小。从地理上来讲，伊朗地处偏远，而美国大使馆又处于首都的中心地带。要想在伊朗人的眼皮下安全救出这些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总统卡特确定了一个“双轨”策略，即一方面加大外交压力，另一方面为军方开绿灯，制定紧急营救计划。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交出沙赫。
按照战略的第一个部分，卡特总统于11月9日宣布暂停向伊朗运输军事物资和零部件。然后，在11月12日，他又宣布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每天约为70万桶）。而在11月14日，伊朗人要取走沙赫在美国银行的近120亿美元存款的消息传出后，卡特签署了冻结这笔资金的行政命令。
这些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伊朗方面却步步紧逼，使得口水战不断升级。它要求美国遣返“罪犯”沙赫并交出他的资产，同时警告美国说，任何营救企图都会导致人质被处决，大使馆被摧毁。在对群情激愤的支持者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霍梅尼公开挑衅：“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卡特没有胆量采取军事行动。”他还宣称，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所有伊朗人都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正常的外交行动——国际施压或将其标榜为“流氓国家”等等——已经不再对伊朗产生作用了。霍梅尼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先知，梦想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将这视为神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所以根本不怕被国际污名化。面对这样一个人，华盛顿的职业外交官也束手无策。这就好比是和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打交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僵局仍未被打破。不久，公众便开始怀疑总统的决心。虽然卡特政府仍保持克制，但针对伊朗人的抗议和暴力活动还是在全美范围内爆发了。举一个超现实的例子，总统卡特的白宫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回忆说，在驱车经过位于华盛顿的伊朗大使馆时，他在使馆外面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美国警察正在努力阻挡愤怒的人群。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具反讽意味的了。在这里，美国不遗余力地保护伊朗外交官，而同一时间，在伊朗的美国外交官却被关押、被虐待。
在六十六名美国人处于危险之时，总统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其中也包括卡特的政敌，他们利用这一时机为自己加分，公开指责卡特软弱、无能，置美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
关于此次危机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自第一天起，该事件就已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齐聚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用手中的摄影、摄像设备为后方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素材。
很明显，在早期，激进分子是将媒体视为他们的盟友的，并依赖媒体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到美国的新闻直播间。这自然也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美国记者在这座城市自由穿行，而他们的六十六名同胞则被扣押在大使馆内严密监控。大多数新闻主持人都在使馆门外进行晚间播报，而附近的人群则反复喊着“美国去死”和“打倒卡特”的口号。
报道如此狂热，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次危机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被伊朗扣押的人质来自美国各地，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可能会接受采访，而这就给了地方新闻机构一个报道全国性事件的机会。俄亥俄州的一家电台不知通过何种手段，竟然联系上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采访了一名自称为“X先生”的激进分子。米德维斯特一家电台的站长将自己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以便更好地与听众交流这种被羁押的感受。
伊朗人质危机也是泰德·科佩尔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节目的重点报道事件。该节目在大使馆遭围攻后的第四天开始报道，并一直持续到该事件结束，甚至还有一些后续报道。
人质的家人频频接受谈话节目和电台节目的采访。而他们的每次露面，都会导致公众情绪进一步激化。卡特因行动不够果断以及允许沙赫进入美国而广受批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总领事迪克·莫尔菲尔德的妻子多萝西娅·莫尔菲尔德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她一直批评卡特没有在允许沙赫进入纽约之前转移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备感挫折的卡特有一天对他的新闻秘书说，他讨厌看到这些“扣押了我们的人的混蛋被称为‘学生’。他们应该被‘捕猎者’，或其他能够准确描述他们这种身份的称谓。”
