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清俄罗斯著名学者，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杜科重点科研墓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本书作者之一。
2002年1月中旬，正值俄罗斯隆冬时节，我迎着漫天风雪，踩着"嘎吱"作响的雪地，走访了俄罗斯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通讯院士，并就中俄文化交流的主题与他进行了首次对话。此后，我在广泛接触俄罗斯学者和作家的同时，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李福清先生多次会面，并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期间，我们都先后几次离开莫斯科，远赴外地。因此，直到莫斯科由银装素裹转为满目春色时，我们的对话才告结束。我根据几次对话内容并与李福清先生商讨后整理成文。
--陈建华
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就中俄文化交流的话题进行对话。您是俄罗斯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不仅对中俄文化交往的历程有深入的了解，在您撰写的许多著作中还体现了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独到思考。
李：我也很高兴与您就这一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俄中学者之间进行这样的对话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您对俄中文化关系有专题的研究，在俄国也有这样的学者，譬如不久前在中国驻俄使馆举行的纪念唐代诗人李白诞辰1300周年暨赠书的活动上，您曾遇到过的一些俄国学者。
陈：您提到的那次活动，很有意思。参加那次活动的大多是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不少人年事已高，但他们都顶着隆冬季节夜晚的寒风，赶到了中国大使馆，情景很感人。这次活动的主办者除了中国驻俄使馆外，还有中俄21世纪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中国驻俄大使张德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季塔连科、科学院汉学家联合会主席米穆斯尼科夫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著名女演员郑达连科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李白的一些诗篇。那天晚上，在使馆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除了您以外，我还与索罗金、博克沙宁、谢曼诺夫、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和费奥克基斯托夫等教授和学者进行过愉快的交谈。与会的这些俄国学者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中俄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的传统，这种交往甚至在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就已经萌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史诗作者的东方想象，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史料进一步证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0世纪中后期，强大起来的基辅罗斯将其统治逐步向东部和南部推进，欧洲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032年至1193年，诺夫戈洛德王公曾六次派人越过乌拉尔山进入畏吾尔人地区。而在同一时期，由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在公元916年至1211年间建立的辽和西辽政权，疆域十分辽阔，其西北疆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而天山南路畏吾尔人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曾为西辽所控制。因此不排除在史诗创作和流传的时期，古罗斯人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接触的可能。
13世纪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南下西征，使中俄之间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此后，中俄两国更是相互关注。18世纪俄国在接纳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彼得大帝从德国引入汉语人才，并派科学家来华搜集艺术珍品；伊丽莎白女皇热衷于中国文化，使俄国的艺术学出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叶卡捷琳娜女皇则在夏宫中建造了不少中国式的建筑。从1714年起，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开始向中国派遣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传教士团。不过，它客观上也促进了两国文化交往的发展，俄国第一代汉学家就出自这些来华教士及其随员之中。
在长期的中俄文化交往中，俄国汉学家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您对于俄国汉学的传统和特点有专门的研究，很想听听您的有关见解。
李：俄国汉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俄国汉学家对俄中两国文化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俄国汉学的发展与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俄国领土的重要部分在欧洲，但最大的部分在亚洲，俄国的少数民族不是斯拉夫语系的。虽然俄国从18世纪初开始逐步西方化，但是它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他西方国家有区别。俄国重视东方，较早开始进行东方语言的教学。1618年，当时的西伯利亚首都托木斯克就开始教藏文和蒙文。后来俄国又有了汉语教学。
严格说来，俄国汉学发展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1741年3月23日，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从北京回来的啰唆欣开始在科学院教中文和满文，同时着手翻译中国的历史著作，俄国汉学就此发端。啰唆欣最重要的译著是与列昂季那夫合译的《八旗通志》，共16册，他去世后的1784年才出版。啰唆欣还翻译过《三字经》和《千字文》，可惜未能正式出版。
俄国汉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可以先看看早期的情况。您刚才提到了早期俄国汉学家与东正教教士团的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早期汉学家并非都是神职人员出身。有的是神父，如此；更多的则是教士团中的随员，如啰唆欣、列昂季那夫和瓦西里那夫。当时来华学习只能走这一条路，因此每届东正教教士团中总有五六名这样的随员，这些随员中主要是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人，如医生和画家等）。
早期的俄国汉学家往往也是满文学家。俄国汉学家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现象，陆续从中国带回了生活在北方的民族的不少文字材料。满文是早期俄国汉学家通向汉文的桥梁。满文取字母拼写方式，语法简单，对于当时的俄国汉学家来说，它远比复杂的方块汉字来得容易。俄国早期汉学家除了学习汉文外，往往都要学习满文、蒙文、藏文等文字。啰唆欣是先学会蒙文和满文，再学汉文；列昂季那夫精通汉文和满文；瓦西里那夫除汉文外，分别通蒙、藏、梵等文字。我刚才已经提到，俄国汉学家注意收集满文资料，现在俄国馆藏的满文资料不少已是孤本。就满文资料而言，目前俄国保存的数量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许多手抄本非常珍贵。
早期俄国汉学家比较注重编词典，比丘陵（H.RBHqPHH）在这方面成就最高。他编过多部字典、词典和语法书，最有特色的是《汉俄语音字典》。编词典本身就不容易，而比丘陵编的词典不是停留在汉俄文字的逐字逐词的对应翻译，而是在大量收集活生生的口语基础上编成的语音字典，这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方便，而且将19世纪中国北方方言保存了下来。
