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聚到一起，与“猛禽”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伪装后的他在餐桌前翻看着安德鲁为他提供的老旧的旅行文件。在他抬头时，脸上会绽出笑容，我看得出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在那些未经特殊训练的人眼中，他就是一个在海湾国家游历了数十年的成功的阿拉伯商人。我甚至还教他如何走路，如何交谈，以及如何将文件交给移民官员。此外，他还同安德鲁一起，用几个小时的时间重新过了一下他的化名文件、旅行计划和掩护身份。对于中东地区“附属”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他也要记在心里。这些办公室实际上是中情局为他打掩护的前哨站，以防伊朗官员打来电话查询。
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虽然“猛禽”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而且也很主动，但我依然担忧，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注意到他会周期性地陷入一种极度忧郁中。
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抓获并遭酷刑折磨。“你根本想不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他说。最初，我认为这只是由于紧张所致，但当他问我能否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出去。”在撤离的前一天晚上我对哈尔说。
“你有什么想法？”他问我。
“我会在明天一早叫醒他，然后作最后的评估。”我说，“如果我觉得他自己办不到，那么我将亲自陪他前往。”
这已经超出了总部的授权，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当我叫醒已经化名为“卡希姆先生”的“猛禽”时，我的担忧得到了证实。我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崩溃的人，脸色苍白，眼里充满了恐惧。显然，他一直都没有入睡，而从这种情况看，他自己根本无法通过安检通道。
就在安德鲁为“猛禽”准备早点的时候，我把哈尔拉到了一边。“我准备带他去机场。”我说。哈尔好像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并点头表示同意。“我和安德鲁先行，对一号航站楼作最后检查，并确认一下航班。”我说。毫无疑问，在总部看来，我是没有必要冒这个险的，但数千英里之外的办公室又怎能预测到当下的情况呢？我们是现场的行动官员，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该怎么做。
黎明前，我和安德鲁驱车前往梅赫拉巴德机场，此时德黑兰的街道静得让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荒芜的城市，墙上到处都是反美的口号和标语。我们的感受是，要想取得行动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必须要战胜这整个国家。在穿过一道华丽的拱门之后，我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在死气沉沉的主航站楼附近把车停了下来。
我等安德鲁去泊车，然后我们两人迅速查看了一下航站楼的情况：长椅上坐着几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柜台周围则有一群正在喝茶的临时革命官员。除此之外，这里空空荡荡。在前往瑞士航空值机柜台确认航班飞行时间时，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的存在。
然后，安德鲁穿过出入境管制站，而我则在外面等哈尔和“猛禽”。我们的计划是由安德鲁担任机场的“观察员”，他的工作是根据“猛禽”的登机情况，在离港大厅通过公用电话向我们传递“通过”或“未通过”的信号。若成功登机，那么安德鲁也将登机，并将自己介绍给“猛禽”（因为安德鲁一直是以伪装面目与“猛禽”会面的），然后护送他直至自由国土。
我在外面等待，为避免引起怀疑，我决定四处走走。当时天依然未亮，我走到停车场的一边去看日出。这也有助于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在我回到航站楼的时候，出租车和小货车开始多了起来，乘客下车之后纷纷涌上人行道。我看到“猛禽”和哈尔从一辆计程车中出来，然后悠闲地走过来。我走上前去和“猛禽”握手，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笑容，希望这可以让他放松下来。他的手冰凉而潮湿，握起来毫无力气。伪装背后的他勉强给出了一个笑容。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即将走上断头台的人，而这也让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他未到值机柜台就会暴露。我抓过他的包，然后向哈尔道别。哈尔的工作是返回安全地点，等待安德鲁的电话。
我们进入航站楼，朝着机场海关方向走去。让我颇感欣慰的是，“猛禽”的伪装并未引起业余的革命海关人员——他们奉命搜查试图向国外走私商品的伊朗富人——的丝毫怀疑。
通过值机柜台后，我一直陪着“猛禽”走到出入境管制站。在那里，革命卫队办事员给他的护照盖了章，并递还给他。现在该是道别的时候了，但在我再次和他握手时，直觉告诉我可能出问题了。我再一次看到了他恐慌的表情，有基于此，我并没有离开，而是决定待在机场，等航班离港。
我坐在等候区。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看到玻璃隔板另一侧的安德鲁。他看起来显得很着急，并示意我赶紧过去。他向我解释说，瑞士航空已经发出了广播通知，但现在根本找不到“猛禽”的影子。“我看到他进入了离港大厅，”安德鲁说，“但之后他就消失了。”