相比于被媒体报道搞得灰头土脸的卡特，激进分子很快展现出了操纵媒体的天赋。有一次，“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获准采访霍梅尼。采访所要提问的问题必须事先提交，而当华莱士试图问其他问题时，这位伊玛目拒绝回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华莱士对霍梅尼表现得极为尊敬，甚至有些过于尊敬了，这也使得卡特政府格外难堪。
因为媒体急于获得与人质接触的通道，并愿意容忍几乎所有的事情以获得独家新闻，激进分子便策划组织公共事件，向媒体提供有签名的“供状书”，诱使人质就其关押处境发表虚假声明等。三十三名人质签署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遣返沙赫。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越多，这些激进分子就感到越受鼓励。
12月19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播放了对海军陆战队中士比利·加雷格斯的采访，而这也是首次对人质进行独家采访。对此，激进分子开出的条件是，让他们的发言人、人称“德黑兰玛丽”的尼鲁法尔·埃布特卡尔在采访节目前后分别宣读一份未删减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埃布特卡尔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沙赫的罪恶和美帝国主义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之后，眼窝深陷的加雷格斯出现在节目中，要求卡特政府交出沙赫。
对于这种表演闹剧，美国民众的反应自然是感到愤怒和挫折，而这让激进分子困惑不解。激进分子最初认为，他们的行动将会导致美国“被压迫人口”——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揭竿而起，进而推翻政府。激进分子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半页广告，呼吁美国少数族裔起义造反。但革命并未如期而至，于是他们将原因归咎于新闻审查。比如说，在NBC播放加雷格斯的采访时，节目制片人提醒埃布特卡尔说，由于时间限制，他们将不得不对部分片段进行剪辑，而她则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对NBC进行了施压。对于在伊朗长大的埃布特卡尔来说，她并不知道美国的新闻媒体是不受国家管制的。
对于伊朗人绑架和折磨他们同胞的行为，美国人是极其鄙视的。在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激进分子感到震惊和悲伤。在与部分人质的日常互动中，激进分子扭曲的世界观得以强化。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演员一样，激进分子将他们自己视为英雄，并期望整个世界也都这样认为。
在占领大使馆之后，激进分子的震惊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计划会取得成功。对于使馆的运营或使馆人员的工作职责，他们毫无概念。在他们看来，大使馆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事间谍活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拿出了一台录音电话机，并宣称这是一个间谍设备。这成为我们中情局工作人员的一个笑话。
他们似乎很愿意相信阴谋论，而不管它们听起来有多么荒谬。所以，对于通讯录上出现的任何一个姓名，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阴谋者。在国内有着广泛联系的部分政治官员由此陷入恐慌，他们担心这些激进分子会搜捕地方政府的一些代表，并以会见过美国外交官为由枪杀他们。这些“学生”似乎并不了解外交关系的真正意义所在。
事实上，在大使馆被占领时，工作人员中只有三名中情局特工，但他们也是有名无实的。伊朗革命已经切断了我们与之前特工的绝大多数联系，而在这三名情报人员中，截至大使馆被占领时，有两人待在该国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当时，他们三人的主要工作是伪造身份，并了解伊朗的布局及其政府机构。然而，在那些“学生”看来，大使馆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中情局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一直在不遗余力且充满恶意地证明这一论述。
在11月初，卡特政府或公众对人质的处境还不是很了解。然后，在11月18日和19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的安排下，包括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在内的十三名人质获释。在离开伊朗前，他们被要求参加新闻发布会，并被要求坐在谴责美国包庇沙赫的标语前。而直到他们回国之后，白宫才了解到人质所处的极端恶劣环境。
在被羁押初期，美国人质遭到毒打，被剥夺睡眠，而且被长时间捆绑，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处于极度不适的状态。此外，他们还一再遭到威胁。比如，激进分子用枪指着迪克·莫尔菲尔德的后脑勺，强迫他躺到地上。再如，激进分子向助理武官戴夫·罗德尔上校出示了他家人的照片，并告诉他说，他们知道他儿子在美国的校车路线。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就绑架他的儿子，然后把他儿子剁成碎片寄给他的妻子。在长达444天的羁押期间，其他人质，尤其是那三名中情局特工，几乎一直处于被隔离状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在被释放时，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