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是一个短暂而羞涩的段落。在生命的诸多景色中，有很多铭记骨髓的形象。它是我在童年所知道的阁楼顶上翻滚着的烟云和光彩。它是少年时我在古树繁生的红色围墙里听到的海浪般的书声起伏。它是父亲安静的墓碑前束安静的雏菊。它是我在南山上的骤雨之夜里听闻的声响和气息。纵横边境与中原的旅途是两条细腻的曲线，在我延续至今的生活经历中留下了深刻的纹路。从随着父母搬迁到南方，到又一次回到日地，我听到了内心从未有过的声音。在白日的喧嚣之外，在一种祥宁的的沉默中。正如沃尔特·惠特曼《夜半清空》中的诗文：“灵魂，这是你的时辰，你自由飞翔，进人那无语的世界，远离书本，远离枯茫，白日不再，教诲已尽。你全然崭新，静静地凝视与深思那最珍爱的主题。夜晚，沉睡，死亡和群星。”这是一种对于很多忽然闪现事关意义的惊奇的体验。在某些时刻，它甚至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在生命上再次堆叠起生命。众多的意义从身边迅疾地穿梭和流弛，仿佛越往前走它的边缘就越往后退。但是我仍然顺着这种惊奇的轨迹，走向遥遥的路途。我所能记载下来的，也是自己的方式，和任何一代人都必须凭借天真和纯洁来恢复生命原始的惊奇感相成与相生。
关于孤独。单身旅行是一次封闭的远离行动。它成为了种思索与思考的前提。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九八零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课程时的板书上写着：人群是一个幻觉，我只是在与你们个别对话。’人群中的幻觉总是高于自身，并使得自身的兴致所向成为不确切和模糊。疏离者的角色能够提供自由，但同时自由又导致了他的孤立。在隔绝的境况中，远离者的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寂静，并随着自我的造化而达到不同程度的丰盈。这种状态使人敏感，更加地靠近身体与内心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中，即使最喧嚣的人群里，也依然弥漫着陌生的气味。高耸的楼层内部，在现代对于邻人不言而喻的自在的亲近已经消失。在城市的车站或电梯的人群里，人们反而一再避免着互相熟识。居民区的青年人还不知道谁是他的邻居。这是过于喧嚣的孤独。但是不可否认，两种孤独来自两种人群。前者并不孤寂，独立的力量能够使他更为清醒，他因此不会苟同脆弱不堪的生活方式。疏离的决定是对当前生活的提炼，是对于在集体幻象中即将亡灭精神的一种呼唤。在第二种孤独中，人们总是彼此分别处于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在关系的背面，则是另一种孤独从命运先定的地位抵达每一个作为人的个体生活之中。
关于写作。这本书的写作几平在旅途中完成。其中有关本书的文论章节是在动荡的火车车厢中书写完成的。全部的书稿被记录在个白色栀子花朵图案的笔记本中。在乌鲁术齐旅行的回忆笔记则是在南山零散地写在整理完成的父亲病中手稿的剩余的稿纸中。写作的对象以两条线索贯穿全书。我保留了写作过程当中凌乱的痕迹和重复的情感，并在最终于北京的统筹中尽量维持它诞生时的风貌。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瞬间的记忆与信号甚至比成书的作品本身更加让我怀念。像是一个迷离的棋局，我在写作的过程里既是棋者又是观众。这是一种不断处在被缚与抗争中的状态。这是一种暂时隔绝于群体生活，回顾外界的情况，并反省内心经验的过程。所有在其间捕捉到的感受都被用来在晦暗不明的生命思考中贯穿一致。举步前行，一片没有被照亮的区域陈横在目光里，众多被遗漏被忽略和被筛选掉的事物重获新生。很多次，我都在每个日落之时等待个新词的降生。写作经历的增长伴随着是对于写作与写作者关系的考虑。在词语返回事物的时刻，脱落的描写也好像回光返照。写作者首先处于一种裂缝的焦虑中，在写作的进程持续时，逐渐地将开口抚平。独善其身并不是作家唯的职能，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在与世界做种交易。尽管它以个人的方式并人当代的文化结构当中，但仍然不能缺少自身的宽容和信念。
关于疾病。精神分析学将疾病视为宗教的始基。和在疾病的行为学含义里所呈现出依赖性样，病人一旦意识到自身患有病疾，他们首先等待的是一种依赖。这种依赖的性质表现在医用药物对于身体的疗治和需要休息的意识需求。在疾病的隐喻色彩扩展到社会与文化领域后，这种疾病的周边产品也一并带人了我们的精神视线。社会文化的精神药品似乎从来都没有在某个权威的文化药房里被大众化的定制。除此之外，大众和病人也都在期盼着它们的诞生。有两个问题是首先需要注视的：一个是如果所有人都变得邪恶，你能将邪恶都谴责吗？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们的医生也是病人，该怎么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存失控的迹象中，保持一种警惕已经逐渐被淡忘。健康生活的短语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含义。
