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茨和安德斯一起走开了，向着一排座位走过去。候机室里大概只有一半人，但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人满为患。他们两个人看到一个空位，就坐了下来，发现坐在对面的正是在卢西去接替约翰·希尔唐之后帮他们看守房子的加拿大武警朱尼尔。因为使馆即将关闭，加拿大人计划分两批飞离伊朗，第一批乘早晨的航班，另一批包括泰勒大使在内的人将于下午离开。实际上，泰勒的秘书拉芙娜就坐在武警旁边。就在沙茨坐下的时候，武警正好看到沙茨的行李包，包上插着枫叶形状的别针。沙茨一坐下，朱尼尔的目光就从包转移到李·沙茨和鲍勃·安德斯充满笑容的脸上。朱尼尔看了看两个美国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拉芙娜也吃了一惊。拉芙娜曾经在西方使馆的联谊活动中见过安德斯几次，但是她还是没能一眼就认出来，眼前这个袒露胸膛，戴着华丽吊坠和贝雪帽的人就是自己以前认识的那个穿戴严肃的资深外交家。
朱尼尔把头向前靠一靠。“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他问沙茨。
沙茨丝毫没有犹豫。“回家呃。”他尽量模仿着加拿大口音回答道。朱尼尔顿时怔住了。他惊讶地摇摇脑袋。
就在这时，我过去找斯维尔，他正和英国航空公司的朋友坐在候机室的角落里。那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乘坐他们公司的航班。“我们本来可以给你们提供皇室服务的，”他说，“头等舱，香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十分感激。”我说。我告诉他，知道万一瑞士航空的航班出事，我们还有应急方案，真是太好了。在潜逃行动中，很少能够在机场有内应，这无疑大大提高我的信心。
我发现乔和凯西正在免税纪念品商店，但是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凯西猛拽了一下我的外套，乔拿着从免税商店带来的一个密封包向我走来。他把包递给我，脸上露出来一个大大的笑容，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包裹里面装的是圣杯[3]一样。“我们想把这个送给你，以表示我们对你的敬意。”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他们这是出于真心。他们显然是买了一大罐伊朗白鲟鱼子酱——这个东西价格不菲。那一刻似乎成了我们“开溜”之前很古怪的一刻。我觉得乔好像是借着这份礼物向我说：“我们现在执行你的计划，我觉得我们能够逃出这里。”我“离家还有一英里”，卡罗维可能会说，所以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这种感觉是真切的，特别是来自一直坚决抵制这个计划的乔。乔好像终于鼓足了勇气，找到了前进的信心。
就在这时，航班内部广播系统通知说，瑞士航空公司的363号航班可以登机了，“客人们”马上起身走了起来，我看着每个人都向门口走去。我们走过金属探测器，顺利通过了安全检查，走到门口的小玻璃间。我环视四周，看到每个人都很兴奋，似乎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心情。我们就差坐上登机坪上的巴士了。但是我们又听到广播里传来另一条通知：“非常抱歉，瑞士航空公司的363号航班由于机械故障，将会延迟，请您见谅。”看来墨菲定律还是没有放过我们。大家都站了起来，围在我四周。“大家放松，”我对他们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去打听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机械故障，他们打算延迟多久。”
我们回到候机室，努力打起精神。我又找到斯维尔和他在英国航空公司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原来，他们已经跟瑞士航空公司谈过了，发现只是一个很小的机械故障。“只是空气速度指示器出了点问题。只要一个小时就能修好。”斯维尔汇报说。我们接着开始商量能不能换乘英国航空的航班，但最后还是觉得这样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我们已经在瑞士航空公司检查过行李了，换航班就意味着把行李从飞机上取下来，再次接受检查。
我找到那六个美国人，把从斯维尔那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觉得最好还是等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们需要的只是耐心。”我告诉他们。马克和科拉互换了个眼色。“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我耐心地跟大家说，同时看着乔和凯西的眼神，“你们要是不担心就怪了。但是我以前来过这里，机械故障经常发生。这只是个小故障而已。”鲍勃·安德斯好像马上就放松下来了。一直警觉而且直言不讳的沙茨顿时无语了。
等待变成了煎熬。天已经破晓，外面的天空已经露出灰白色。登机坪上的堆堆白雪就像是蓝灰色海面上漂浮的冰山一样，在机场内部，随着不计其数的航班从欧洲和亚洲抵达，候机室的人迅速增加。几支伊朗革命卫队出现在候机室，夹杂在走动的乘客中间。这个革命卫队的人已经厌倦找伊朗人的麻烦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国人身上，他们用粗俗蹩脚的英文或者德语盘问外国乘客。对于他们来说，这好像只是一场娱乐活动。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某个狂热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可能会盯上我们其中的某个人。我环顾四周，看看几位“客人”表现得怎么样，我惊讶地发现乔竟然在读波斯语报纸。我觉得他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没有人会相信哪个好莱坞制片人能读得懂波斯语。乔好像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很快又把报纸放了下来。
