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使馆工作人员的标配，安德斯也有一个接收消息的小型“餐盒式”无线电。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收听。大使馆办公楼的情况仍在不断恶化。此时，戈拉辛斯基已经被抓获，但二楼的美国人还没有投降。偶尔，无线电中也会传出一两句波斯语，这说明某个人的无线电已经被收缴，而这个人也很有可能已被抓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注意到无线电中传出的波斯语也越来越多。
一个代号为“棕榈树”的人正在使馆区外的某个地方播报袭击的信息。“现在，他们正在破坏楼顶上的避雷针。”这个声音说道，“这群白痴肯定认为它们是通信天线之类的东西。”
“这个人到底是谁？”所有人都在想。
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李·沙茨。身材高瘦的沙茨是西北人，留着八字胡，脸上经常挂着淘气的笑容。他是美国农业部的农业专员，在距离大使馆约一个半街区的一栋商业建筑内办公。
沙茨来自美国北部地区的爱达荷州，1974年获得爱达荷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农业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而直到1978年春，他才第一次被农业部外派至新德里。他喜欢这份外派工作，因为他可以借此旅行。这原本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职位，但仅仅在印度待了三个月，他就接到了一份新的任命，前往德黑兰，担任美国农业部在伊朗办公室的负责人。伊朗是美国巨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个职位对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利的。当时他才31岁，这个大好机会显然是不能错过的。然而，当他和其他美国人抵达时，这个国家已经卷入了政治漩涡。由于局势混乱，美国农业部长要求他不要外出考察，因为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作为农业专员，沙茨通常会参加在大使馆办公楼举行的晨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他会同他的秘书开玩笑，告诉她说他“忘记”拿邮件了，这样她就可以回去取，并顺便拜访一下她的朋友。
11月4日，从大使馆回办公室的路上，沙茨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正从大使馆门前经过。他告诉他的秘书去取一下邮件，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了办公桌上。他的办公室在二层，刚好可以俯瞰大使馆的停车场。几分钟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秘书正朝着办公楼跑来。再看，大队的伊朗人已经翻过围墙和大门，冲进了使馆区。袭击刚刚拉开序幕。
沙茨一下子警惕起来，站到窗边密切注视着外面的动静。他也配有一个小型的“餐盒式”无线电。一时间，里面传出了各种混乱的声音。很快，他就听到戈拉辛斯基喊道：“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1号位集合。”
对于这次袭击的协调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他注意到，有些激进分子会在战略据点停留，然后传递命令——因为他们并没有无线电或通信设备。他还注意到，对使馆办公楼的冲击并不是自发性的，而是不同的队伍从不同的方向发起攻击，这应该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拿起自己的无线电，然后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在大使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而他的代号就是“棕榈树”。
中间他停了一会儿，预订了午餐并让他的司机去取。然后，就在他吃饭的时候，楼上瑞典大使馆的领事官员塞西莉亚·利坦德尔走进来对他说，国务院打电话来找他。
在离开之前，他叮嘱工作人员，不管谁来找他，都要告诉他们说他没事。在道了保重之后，他出了门。
到楼上接起电话之后，国务院要求他实时通报使馆遭袭的情况。瑞典大使馆位于建筑物的四层，通过一个双筒望远镜，他可以了解那里的一切情况。他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傍晚时分。那时，大使馆前面已经聚起了近一百万人，公路和人行道上到处是人。那种气氛更像是节日性的，类似于狂欢节。有的一家人都在，而且还带着孩子。人们在唱着、喊着、庆祝着，而小商贩则穿行其中，兜售已经蒸好的甜菜。
回到安德斯的公寓之后，这群美国人坐立不安。安德斯和乔试着给其他公寓打电话，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逃了出来，但后来电话突然被切断了。更糟糕的是，无线电网络中传出的也几乎都是波斯语。“棕榈树”的声音已经消失很久了。然后，在下午四点半刚过一会儿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躲在保险库中的美国人投降的消息。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在快到晚上七点的时候，罗琳的伊朗丈夫赶了过来，并带来了食物。吃完晚餐后，罗琳建议他们全部去她的住处，但这些美国人拒绝了，因为这会让她和她的丈夫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她的丈夫后来被革命政府以其他罪名——并非私通美国——处决）。
由于电话不通，安德斯决定去楼上借用一下女房东的电话。这让马克变得更加紧张。一个个潜在的场景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据传，沙赫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话窃听网络，而现在没有人知道革命卫队是否接管了这个网络。另外，躲在安德斯的公寓里真的安全吗？周边街区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一个美国人。会不会已经有人看到他们进来了？那些人会不会向激进分子举报？马克认识一个在大使馆工作的人，而早在安德斯之前，他就住在这个公寓里了，所以这个住处会出现在大使馆的住房登记册上。他猜测那些激进分子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登记册，但谁又能确定呢？
