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上任以后的第一站选择了视察“实事工程”。由于我没有配车，因为是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挑土，所以老童为我安排的是那位副市长的车。为了使“视察”收到实效，事前我找老童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对我说，急需要解决的是因周边单位自筹资金不到位，由市建设局负责的小街小巷整治工程已无米下锅。此去名为视察，实则“讨账”、“化缘”。他告诉我说，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协调了多次，一直没有结果。
第二天，在电视台记者及建设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我一家家上门“拜码头”。一路上个个部门诉苦，家家单位说情，道一千说一万，一句话打总结：没钱！就在我感到极为狼狈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江南市移动公司。公司老总一见面，就以公司不是受益单位而是报账制单位没有经费开支的口子为由不肯出钱。我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一顿唠叨，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市公司管财务的老总是李总吧？他是我同学。”那个总经理一听，马上改变了态度，立刻拨通李总的电话递给我。我和李总客套了一番，单刀直入地请求他支持。他二话没说，安排江南公司向总公司打报告批一笔专款，随行人员顿时掌声雷动。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视察结束，建设局领导留我吃饭被我婉拒。司机把我送到食堂门口后并没有离去的意思，我疑惑地问他：“还有事吗？”他支支吾吾道：“您用车的油钱我到哪里报？”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帮主管市长挑土肯定是找主管市长报唦，找我做什么？”司机吓了一跳，发动车一溜烟逃也似的离去了。我气不打一处来，挑土第一天就遭遇讨油钱，真是恼火，我当即给政府办童主任打电话投诉：“那个司机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明目张胆地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没想到老童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只是一味地劝我别往心里去，毫无半点责备那个司机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是我误会了那个司机。
江南的财政体制很多年以前就是这样：整个江南市除四大家领导四个“头”及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实报实销以外，其他副职每年仅预算了一万元经费。这一万块钱不仅包括配车的保险、年检、维修、油料、司机补助等，还包括所有的公务接待及差旅费。事实上，每年政府办把车辆的保险、司机补助等固定费用一扣除，一万块钱也就扣得差不多了。经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呢？只能到分管的线上去化缘，化缘所得还得向政府办上缴20%……
这样的财政制度，把副市长们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管不到钱。连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单笔批字的权力都不超过一万元，可以想象分给其他副市长的还会有什么权力。
其次是管不到帽。对基层最具有吸引力的无非是拨款和乌纱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手上，基层干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想当一把手找书记，想当副职或解决待遇找部长”。尽管市长也兼任着市委副书记，但“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乃铁定的官场潜规则，不能轻易打破，否则书记市长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可想而知，连市长想为某人要顶帽子都要下好久的决心想想怎么运作，何况“手无寸铁”的副市长？
然后是拍不了板。这在基层是很现实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为人家解决问题。副市长一天到晚都在表态，一天到晚却什么态都没有表，找你要钱你没有，要编要不到，想解决个待遇你又说不上话，人家干吗理你？只有一种情况才会真心实意地找你，搞出了问题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时才会想到你，倒不是你能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瞄上了你这棵大树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简单，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大树不倒大家都不会倒。
有一位包工头与江南某景区发生经济纠纷，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肯让步，导致一笔工程款无法结算。他的一位熟人给他出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你写几十封告状信，状告宁市长违规批项目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那位包工头虽然没读多少书，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对他出的主意不以为然：“人家和这事八辈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么用？”那个因为受过我处分想报复我的人阴险地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吊颈还要寻大树，什么事情只要一牵涉到高层领导，上级部门就会高度重视，你只要把宁市长带进来，我保证你讨薪成功，否则我负责。”
包工头说：“我没文化，不会写。”那人从袋子里掏出几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给他说：“你放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名单和地址分别寄出去就行了。”包工头讨账心切，二话没说就照办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了动静，上级诸多领导不明真相，提起笔就批：“请调查核实。”查来查去，违规批项目的事情没查出来，他讨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景区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被人利用而坏了我的前程，只好让了一大步，把剩余的款项全部结算给了他。事后那位包工头找上门来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尽管这种讨账的方式很阴暗，但也透视出普通老百姓讨薪的无奈。
最后是靠部门养活。财政不给钱，工资又很低，车轮子还要转，应酬不可少，怎么办？只能找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化缘。乡镇党委书记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们成了副市长们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没有哪一个副市长敢得罪这些书记和局长们，他们手上有“选票”，有“钞票”，这两样对副市长们而言一样都不能少。为了位置和车轮子，副市长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书记局长们打成一片拉关系，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无奈地接受书记、局长们的“绑架”，心不甘情不愿地沦为他们的权力工具和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副市长明知所分管的部门要求不合理、甚至违规违纪，还要为他们极力争取、甚至助纣为虐的真实原因，诸如“某县政府发文推销烟酒”等许多荒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书记局长权力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还要钻山打洞想当副市长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子问题，毕竟是县级领导，红漆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问题，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副市长是必不可少的台阶。