关于消亡。由在个体生命前景所承载的质量以及积累的经验和见识，就会形成相对狭隘和相对广阔的生命视野。这对于判断和衡量生命的现实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对于消亡之后的种种场景，却不是由经验和见识可以获悉的。在种终极的虚无面前，人们表现出畏惧或者转身面向别处。但是我仍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正反事例的衔接处，会亲历和意识到种有益于生命的联系。在历史的坐标中，如果人类不把大家渲染的成就视为人性的进步，那么就不能意识到这样意蕴丰厚的联系。有关物质进步对人共存的反面我们再也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真实地面对一个消亡的事件时，也应该明白消亡的力量同时也可以促使一种重生。因此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谈论我们成就的双重含义，更不用说我们不得不共同经历的切荒谬的非人性了。
关于记忆。不得不说是记忆给了我们高贵的出身。它们像是无数身体的细胞总是活动在此刻之前。它们结构了我们的当下。在历史维度中，对待个人记忆和年代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似乎越来越模糊。在这场漫长的旅途中，很多发生过的细节都历历在目。但是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单单指示碎片状的风景。它更多地被思想事件的主题所编码。真实地面对记忆，真实地面对历史，是真实地直视过往所有的思想事件。担保回忆的真实也并非是在思想事件的发生地，而是在未来，在更久远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都有自己的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次亲人的离开，或者一次残酷的伤害。重要的是这些贯穿其中的思想事件应该被记得。这种记得像是一种真理，它不断地跟延续着的自我交谈，从而获得种坚韧的现实力量。
关于承担。在玩笑和戏谑的愉快的年代，这个词汇成为了一个晦涩的符号。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谈起它，因为这种谈话的行为既有风险，又显无趣。在青年思想的生态领域，承担也因为无人问津而表现出形单影只。但是我们却比以往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伤害。这不仅表现在人际之间脆弱的不堪击的关系中间，而且还反映在对于自身所感染的一种强烈的不自信中。西蒙·韦尔在（善的证明）中论述过如下：“允许我们决定是否应当满足人的本质需要的标准是将爱、愉悦、美、幸福的发挥。在封闭、悲哀、丑陋统治的地方存在着剥夺，需要加以治疗。”我将治疗视为一种承担。因为悲哀与丑陋永远也无法被销毁。承担意味着种勇气。承担我们的历史，承担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承担我们受到的所有伤害，承担我们保护他者的意志。
关于时代。雅斯贝尔斯曾经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做出过极端消极的评述，他认为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成为可疑的，每种事物的实质都受到威胁。”日益多元的环境让一切都变得灿烂无比。尽管这种灿烂之下掩饰着无尽的苍白和空虚。工具理性家们不太愿意触及类似于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样的问题。但是身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在众多需要怀疑的事物当中我们乐此不疲的享受，良好的新生物却受到媒体和批评家们强烈的攻击。
在他们扼杀一个具有发展潜质的新鲜的事物时，他们甚至往往自己都全然不知。新鲜的事物每天都会诞生，但是消失的事物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数字。世界处处皆虚弱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神话，然而这个神话首先在芸芸众生的内心生活中发生了效应。
关于自觉。自觉是一种对于自己与众不同状态的觉醒。因为在思维活动中与大众文化相摇摆并不能很好地凸现自觉的意义。尽管这是一个新花样层出不穷的时期，可是也仍然是一个制造幻觉的时期。在表象永无止尽的转变后，秘密地隐藏着机器般运转的重复和仿效。自觉是对待自身的一种爱。它具备一种侦察的能力。并从繁华似锦中观测出空洞。在内心生活消失的危机中挽留住行将远逝的心灵，并用它作为与个人世界的脐带。这样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半岛。在这个岛屿上独立的生活同时与相互交错的命运的路途中相遇的人们和思想获得种特殊的关系。
关于爱。这本书的起点是爱。爱为此生的行程增添了新的维度。我们因而扩大作为自我体认动物的存在，并且使我们和寻求维护并改善生命的天性相吻合，我们也许是渺小而孤独的，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与宇宙万物在冥冥之中的同一性。那些爱万物之所爱的人，那些关心这种价值的赋予并把它奉献给它们的人，最终也就会抵达生命本真最临近的客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