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并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思想的核心是从属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要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是“圣人之道”，倡导平民化儒学。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则认为“安身”是立天下之根本，首先是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其次才是维护人的尊严，把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不能受到侮辱和损害。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有何心隐、罗汝芳等，他们都对发展泰州学派做出了贡献。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师友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向往平等社会。罗汝芳在人心论方面，提出了“赤子之心”，并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
泰州学派在承受王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是一个贯彻平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追求的思想流派。
吴派画家的画风有什么特点
元朝时，江南苏州地区文人荟萃，诗人画家多聚于此。明朝初期，江苏地区则产生了更多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和风格主要向元代画家学习，追求一种清逸、荒寒的风格，单纯讲究笔墨情趣，而与画院、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珪的画风相对立。吴派画家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赵原、陆广、沈周、文征明等。
沈周是中国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0～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沈家世代居住在中国南方苏州。沈周的绘画造诣很深，他会画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他创作的山水画，大多数作品是描绘南方山水和园林景物的，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情趣。沈周在主要风格上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王蒙和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吸收了南宋时期几位大师的笔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派。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
其后的吴派画家有文征明、唐寅，前者近师沈周、远融宋元诸家之长，绘画风格以纤美精致为主；后者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至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达到鼎盛时期，画风成熟，名家众多。
徐渭和陈洪绶在明代画坛上占有什么地位
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出现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明代时，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技法。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画坛上具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独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是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画。徐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其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了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作画立意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迈潇洒、泼辣豪放的画风，打破明代画坛陈陈相袭的陋习。
陈洪绶（1599～1671），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的作品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自幼时即有绘画天赋，开始师从蓝瑛，于思宗崇祯年间奉诏进京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大增。明亡，出家为僧。他绘的《水浒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爱国忧民的心理状态。陈洪绶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大约反映出他身处乱世痛苦变态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软弱俗媚的画风，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使明代画坛平淡无奇的人物画顿起高峰。
永宁寺碑的发现说明了什么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九年（1411）春，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府机构。明朝廷所派遣到的奴儿干都司的钦差大臣亦失哈、封疆大吏康旺在对奴儿干都司的管理和经营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柔化斯民”的政策，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各部族与明朝廷的关系极为密切。
明朝廷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今俄罗斯特林）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廷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永宁寺碑上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可以看出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永宁寺碑与一般碑文不同的是，在它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连底层的劳动人民像铁、石工匠等也一一列名其中，这也表现了亦失哈和康旺尊重百姓的态度。
永宁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永宁寺碑却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几乎达五百年之久，不少中外文献都对它作过记述。永宁寺碑是明朝廷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对西藏是如何管理的
西藏，明朝时称乌斯藏，由上层喇嘛和各部族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西藏盛行喇嘛教，元朝时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委任他为西藏的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朝时，仍沿袭元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宣布仍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并封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从洪武四年（1371）到六年，明朝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
明政府先后在西藏共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八个主要的王和法王。这些王和法王大都有一定的份地，接受明朝政府的管理。在成祖当政期间，曾两次组织诸王及诸卫，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乌斯藏到内地的驿路和驿站，大大方便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朝廷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各等级。其中法王是最高级僧侣，由明朝廷封授，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也都由明朝廷任免。
明朝廷在西藏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非常有利于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蒙古三大部与明朝的关系如何
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多次的派兵攻打，至成祖永乐初，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不仅它们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而且鞑靼内部也互相争权夺利。永乐三年（1405），知院阿鲁台杀可汗鬼力赤而奉迎元皇室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因派遣去鞑靼的明朝使臣被杀，大怒。于七月任命丘福为大将军，率领精锐骑兵十万征讨鞑靼，丘福由于孤军深入招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成祖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鞑靼大败，君臣溃散。迫使阿鲁台在这年冬天向明朝贡马臣服，而可汗本雅失里也于永乐十年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所杀。永乐十一年，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统率鞑靼部，受明朝管辖。十九年，鞑靼部势力逐渐增强，便产生了叛乱之心。于是成祖在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亲率大军出征，给予鞑靼部以沉重的打击。
成祖朱棣在即位后，曾经派遣使者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瓦剌部的马哈木向明朝廷贡马请封。永乐七年，成祖封瓦剌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鞑靼部的本雅失里，要挟并扣押明朝使臣，南下骚扰。十二年（1414），成祖率军亲征，重创瓦剌部。此后，瓦剌就一直受明朝管辖。
兀良哈部原是元朝大宁路（今辽宁沈阳以西）的北境，明朝建立后，把锦州（今辽宁锦州）、义州（今辽宁义县）、剑州（今辽宁朝阳西）、利州（今辽宁喀喇沁左翼）等各州划归辽东都司管辖，并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及二十多个卫、所。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把第十七个儿子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洪武二十年，太祖派冯胜、蓝玉等率兵平定金山（今内蒙古通辽东境）的纳哈出，就在兀良哈地方安置纳哈出的部众。洪武二十二年，又设置朵颜（今内蒙古绰尔河流域）、泰宁（今吉林洮儿河流域）、福余（今黑龙江嫩江下游一带）三卫。
“靖难之役”时，三卫兀良哈骑兵随从成祖作战有功，成祖就把大宁地区封赏给他们，仍为三卫，并授予兀良哈部的各个首领为官而分别掌管。
自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成祖五次亲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使蒙古三大部最终都臣服于明朝。
宗喀巴与黄教的创立有什么关系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出生于青海西宁地区（今青海湟中鲁沙尔）。幼时出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学习显、密教法。太祖洪武五年（1372）到西藏深造，钻研各种佛教经典，并开展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教经典及亲自注解，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成为很有声望的高僧。
当时一些西藏喇嘛教僧侣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有的甚至借口修密需要女人，强娶民间处女，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宗喀巴针对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放荡的情况，从倡导戒律人手，决心进行宗教改革，得到统治西藏地区的阐化王扎巴坚参的大力支持。
洪武二十一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并提倡不论显、密僧人都应遵守戒律。宗喀巴通过修复颓废的旧寺，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举办法会，在社会各界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祈愿会，从四方前来参加的僧人有一万多，观光的俗人多达数万。大会的成功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会后，他在拉萨东面五十里的旺古儿山旁创建甘丹寺，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迦当教派。这一教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重视佛经研究，建立有系统的、规模很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
黄教初期的影响并不大，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宗喀巴和明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得到大力支持。永乐五年，明朝廷派使者到西藏赐予金册。永乐十二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明朝廷封他为“大慈法王”，赐给印诰，倍加优宠。宗喀巴死后，按宗教的说法，由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神宗万历时，传到达赖三世锁南坚错，黄教势力日益壮大。锁南坚错被当地人称为“活佛”，连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都俯首称弟子。
宗喀巴通过不断努力，为黄教的兴起和发扬光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愧是黄教的开宗祖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