时间似乎静止了。候机室变得炎热拥挤，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候机室的噪声也越来越大。人群的拥挤开始让人感到不舒服。这次行动开始的时候跟玩游戏一样，现在却成了一场心智的煎熬。就在我担心会有某个“客人”支撑不住时，公共广播终于宣布瑞士航空公司363号航班可以登机了。我们再次挤过安检口，进入玻璃小间。这次，我们没有被再叫回去。当我们挤上老旧的机场巴士时，我看见每个人都很疲惫，我也不例外。我们离成功脱逃更近了，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到了停机坪上，我们从巴士上下来，向飞机悬梯走去。刚才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里面的热气让人喘不上气起来，户外寒冷的空气反倒让人觉得清爽。就在我们登上飞机的时候，鲍勃·安德斯猛拽了一下我的胳膊。“你们这些人把什么都想到了。”他说着，笑得合不拢嘴。
我一转身，这才发现他刚才说的是什么。飞机机头的侧面印着飞机从瑞士起飞的行政区。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阿尔高”。我也笑了，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随着我们乘坐的那架道格拉斯DC-8飞机冲向跑道，飞入空中，我欣喜若狂。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没有什么时刻比起飞的那一刻更美好了。我们还有两个小时才能飞出伊朗领空，但这两个小时的飞行已经无关紧要。当机长宣布我们飞出伊朗领空，进入土耳其领空时，整个飞机沸腾了（飞机上有几个逃出来的伊朗人，他们那天上午肯定也经过一番煎熬）。对于“客人们”而言，他们好像去掉了肩上无比沉重的担子。在意识到我们逃出伊朗的那一刻，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欣喜。我们成功了。漫长的煎熬终于结束了——他们马上就到家了。
再回头说说加拿大使馆那边，泰勒大使把任务成功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渥太华。然后，他让克劳德最后一次抡起大锤，把通讯设备砸毁，作为武警的克劳德很喜欢这项任务。泰勒接着在使馆门口挂上“暂时关闭”的标牌，然后跟卢西、克劳德和其他四名加拿大官员出发了。等我们八个人抵达苏黎世的时候，泰勒的电报已经从渥太华转发给了华盛顿，焦虑的卡特总统终于收到了一条来自伊朗的好消息——六个被困的美国人已经成功脱逃。
我永远也忘不了“客人们”在苏黎世走下飞机悬梯时脸上开心的表情。沙茨和安德斯在停机坪上欢快地手舞足蹈，高举双臂，摆出胜利的姿势。然而，奇怪的是，门口竟然没有人接我们，所以我们只好用假证件又经过一轮移民检查。等我们走到停车场时，几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很快迎了上来。他们没有寒暄，抓住“客人们”的手，让他们上了一辆等候的客车，然后就开车离去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山间小屋，国务院的人给他们准备了比萨和六捆喜力啤酒。
他们走了，我和夏利奥被丢在冰冷的停车场。所有的秘密特工都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我和夏利奥也没有期盼着回来之后会有庆功游行，漫天彩带。局里的多数特工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能帮助六个美国人逃出伊朗，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我知道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现在，仍有五十三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现在是时候谈谈你在电影圈的未来了。”我的话被吹散在寒夜的空气中。我说，因为“阿尔戈行动”这么成功，万一要采取营救计划的话，上面很有可能要用这个方法让“三角洲突击队”用这个幌子潜入伊朗。“我们会想让你上一点国际金融的课程。”
“你觉得我能行吗？”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似乎年轻了许多。
“我唯一担心的是你上课要用哪种语言。”我说。
一阵冷风吹过停车场，我打了个寒战，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外套没有了。“咱们快点走吧，”我说，“冻死我了。”
“你的外套呢？”夏利奥问道。
“借给乔了。”
他哈哈大笑：“看财务处的那帮人不把你整死。”
“我难道不知道吗？算了，”我说，转身向一辆等人的出租车走去，“我们该回去工作去了。”
[1]意大利电影之父，以强烈的个人标记——“费利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
[2]美国华纳公司旗下的动画人物，脾气暴躁，厌恶兔子，特别是兔八哥。
[3]最传统的解释是在耶稣受难时，用来盛放耶稣鲜血的圣餐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