这让我想起明清时期的官僚体制，朝廷对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养廉制度，每年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官员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饭，朝廷的面子要顾，人在官场还得讲排场，八抬大轿、书童、家丁哪样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钱呀，像我们当副市长的都有个面子，谁不想坐好一点的车？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补贴你五万元，不足部分自筹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谀奉承的人一顿绞尽脑汁，就发明了“炭贡”和“冰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取暖费”和“空调降温费”。贡了“炭”，贡了“冰”，贡点“钱” 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常态，买官卖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江南，副市长来了客人带乡镇书记、局长或老板买单早已成为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我最怕同学和朋友们到江南来看我，一来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来买单，只好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我只得在同学朋友们中间广而告之，我没有接待经费，如果要来，请自带干粮。同学、朋友们理解了我，很少再来打搅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别人买单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长的窘境只要是在机关里混过的人几乎人尽皆知。这就给某些喜欢卖乖的人留下了空间。经常会碰到不属于你分管线上的负责人，见了你的面想讨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一般会很客气地来一句：“您来了客或者不方便处理的费用和我说一声。”态度似乎很诚恳，诚恳得足以让你感动。但可千万不能太当真。客套话等同于谎言，当不得真，当了真，说明你很天真。在离开江南之前，我就曾经天真了一回。“炮轰高房价”之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闲聊中他对我说江南还有个熟人，前些年为江南劳动部门做正面报道时是此人接待的，后来成了朋友。
我说：“那局长我熟，一碰到我就对我说来了客尽管找他买单。干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陪你？”那位记者没有推辞。我很快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打点滴，感冒了，晚上他请那位记者吃饭。到了下午五点半，还不见他来电话，我对那位记者说，靠不住，不等他算了，还是我来安排。那位记者没说什么，随我下楼。巧的是，在政府办公楼大厅与那位局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你老朋友来了，怎么安排？”那位局长心猿意马，回答：“市长全权安排，到时候把发票给我报就是了！”一句话让我窘得无处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发票给你报？”那位局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灰溜溜地离去了。他逃避了，却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抛给了我……
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
由于副市长们经费奇缺，所以大多数人把经费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点维修汽车等等。这样一来，断了司机的财路。在江南，领导与司机关系紧张是普遍现象，经常发生司机放领导鸽子的事情。有一个常委带着机关一帮科长们考察，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卡子时，常委心想，有这么多科长在车上还用得着我买票？没想到科长们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机关一回油，让常委买单。”于是按兵不动。司机则想，常委、科长都在车上，让他们去买，免得报账的时候啰哩八嗦，于是也坐着不动。结果，都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全坐着不动，把收费站足足堵了十几分钟……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一个副市长仅仅靠线上的职能部门“敬点贡”不是杯水车薪吗？他们跑关系和潇洒的钱从何而来？其实，他们最大的经费来源是项目资金。县里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单位经费预算不足，每年不跑项目不得活命。于是，副县（市）长和分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副县（市）长“出身份”、职能部门“出钱”跑项目，项目跑成了会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县（市）长使用。这部分费用全部打进了项目申报成本。项目都是靠跑出来的，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账，所以很少有副县（市）长在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级对口部门经费来源没有口子的部门，比如旅游局。我就曾分管过旅游，每年我不仅要自己厚着脸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费”，还要跑云梦跑省会帮旅游部门找生活费。有一年我实在过不了年了，去找娘家云梦市旅游局化缘。章局长说：“上半年我批了个五万元的项目给你们市局，当时我给局长讲得清清楚楚，其中两万是给你的，他没告诉你？”我说，没有啊。赶紧打电话一问，局长答：“局里实在太困难了，我把它用了。”我很生气：“用了就用了，可你无论如何也要告诉我一声啊！”
有什么办法呢？生完气还得面对现实。
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我刚到江南时简直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云梦市民普遍抽的香烟是12元一包的和牌，机关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黄盖芙蓉王。35元一包的蓝盖芙蓉王才刚刚上市，属于暴发户才抽的烟。我一到江南，敬过来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蓝盖芙蓉王。我很是纳闷，问我当地的同学：“江南公务员津贴没钱兑现，工资很低，哪里来的钱抽这种高价烟？”同学答：“靠那点工资得活命？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下，有几个乡镇书记、乡镇长、局长不开馆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带着政府办几个跟线的人来到房产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财政如此困难的原因。局长50多岁，矮矮胖胖，对于我的到来不冷不淡。一见面他就给我介绍他资历如何如何老，先后在几个乡镇当过党委书记，在房产局当了几年局长如何如何。我听得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问道：“你们局每年征了多少契税和规费？”局长回答：“才200多万，全局两三百人，命都不得活。”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我第一次听说房产局不得活命的，简直是奇闻。你这是典型的艰苦不奋斗！政府给你的权力都干什么去了？每年那么多房屋交易规费都到哪里去了？”老局长可不吃我这一套，冷笑一声，道：“还不都是您这样的领导条子一挥，减的减了，免的免了，我们挡得住？”
我被他的话堵得一时无语。我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但无法剖开问题的实质。
看来一切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事隔三年之后，新来的萧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抓房产交易契税和规费的征收。至2009年，每年征收的额度已经突破了2600万元。
2600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07年以前，领导们每年仅批条子就批掉了2400多万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财政如何能富？
我批评房产局长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我 “挑土”的范围。直到有一天，一个项目涉及征地和工程发包，我满以为我可以做主，没想到开会那天，主管领导出现在了会场。很显然，他是请了假赶回来的。我骤然明白了，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难怪我来江南之前朋友们劝我，你们挂职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镀金，结个好人缘，就有好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