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喜欢前人对子美和太白的两则评论：
“徐仲车曰：太白之诗，饥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
“杨慎曰：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
须知这是就二人成熟期的作品精华比较而言的，若论二人早期诗作，是不可能有如此评语的。
子美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40岁之前，对自己以及自己最为倾心的太白君的认识和评价，都还是自信不足比较简单的，其诗力也远未达到“骏马绝尘”集雅骚之大成的地步。
子美喜欢交朋友，他年轻时在洛阳和长安就认识了苏源明、高适、李白、郑虔、岑参这些朋友，并与他们一生牵绊。其中，子美与苏郑二位情感深厚默契，而与太白君的关系，则是子美的情谊特别深厚缠绵，单方面经年不忘。
大约在天宝三载（744），杜子美和李太白相逢于东都洛阳，他们第一次相携游历射猎痛饮狂歌，是和高适一起的三人行。后来，他二人又单独一起游梁（开封）宋（商丘），一起醉酒论诗，一起度过了一段快意时光。22年后，年过半百的子美流寓夔州时，对昔日与友人一起纵情山水的赏心乐事依然记忆犹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得我色敷腴”，意为李高二位见到我这个年轻的朋友，和颜悦色。“吹台”，相传为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新唐书·杜甫传》上说：“尝从白与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芒砀”，地名，唐时在宋州。“雁鹜空相呼”，则是用天上飞鸟空相呼无应答，来形容友人之间离散飘零失去联系的悲情。
第二年（745）的秋天，太白带子美上东蒙山访问道士和隐士，二人情谊加深，尤其在子美一方来说，情感的激荡如惊涛拍岸，久久不能平息，可见太白这人极具魅力。子美全集中保留了十几首专门怀念太白君的诗，从刚刚分别就开始回味他们“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兄弟情谊起，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想起他，特别是在生活艰难精神痛苦的时候，子美都会写诗怀念太白。他一直关注他，在后十多年的流浪辗转生涯中，还时时牵挂着多灾多难的太白的生死安危，这些无不表明，李太白在杜子美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虽然从时间上来看犹如一道彩虹划过天空，但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却是具有支撑意义的重要存在。可恨时光无情，没有给机会让子美对天马行空的太白多些了解多些理解，以至于让他对太白的感情与认识，永远停留在仰望彩虹无法触摸的忧伤状态。他无比想念太白，却无法用写《八哀诗》那样的对一个人全记录深理解式的笔触去表述感情，无法把太白放进深沉厚重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般的《八哀诗》里，只能用《遣怀》这样的零星碎片式的诗句，浅吟失爱之痛，聊以弥补历史给予自己一生的人生缺憾。应该说，子美是知道时间的悲剧的，“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哀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病益甚，独在天一隅。”国破害友朋离散，岁月催我们衰朽，这可恨的国破离乱与岁月流逝双双联手作恶，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带走了（太白卒于762年，高适卒于765年），我的哀痛还有谁可以相诉，我为我的活和他们的死，再一次痛哭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友情无法对称，后来几乎演变为子美的单相思，原因在于二人相遇的时机不太巧，二人别后再也没能重逢。
他们相会时，子美三十三四岁，纵有满腹经纶兼一副老成之相，终究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学子，同饱经沧桑的四十四五岁的太白君在思想见识上差距不小，这一点从子美早期写的几首短诗就足以看出来。大约在天宝九载（750），子美写《冬日有怀李白》，开头就说“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是不是有点儿青年人的单相思味道？过几个月，他又写《春日忆李白》，才思比前首稍好些。
全诗前四句，是三十多岁的子美所能想到的对李白最高赞美之词了。
当时的子美最景仰六朝时期的两位诗人。庾信，字子山，家学深厚，曾做梁朝昭明太子的文学侍从，早期作绮艳的宫体诗文，后来随着梁朝动荡灭亡，为西魏人收用器重，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子美喜欢他的后期作品，其风格悲壮苍凉，子美评价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鲍照，出身寒族，只做过王子的幕僚参军。子美喜欢他的乐府歌行，其乐府诗吸收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营养，运用长短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情辞慷慨，风格俊逸。以上二位对唐朝诗人的创作影响很大，因此，将他们跟太白君相提并论，在当时的子美看来已是够大胆豪气的文学评论级别了。他怎么能晓得后世读者不以为然，而且太白君也未必领情呢。
再说后四句，以天各一方（李太白又去了江南一带）、景色各异寓友人相互怀念之意，表达对重逢的期待心情，内容形式都相当单纯平淡，表明当时的子美对太白诗歌成就及内心思想的认识严重不足。除了酒与诗文，根本没有摸到太白大人的心灵脉动，没有触及他所思所想所痛所哀。子美当时见到的太白君是一个脸谱化的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向年轻的追随者透露，或者无从说起，或者不想影响年轻人的朝气和希望。
今天的读者都知道，子美那个时候遇到的太白君，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从如日中天到被抛下悬崖深渊的大事件的人。天宝元年（741），唐玄宗得知了太白大名，将他召进皇宫常侍左右，一时朝野轰动。然而这次君臣际会不过两年，太白君就看透了：唐玄宗生活荒淫腐朽，把自己也就当一个高级弄臣而已，自己的盖世才干以及正面能量无从施展，不如走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那厢皇上也厌倦了，太白太骄傲太野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不适合过宫廷生活，即“赐金放还”民间。
所以说，在这位“身经大变故，心藏大矛盾，情绪正处在大震荡之中的年长好友”（陈贻焮语）看来，子美的诗作以及文论政论未免稚气，因而对子美也就是待热心追随的后辈一般，相聚之时当然还是情投意合的，分离过后终难免相忘于江湖。
太白君还是为子美写过两首诗的，一首作于分别之时，意思是说酒友情分，另一首是分别不久写的《沙丘城下寄杜甫》：“我来意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太白对子美，情还是有的，只可惜这份情没有得到重逢时光的延续，最后如盐入水般湮灭于时光的里面了。
古今爱子美、太白者，无不为这段情缘过于倾斜且不圆满而叹息，仇兆鳌说：“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
早期的几首怀念太白君的诗，虽都不太精彩，却是子美也有好时光的见证，使我们了解子美的纸上欢乐是有人间情谊作底子的。应该说，子美先生对友人经久不忘痴心不改的性情，织就了他诗歌王国的鲜艳旗帜，也成就了人间情义的光辉典范。
然而，古代至今，总有子美的拥护者喜欢拉太白君出来为子美站台，他们这样介绍说：“李白的好朋友杜子美如何如何……”为什么那么不自信呢？而且这样也误传了二人之间友情的实际状况，在我看来完全多此一举。子美诗和太白诗并肩中国古典文学顶峰，完全不受二人友情短暂不那么圆满的影响。太白君的伟大多彩的个人魅力，也完全不受自己在波澜起伏的岁月中忘记了子美这个朋友的影响。
山转水转人也在转，有呼无应的不圆满的友情，不是更让人感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