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英国和法国的力量进一步衰退。德、意、日帝国主义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在政治上日益法西斯化，终于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化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速了军事化的步伐。
日本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实行经济军事化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是中国。早在20年代初期，日本为了称霸东方，便加紧推行从侵略中国东北人手，进而向整个亚洲大陆实行武力扩张的“大陆政策”。
1927年，主张强硬外交的大军阀田中义一当了首相。同年6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军事首脑和行政长官参加的“东方会议”，就侵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在会议闭幕时，田中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把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并说，如果这个特殊地区受到损害，“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抱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这是赤裸裸地把中国东北地区置于日本“保护”之下，即视为日本的殖民地。
1928年6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皇姑屯车站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流血事件，妄图以此制造借口，一举吞并中国东北。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袭击”日军，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密令不准抵抗，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事变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白山黑水之间的大好河山全部落在日本侵略者之手。
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史称“淞沪之战”。同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予以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1月初，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
同年3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侵略活动。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
1937年7月7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官兵二人，驾驶军用卡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卫兵阻拦无效，不得不开枪制止，两个日本侵略兵中弹死亡。日军便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进攻。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纷纷登陆。日本飞机也在京沪杭铁路线上空频频侦察。
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司令官电告海相：上海战事已处在爆发前夕。当天夜里，日本政府召开四相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两个师团开赴上海。
13日，日军即凭借黄浦江上的军舰，炮轰闸北一带，日军飞机也对闸北狂轰滥炸。驻守上海的张治中将军指挥的中国第九集团军和上海人民奋力应战，中日双方在上海爆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了冲击，在国内各界抗日力量的压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被迫于8月14日发表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声明，表示要“实行自卫权”，以对抗日本的侵略。8月15日，日本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派出两个师团到上海，随后又增派三个师团的兵力到上海。中国人民没有被日军的气势所吓倒，反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燃起全国抗战的烈火，日军处处受到抵抗。
在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德国也在走着相同的道路。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捧上台，当上了德国总理。他一上台，立即实行法西斯的极权政治，血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大力扩军备战，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战争。
1939年9月1日凌晨，在大西洋浅海区的平滑灰暗的水面上，美国巡洋舰“塔斯卡卢萨号”正开足马力向美国大陆驶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沉默静思了若干小时后，正在酣睡中。
