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的真实意图，是想了解我与书记、市长是不是有矛盾，存不存在被打压的情况。我没上她的套，事实上，也不存在她所猜测的那种情况。我还算公平地把江南的工作和老柳、老萧的表现，赞扬了一番，还特别强调发稿的时候，最好给他们脸上也贴贴金。英爽答应得很爽快。临分手走时，她又突然问了一句：“你说句实话，你在柳书记心目中有没有地位？”
我很肯定地回答：“应该有的，他一向都很看重我的。”
英爽哦了一声，出门。我留她吃晚饭，她说：“不了，我要回云梦的宾馆里去赶稿子。”
见她态度坚决，我也就没怎么挽留。走了不到十分钟，她再次打电话过来，说她想采访柳书记，想听听他对我的真实评价，特别是工作方面、为人方面啦等等。我有些为难，因为我不知道他对我发帖心里究竟是怎么看的，如果他不高兴，肯定就不会对我有什么好的评价。我对英爽说：“他很可能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他一般不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
英爽很执著，道：“你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自己和他联系，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我不好拒绝，便把号码给了她。到了深夜11点多，英爽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他果然不接受采访。”我回短信问她：“什么理由？”英爽回复：“没经过上级宣传部门允许，不能接受采访。”我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老柳不高兴了。”遇到这种情况，按照官场的规矩，一般都会外交式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评价几句。然而，他连这样的评价都不愿意给。英爽“不依不饶”，再次发来一条短信：“你觉得你真的在老柳的心目中有地位？”我沉默了十几分钟，不好怎么回答。想了半天，我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回复道：“我真不知道！”
第二天一上网，吓了我一跳，李英爽的文章见报了，6000多字，两个整版。我刻意并且一再强调要刊登的“为江南市委市政府及老柳、老萧歌功颂德”那段话一个字没登，倒是把老柳不肯接受采访及我们后来短信交流的那些内容，白纸黑字地登在了报纸上，这让我很尴尬，让老柳更尴尬。大概是5月8日，我接到调离江南的通知以后，英爽打电话来又要采访我，我和她开玩笑说：“我再也不上你的套了，你的那篇文章，加速了我政治前途的灭亡！”
李英爽离开江南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凤凰卫视栏目编导丛靖霜的电话，她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刚刚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国十条’调控政策，有人认为对居高不下的房市打击得非常精准，你怎么看？”我回答说：“打得不准！”很有意思，她并没有再接着往下问，而是单刀直入地邀请我去北京演播室做节目。我有些犹豫，担心一句话没说好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丛编导不想放弃对我的邀请，承诺所有的差旅费全部由他们承担。我回头一想，上电视做节目宣传一下江南也好啊，花几百万打广告还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去，干吗不去？于是便答应了她。仅过了半个小时，她便打电话给我，帮我定好了次日11点多钟的机票。我马上给老萧发了条短信，告诉了他我要去电视做节目的事儿。老萧用电话打过来，笑呵呵地问我什么时候去香港，我说演播厅在北京，不用去香港。他哦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
本来我打算第二天上午坐飞机去，可当天下午接到了民声网的电话，他们想派一个记者到江南来给我做一个深度采访。我说我明天要到北京录节目，没时间，干脆今天晚上约个时间谈谈吧。他们觉得这个安排不错，就这样定了下来。晚上7点，我准时从江南出发。天气开始变得有些坏坏的，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变得有些怪怪的。车行至大荆时，省委巡视组的一位朋友特意打来电话问我，接受电视台的邀请，有没有得到云梦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回答说：“没有，但我告诉了老萧。”他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便没了下文。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忐忑，不知此行是福还是祸。远远地望见省城的万家灯火，突然想起身份证忘在了云梦的家里。司机说：“没事，等下把您送到民声网以后，我再回云梦一趟。”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
到达民声网，已近晚上十点。我和记者们见了面，大家像老熟人一样非常亲切。打电话联系我的薛小林很谦和，他天马行空，无所不问，我心无芥蒂，无所不答。聊来聊去，聊到了官员财产公示的话题。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我的观点，说目前还不成熟，不宜财产公示，最好财产任前公证。因为老百姓和官员之间太缺乏信任感，领导干部公布的财产数再真实，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公示的财产多了，老百姓心里又会不平衡，都是纳税人，凭什么你的收入这么多而我的这么少？反之，老百姓说你不诚实，收了那么多黑钱居然隐瞒不报！眼下社会矛盾最突出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贸然公示领导干部的财产，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混乱。小林憨憨地一笑，又下了一“套”：“你敢公示自己的财产吗？”被逼无奈，我就将我的家底给全部兜了出来。