我一下子懵了。他会去哪里呢？我告诉安德鲁先去登机，然后，我又回到瑞士航空柜台。我对值班人员说我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的叔叔搭乘你们的航班，但我忘了把心脏药物给他了。你能带我到出入境管制站那边吗？我得找到他，并告诉他怎么服用这些药物。你知道的，他是一个老人。”
这名瑞士航空的职员颇为同情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带我穿过安检处进入离港大厅。之后，他就回去了。
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我四处查看任何可能找到“猛禽”的线索。他一定是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男洗手间的门上。
我走了进去，里面的砖地板上回荡着我的脚步声。卫生间里空空荡荡，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扇隔板门紧闭着。我走了过去。
“卡希姆先生？”我低声说道。
隔板门开了一道缝，我看到了一种焦虑的眼神。
“快点，卡希姆先生。你就要错过你的航班了。”我说。
门又敞开了一些。对于我的出现，“猛禽”显得非常震惊——他睁大了双眼，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动物。
“你怎么来这儿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有搭理他，而是抓起他的胳膊，把他拉出了卫生间。在我们匆匆穿过离港大厅，奔向登机口时，几名革命卫队成员斜视着我们，所幸他们没有阻拦我们。“猛禽”已经完全吓瘫了，但我的突然出现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五分钟后，我从瑞士航空的职员那里获知航班已经飞往苏黎世。现在，该由我来通知哈尔，告诉他“猛禽”已经安全离境。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安德鲁的回电，表示“猛禽”已经安全抵达。同时，他还向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航班上，“猛禽”取下了一颗假痣，作为纪念品交给了安德鲁。
在我前往国务院商讨有关撤离“家庭客人”的营救计划时，“猛禽”行动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对于谍报机构来说，将情报人员送入或撤出敌区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同时也是自战略情报局时代以来，技术服务办公室最全力以赴的工作之一。在这类行动中，鉴定部门的行动官员及特工向来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要为潜入或撤出者提供个人文件和伪装、掩护身份和支持数据，以及口袋里的各种间谍设备。在技术服务办公室，个人文件和伪装专家、制图艺术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会花费数百个小时准备各种材料、设计掩护身份并协调计划的制定。如果宝贵的“资产”已无法待在原地，那么按照官方的政策，应由中情局负责将他们带离危险境地。此次营救计划，国务院在其备忘录中已经表示由他们来牵头行动，但我对他们的能力感到担忧。
就“家庭客人”行动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猛禽”是一个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但仍不堪重压。相比之下，这六名美国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训练的业余选手，而且现在躲藏在一个对西方充满仇恨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动用所有的资源，才有可能将他们营救出来。
蔚为壮观的美国国务院大楼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的23街和C街，与我们在雾谷的办公室隔街相对。由于两个地方离得太近，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中午都会去他们庞大的餐厅就餐。
国务院总部大楼的里外都是按照新式的流线风格设计的，但很快它就蜕变成了一排平淡无奇且毫无特色的矩形建筑。
我们在那里会见了一位国务次卿——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威严女性。她在七楼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有关营救计划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一名年轻的文件官员和我之外，还有国务次卿的两名助手，中情局掩护部门一名成员，以及中情局近东部门的一名情报官员。这名情报官员自认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了如何营救这六名国务院外交官的计划。
这位国务次卿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她说，“我们还没有将这个任务分派给你们。我们认为你们来这里是提供建议的，而不是主持工作的。我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他们是我们的外交官，所以在如何营救方面，国务院是最有责任的。”
我们的这名情报官员只好坐下，随后国务次卿的一名助手起来发言。他描述了他们关于营救行动的计划。他们似乎倾向于一个分批营救的方案，准备连续执行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行动，而且未必是从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撤离。说到这里时，我打断了他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