在睡梦中，罗斯福的身子动了一下。他睡意朦胧，昏昏沉沉地听到有人叫他：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不会到起身的时间吧？——他觉得好像刚刚才睡着。有一只手恭敬地触了一下他的肩膀。
“总统先生！”
富兰克林睁开眼睛，一见到强烈的亮光，又赶紧闭上。然而他已看见接替麦克达菲工作的阿瑟·普雷蒂曼正急切地弯着身子站在床前。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布利特大使从巴黎来了电话。”
富兰克林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伸手去摘话筒，可是话筒还没有拿起，心里就已痛苦地料到布利特要说些什么了。
“喂，比尔！”
“老板，我刚刚和托尼·比德尔通过话。德军已开进波兰了。”
“终于发生了。”
“是的，老板。”
“还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了。通讯联络糟糕极了。不过这是官方消息。”
“托尼什么时候同你取得联系的？”
“按照你的时间是2点35分，大约一刻钟之前。我是尽快转告你的。”
“确实相当快。谢谢你，比尔。你打算再同托尼通话吗？”
“我认为不可能了。”
“好吧，比尔。要保持联系。”
总统挂断电话，普雷蒂曼帮他穿上毛线衫。他感到肚子里一阵说不出的难受，好像有人用钩子钩住他的太阳穴神经丛。终于发生了！他那历史学家的头脑里记下了这个日子：1939年9月1日。
尽管他十分清楚地预见到这一点，并且为了防止它发生，曾经做过长期努力；尽管他也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当事件真的发生之后，他一时仍然感到震动。因为只要炮声不响，就还存在希望——虽说这种希望也许要靠奇迹才能实现——但总还有希望。德国炮声一响，就把列车轰了出去，现在已经制止不住，它将带着越烧越旺的烈火滚滚而去，直到把整个欧洲大陆吞噬掉为止，或许还要吞噬全世界。战争犹如森林火灾，只是更难扑灭，因为在文明世界里是不存在防火线的。海洋也阻隔不住，因为战争的火焰好似水面上燃烧的油层，能够漂洋过海。
“阿瑟，叫哈西特先生马上到这儿来。”总统说。他拿起话筒，给在家的科德尔·赫尔打电话。
电话尚未接通，比尔·哈西特已经赤着脚穿着睡衣冲进房间。罗斯福把消息告诉了他，命令说：“通知报界。”
接着，还没有睡醒的赫尔接了电话。
“科德尔，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德军已经侵入波兰了。”
“是吗？”国务卿说。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原来估计会在本周末发生的。”
在科德尔的田纳西州山地人慢条斯理的语调中，有一种使人感到宽慰的东西。罗斯福转述了他跟布利特的通话，问道：“你可以到这儿来一趟吗？”
“上午有的是时间。”赫尔说，“我要到国务院去。”
罗斯福迅速地接连和萨姆纳·韦尔斯、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以及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通了电话。他没有其他什么事可做。对付这一突发事件的一切计划早已拟订就绪，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按动电钮，把这些计划付诸行动。他咔嚓一声打开了收音机。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富兰克林全部用来收听广播，播音员用紧张的声音发布官方反应，传布流言，但是，除了严酷的战争事实而外，其实没有播送其他内容。广播里充满着恐怖气氛，人们的惊恐慌乱在电波传送的播音声中得到了反映。他去就寝时，金色的阳光已经照射到华盛顿纪念塔的塔尖。
跟往常一样，总统的早餐在9点钟端了进来，跟着进来的还有麦金尔、沃森老爹、哈里·霍普金斯和科德尔·赫尔。他派往欧洲各国的大使发回的文电已经成堆，并且每分钟还有更多的送来。总统接受了驻德大使休·威尔逊送来的辞呈。凶讯纷至沓来。现在那里正是下午，德国人已在迅速行动。他们的军队蜂拥越过“走廊”，从东普鲁士出去，采用大规模的钳形运动夹击波兰军队。他们的飞机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飞越华沙上空，没有遭遇任何阻击。波兰空军早已名存实亡了。
对平民的残忍空袭……极大地震惊了人类的良心。
为此，我紧急呼吁：凡是有可能参与敌对行动的各国政府公开表明他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让自己的武装部队空袭和平居民……我请求立即作出答复。
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罗斯福在离开自己的房间前，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发出了这个照会。但是，他知道这无济于事。战争遵循自己的轨道发展，就像巨大的天灾那样具有可怕的不可避免性。
张伯伦首相以疲惫抑郁的声音告诉英国人民，他们已与德国交战。法国宣战了，并且把它的军队开进了徒有其表的马其诺防线。当温斯顿·丘吉尔出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的海军大臣的老职务时，全世界的士气为之一振。罗斯福认为至少英国海军还是说到做到的。
德军采取一系列闪电般的突击，将波军切割成碎条，这就在大屠杀的语汇中增添了一个新词：“闪电战。”波军的最后残余部分在华沙周围集结起来，准备作最后的抵抗，不成功便成仁。希特勒为了处罚他们这种愚蠢的匹夫之勇，同时也为了给世界其余国家一个小小的教训，就派出轰炸机将波兰首都夷为平地。这一切总共才花了三个星期，波兰已成为一片焦土，显得死一般沉寂。
罗斯福尽量从细小的事件中寻找慰藉。苏联人参与了对波兰的最后分割，不过至少他们是在波兰覆亡之际才采取行动的——他们并未给德国什么援助。
美国的驻外使节一直在维护着美国的威望。美国驻波兰大使是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比德尔，他是费城人。在美国历史上，他的姓氏和总统的姓氏同样古老。在罗斯福的阶级意识中有一个怪僻的观点，那就是“贵人位高而任重”。他期望每个拥有异常有利条件的人应该做出相应的贡献。比德尔没有使他失望。