早期俄国汉学的特点还体现在它的地域性上。早期汉学家比较多的关注的是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俄中两国是毗郁而居的大国，很早就通过陆路交往，中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与俄国山水相连，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许多民族与俄国的历史文化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受到早期俄国汉学家的格外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从俄国汉学的研究阶段的莫基人比丘陵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到。比丘陵编译过《大清一统志》、《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等书稿，还写有《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中华帝国统计概要》和《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等著作和文章。比丘陵著述中的很多材料为后人所采用特别是那本《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
陈：早期俄国汉学家和作家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据我所知，作为中国纯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俄国的是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这是由著名剧作家苏玛罗科夫翻译的。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但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改名为《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1759年9月号上。译作用的是诗体，能感受到剧情的氛围，但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1781年，有人又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这种转译、改写和改编在俄国早期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是不是一种比较普遮的现象？
李：是一种比较普遮的现象。当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是从法文和英文等西方文字转译的，后来也从满文转译。我认为，借助中介语言的转译是不同国家的文学在相互交流的最初阶段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你们国家最初介绍俄罗斯文学时也是这样的，不少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
应该说，俄国相对完整地译介过来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在1763年。《学术情况通讯月刊》该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中篇小说》的俄文译本，从英文转译而来。这篇作品实际上是《今古奇观》中的话本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原作的基本情节保留了，但细节有出入，特别是结尾与原文明显不同。原文写田氏自杀后，庄子烧掉房子并安置妻子的尸体入棺，然后"遨游四方，终身不娶。或云遇老子于函谷关，相随而去，已得大道成仙矣"。而译文改写为主角与那个用扇子扇干丈夫坟墓的漂亮妇人成婚，妻子不忠不孝，丈夫也一样，这里没有了道教思想，却有些西方的幽默。俄文本依据的是做了改动的英文本。
1785年圣彼得堡出版过的一本书里再次收入了这篇小说，但是从法文翻译的，与原作比较接近。这本书取名为《庄子与田（氏），或明显的不忠实》，里面共收入四篇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位无名的编者将中国话本小说与西方的中篇小说合为一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创举。因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两回事，中国文学同中国的风俗习惯一样，是奇异古怪的东西。
有些中国古代小说的俄文译本是从汉文译成满文的材料中再转译的，如汉学家弗拉德金（1761-1811）从满文翻译了章回小说《金云翘传》（当时未出版），这部小说的满文抄本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未见收藏，估计已是孤本，目前手稿藏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内，这是最早译成俄文的中国章回小说，很珍贵。
19世纪，俄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还是转译，但也开始有人直接从中文翻译。18犯年，普希金为纪念亡友而出版的文集《北方花朵》中刊出《好迷传》第12回。译文前短序称赞小说："非常有趣，内容很新奇。"这是一位尚待考证的汉学家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他译出了全文，可惜只刊出了片段。译者依据的是何种版本也不清楚，因为它与其他版本有出入。译本总体不错，但原文中的对白常常被简略，动作描写的连贯性有时也被破坏。
1835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名为《旅行家》的书，注明是"中国的中篇小说"，译者是列昂基那夫斯基（1799-1874）。这一译本是欧洲最早的，法译本要比它晚将近半个世纪。此书出版后颇受好评，《读者丛刊》刊文称赞此书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这部小说独具一格，使我们倾倒仰慕……巧妙构思令人兴味盘然"。文章提出："能不能给我们多提供一点中国的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呢？它们确实要比法国的小说更好。"我读了这部作品的俄文译文后，发现它是被改编成小说的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列昂基那夫斯基是依据中国已有的改编本，还是他自己将剧本编译成了小说，现在不清楚。列昂基那夫斯基的译本与原作在体裁、人物和情节上均有出入。如剧本从普救寺开场，小说一开始则是关于父亲丧事的描写，而这段描写更像俄国文学中的有关场景。此外，张生对法聪和尚所作的大段关于自己感情的对话，不能排除出于译者之笔。
当时的译者随意改动原作的现象并不罕见，作家和东方学家显科夫斯基的译作甚至被当时的评论界称为"伪中国文学作品"。他在1839年发表的元杂剧《樊素，或善骗的使女》（即郑光祖的《邹梅香翰林风月》）的译作与原作颇有距离，不仅添加了人物，还改动了情节。显科夫斯基的夫人曾在回忆录中称："他做的远比翻译为多，他是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种改编不局限于个别词句，而在整个的情节线索上。如他的译本中有这样的情节：米拉顺（写书人，原作中没有）与白敏章同上京城，希望在那里遇见仇人蒲拉林（印书匠，原作中没有）。三人在韩夫人处相遇，蒲氏将米氏的作品献给夫人，反诬米氏为疯子。夫人答应蒲氏向其女求婚，但条件是京试得中。结果，白氏中状元，姿夫人之女；樊素嫁给了米氏；蒲氏则被相爷打在蹶子上处死（这是欧洲古刑，完全不是中国式的）。这是显科夫斯基对中国古代戏曲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上也是成功的改编。显科夫斯基还有过类似的创造性改编，如以《好述传》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女人佼--中国逸事》。这种改编或者是"伪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两国文学交流中很有意思的现象。
陈：您刚才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介绍了俄国早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存在的转译、误译、改写，乃至"伪中国文学作品"的现象，在中国早期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在这种转译、误译和改写中往往蕴含着很丰富的和很有价值的文化现象。我在这里不妨也举中国在早期译介中的几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