从民声网出来已是凌晨一点。天气不再暧昧，酣畅淋漓地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司机被大雨阻隔，动弹不得，只好把车摆在高速公路安全岛上等待。我担心他的安危，一夜无眠。待他赶回省城，已是早上六点。第二天飞机落地，已是下午，按照丛编导给我的地址，我住进了宾馆。正想小睡片刻，北京某报的记者孔璞，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来京的消息，希望我接受她的采访。我实在很累，本想拒绝她，但骨子里的那股媒体情结让我无法拒绝，只好满足了她的要求。直到下午5点，丛编导打电话来催我去演播厅那边用晚餐，我才抱歉地送走了小孔。从凤凰卫视做完节目回来，有媒体朋友问我：“你出镜时为什么那么憔悴呀？”我实话实说：“都是被媒体‘摧残’的！”
从驻地到石景山广播电视中心打出租仅需十几分钟。我和丛编导在演播厅门口见了面，她是一个很精干的女孩。一见面我就问她，是不是要跟导演见个面对一对。她摇摇头，道：“不用对，等会我提示您，该您上场了您上场就是，主持人会引导您的，别紧张，没问题的，我们先去吃饭吧！”说罢，她带着我往后面的食堂走去。我习惯性地用官本位的思想猜测，这么有名又有钱的媒体，应该安排我在哪家豪华酒店就餐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丛导把我带到了广电中心后面的食堂。食堂里挤满了就餐的人群，看上去就像外地来的旅游团队。丛导帮我打来一份套餐，抱歉地对我笑了笑：“委屈您了，赶时间，只能将就。”那饭菜确实难以下咽，我随便扒了几口，随她一起进了化妆间。
化妆间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很难想象，出镜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嘉宾，都是在这样破破烂烂的化妆间里装修出来的。我进化妆间的时候，其他嘉宾正在化妆，丛导把旁边一位候场的高大帅气的年轻小伙介绍给我说：“这位是温都花园的王总，代表房地产商，你们现在就可以切磋切磋，看看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王总很礼貌地和我握手，他倒是很直截了当：“您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您想想啊，地价都是谁给抬高的？房地产利润的大头都被什么人拿走了，不都是你们政府嘛，权力都在你们政府手上拽着呢，谁能够‘绑架’得了政府？”
我针锋相对：“谁说地价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搞‘招拍挂’是为了防止腐败，目的不是抬高地价，其实你们心里最清楚，真正把价格抬上去的是什么人？还不是你们这些地产商？你们干吗抬呀？无利可图你们会抬吗？按照你的逻辑，金融风暴的时候，政府是最需要钱救市的时候，巴不得抬高地价，可是地价为什么上不去呢？主要是因为你们不抬了，所以上不去了呀！”王总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撂了一句：“您对地产一无所知，完全是个外行。”我淡淡地回了一句：“是吗？”便不再和他继续这个话题。他是精明的地产商，我是清醒的官员，道不同不相为谋。
大约6点钟，我被丛导带进了演播大厅。演播室的条件同样简陋，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如此华丽的节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制作出来的。观众席上坐满了嘉宾，特邀嘉宾们已经各就各位。我扫视了一圈，觉得那些面孔似曾相识，仔细一打量才发现，在食堂里就餐的那一群“旅游团队”，全都是像我一样来参加节目的观众和嘉宾。这一群人看似普通其实并不普通，里面有博导、有企业家、有名牌大学的学生。看着他们我真的汗颜，不停地反省自己，吃套餐的时候怎么能在心里暗暗地抱怨——大老远把我请到北京来，怎能就用那样的套餐招待我呢？官场的惯性思维真的害死人，走到哪里都要讲究个规格、排场，为什么从来就不思考节俭和效率？
轮到我上场了，主持人把我拉到他的身边，隆重地介绍了我这位买不起房的副市长。当我谈到“我要感谢房贷，不然我还真买不起房”时，温都花园的王总，带着歧视性的语气道：“你们这些低收入阶层的人，可以买经济适用房，住廉租房啊……”那种富人的优越感溢于言表。我感到悲哀。作为一个副市长，位列“低收入家庭阶层”是智力问题吗？是能力问题吗？都不是。
节目录了整整70分钟，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没叫一次暂停。这个精干的团队，让我领教了什么是真正的效率。散场的时候我问丛导，这么长的节目你们是怎么做到一遍就过的？她回答说：“主要是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她带我到化妆间卸妆，主持人正在那里清洗脸部。见我进门，他很热情地走到我的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支持你，永远做清官！”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他的这句话，对中国所有清正廉洁的官员，都是一种鼓励：是清官在哪里都会受到尊重的！
就在我大发感慨时，有位报社记者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你现在还好吧？”那口气仿佛我被谁陷害进了监狱似的。我有些紧张地问他：“是不是上面有什么人不高兴了？”那位记者答：“我今天早上打开网络一看，《江南副市长宁致远：领导干部财产公示会引发社会混乱》的新闻铺天盖地，刚刚我又一看，文章和视频都给下了，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所以问候一声。”
“哦，我还自由着呢，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唉，这个薛小林，怎么能用这么一个断章取义、容易引发歧义的标题做新闻呢？”走在悠长悠长的胡同里，我很恼火却又颇无奈地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