在楼上楼下往返了几次之后，安德斯带回了一些消息。他已经联系上了凯瑟琳·库珀。库珀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一个文化机构——国际交流署工作。在伊朗，她是伊朗-美国学会的执行主任。伊朗-美国学会位于美国大使馆北侧约两英里处，是一个类似于校园中心的机构，拥有礼堂、图书馆和教室。
11月4日上午，库珀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而在会议期间，一名伊朗雇员突然进来说大使馆遭到了袭击。按照与戈拉辛斯基约定的安保协议，她并没有给大使馆打电话，而是等他们打电话过来。然而，一直过了中午，她都没有接到电话，这也让她开始担忧起来。最终，在下午一点刚过的时候，她禁不住拨打了大使馆的电话总机。一个伊朗人接起了电话。“美国大使馆。”这个声音说。她请求转接到公共事务办公室。“大使馆已经被占领了。”一个简短的回复后，电话随即被挂断。最后，在拨打了另一个分机之后，她联系上了躲在通信保险库里的一个人。这个人让她联系国务院。于是，她又把电话打到了国务院。几乎整个下午，她都保持着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她的副手比尔·罗耶则与保险库里工作人员保持着联系，以便获得最新的消息。
库珀向安德斯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她们会派人帮忙接通电话（如果线路中断，那么与国务院重新建立联系将会非常困难）。
在联系上库珀之后，每个人都很高兴。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都同意去她那里。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库珀的司机驾驶一辆小型雪铁龙双门轿车赶到安德斯的住处，载着两对夫妇返回，但这二十分钟的车程却令人紧张不已。而安德斯则决定留下来值早班。
大约午夜时分，躲在安德斯公寓里的几名美国人赶到了伊朗-美国学会。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轮流在电话机旁值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国务院描述他们的苦难经历，并想方设法与之保持通话。
马克回忆说，乔莫名其妙地拿起了另一部电话，然后拨到大使馆要求与人质通话。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他说，现在没有人方便接听。“那，他们得到公平对待了吗？”马克无意中听到乔问。电话中那个人问他的名字。“我叫乔·斯塔福德。”他报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个人随即挂了电话。马克一脸惊讶地摇头。
在伊朗-美国学会时，他们曾劝库珀和罗耶同他们一同离开，但库珀并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应该不会有事。
为错开早高峰，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在早上六点钟就离开了。马克不愿意他们去他的公寓，因为他觉得他的女房东就是一个疯子。她想要美国人的钱，但又不让他们把车停到她那里，因为她担心有人会在车上安装炸弹，到时会毁了她的房子。库珀的司机在马克的公寓前短暂停留，以便马克和科拉回去取衣服。然后，他们去了斯塔福德夫妇的住处，在那里洗漱并小憩了一会儿。
这些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在伊朗-美国学会，一幕扣人心弦的戏剧已经拉开帷幕。在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离开之后，库珀和罗耶一直守在电话旁。大约几个小时之后，一群激进分子冲了进来。一名伊朗雇员提前发出警报，库珀和罗耶从后门溜出去，钻进一名秘书的汽车。几分钟之后，汽车已经驶入了伊朗-美国学会前的主干道，直奔附近的歌德学院——这是德国人运营的一个机构。
她们在歌德学院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听说伊朗人离开了之后，她们重新回到伊朗-美国学会，并再次联系了华盛顿。这家德国机构的负责人愿意为库珀和罗耶提供无限期庇护，但库珀拒绝了。但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激进分子再次冲进伊朗-美国学会，并事先包围了办公大楼。库珀藏在了女盥洗室内，但很快就被抓获。她、罗耶以及第一天晚上躲在比琼公寓的一名美国秘书被一同带往大使馆。
第一个知道库珀她们已被抓获的人是维克·汤姆塞斯；在激进分子折回来时，他正在和库珀通话。
汤姆塞斯、布鲁斯·兰根以及迈克·豪兰仍在伊朗外交部，全力寻求解决此次危机的方式。此外，他们也知道有几个美国人已经逃了出去，躲藏在德黑兰的某个地方。在大使馆遇袭时，汤姆塞斯从外交部打电话给领事馆，并告诉了他们可以联系到他和兰根的电话号码。事实上，在安德斯的公寓，乔·斯塔福德最先拨打的电话中就有汤姆塞斯的号码。在库珀被抓获之后，汤姆塞斯意识到必须要为拉齐克夫妇、斯塔福德夫妇和鲍勃·安德斯做些事情了。显然，伊朗人正在搜捕这五名美国人，而抓到他们只是早晚的问题。考虑到时间宝贵，他决定立即处理这件事。
上午晚些时候，拉齐克夫妇和斯塔福德夫妇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但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维克·汤姆塞斯的声音。汤姆塞斯已经联系了英国临时代办，并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同意将这些美国人安置在他们的居住区戈哈克花园。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大约会在一个小时后去接你们。”汤姆塞斯解释说。由于安德斯没有固定电话，所以马克利用乔的“餐盒式”无线电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