在那狂轰滥炸的日子里，美国大使一步也没有离开华沙。为了减轻苦难，他全力以赴，不仅给美国侨民，而且给其他各国的侨民提供援助。直到波兰政府自己已经跑掉，首都快要陷落时，他才离开。他乘了一辆护送卡车，冒着不断的轰炸越过边境。人们谣传他曾协助把几吨黄金运出波兰，但罗斯福从未问此事。
当炮声在波兰沉寂下来之后，整个欧洲大陆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军队静悄悄地站在自己的工事后面，空军仅作些侦察飞行，顺便丢下几颗炸弹，德国潜艇在海洋里寻猎盟国的舰只，而英国海军的三艘小巡洋舰则在蒙得维的亚沿海击退了“斯比伯爵号”袖珍战舰的袭击，证明其仍不减当年之勇。可是西线却异乎寻常的平静。
这是一种怪诞的虚假局面。过分乐观的美国人却认为欧洲各国是在相互戏弄、打闹取乐，他们打算对整个事情一笑了之。不少人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战争”，不知哪位聪明人还新造了“胶着战”一词。
罗斯福却没有上当受骗。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德国重新出击的时刻，并且自己也在作种种准备。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紧急状态”，这使他得以增强陆海军的力量。他命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D·莱希海军上将从缅因州的东港直至巴拿马运河区进行中立巡逻——至少不能让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域得到安宁。11月，罗斯福终于使国会修改了中立法，以便在现购自运的基础上把作战军火运到盟国去。
1904年1月，罗斯福争取到扩大国防拨款，使陆海军在法律以及处于特殊状态的民族意识所许可的范围内，有了最雄厚的基础。
此时，罗斯福正在为美国对付他预料中的斗争进行种种准备，也许其中最重大的一项是在毫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开始的。1939年10月11日，总统任命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爱好物理学的非军事人员，又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朋友。
“总统先生，”萨克斯说，“你对核裂变了解得如何？”
“不甚了了，”富兰克林承认，“它与分裂原子核以释放原子能有关，是吗？”
“是的，”萨克斯说，“这是一般概念。”
“近来我顾不上多去注意这方面的事。”总统说。
“现在已取得某些非凡的进展了。”萨克斯告诉他。“今年1月，哈恩和迈特纳在柏林德皇威廉学院实现了铀235的核裂变。此后，在哥本哈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的其他许多大学也进行了这种实验。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得惊人，达到一亿至两亿电子伏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现在已进展到不久可望实现链式反应的地步。这意味着他们将能搞出一种能量释放——一种爆炸，威力几百万倍于当前所知道的一切东西。”
“你说有多大？”总统问道。
“一公斤铀235的威力相当于两万吨梯恩梯。”
罗斯福在脑海里急速探索这几句话的无穷含义。他按了一下电铃，沃森将军匆匆跑进房间。“‘老爹’，”他说，“这儿有一件事须要采取行动。”
经过调查之后，罗斯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核研究工作，由他的老友、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担任主席。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用武力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欧洲国家，又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帮凶。意大利经济基础薄弱，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预算出现巨大赤字，全国失业人口大增，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极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推行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武力进行扩张，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进一步同英法抗衡。
1935年lO月3日，意大利出动30万大军，从北、东、南三路侵入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奋起反抗。
1836年5月，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
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全境后不久，又伙同德国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
德意与英法美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及其侧翼——非洲地区，但是他们需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同伙，使英法美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而日本帝国主义凭借迅速增长的实力，正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独占中国，称霸亚洲，因此也希望在欧洲能找到盟友。经过密谋磋商，德国与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至此，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