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报刊上出现的涉及高尔基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加起来还不足十篇，却似乎构成一幅令人发笑的漫画。拥有话语霸权的少数人物先是以"倒过来看"之说把高尔基的偶像给彻底颠覆了，后来则利用高尔基评论为某种政治阴谋服务。自1974年起陆续刊出的为数不多的几篇评论文章，有的强调《海燕之歌》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热情歌颂了海燕那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而这种精神正可以激励人们"勇敢地迎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有的告诫人们要吸取高尔基由于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而犯错误的教训，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为"新生事物的萌芽"大唱赞歌。还有的文章在评（我的大学》时生拉硬扯，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教育革命，"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们的大学重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甚至恢复成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所描写的喀山大学、神学院那样的旧面貌"，把学生"培养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在全部高尔基研究史、评论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独特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革前半个多世纪在我国出版印行的高尔基作品的各种译本，却在民间特别是在广大知青读者群中秘密流传。在那书荒严重的年代，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浪游散记》（今译《罗斯记游》）、自传体三部曲等作品，以鲜明而真实的艺术画面，像清凉的雨露一样滋润着那无数被迫辍学的青少年们几近干涸的心田，引起了几乎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一代人极为强烈的共鸣。如作家乔良后来曾忆起自己在文革中偷读高尔基的情景："最早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以致至今仍然无法淡忘的，恰恰是高尔基的两个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和《伊则吉尔老婆子》。"他说自己"至今都对高尔基怀着敬意，并且至今都以的岁的天真认为，没什么人写的短篇能比这两篇更为出色。"
不知是因为历史在重复，还是由于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存在，那些当年曾有力地撼动过巴金、路翎、艾芜、张天翼等一代作家的高尔基作品，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又同样有力地震撼着乔良和他的同时代人。当这一代青年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得不行走在一条充满泥泞、灾难和屈辱的人生之路上时，是高尔基给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文学的滋养。诚如诗人舒婷所说："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她发誓要写一部艾芜受益于高尔基所写的《南行记》那样的作品，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不仅舒婷、乔良，还有梁晓声、叶辛、郑义……整整一代知青作家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伟大作家的人格对人的心灵的影响。高尔基的创作遗产，和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保持着恒久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起，在1966～1976年中国的特殊文化语境中，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当代文坛的新一代知识者，为他们在历史新时期的崛起，作了思想上和美学上的准备。
进人历史新时期，在我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氛围中，外国文学领域也呈现出崭新的局面。高尔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开始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20卷《高尔基文集》（1981～1985）的问世，标志着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前后，《高尔基论文学》（两卷）、《高尔基政论杂文集》等各类新编专集也陆续出版。这一切，都有助于我国读者从更完全的意义上了解高尔基。
自1977年起到80年代末，匆匆十几度春秋，我国报刊已发表高尔基研究论文300余篇。国内研究者撰写的研究著作纷纷出现。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研究者撰写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来。一些研究者注意介绍国外研究高尔基的动态，如谭得伶的《高尔基学简论》一文，较系统地描述了苏联高尔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薛君智的《英美苏联文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学者（含外籍俄人）对高尔基的评价。这些成果，对于我国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无疑有着启发和参照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氛围的变化，一系列过去被封存的有关高尔基的文学史资料和文学档案陆续公开发表出来，众多的苏联研究者推出了对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进行重新考察和审视的论文和专著。我国报刊对以上新资料中的一部分作了较及时的简介，为停滞已久、刚刚复苏的高尔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但是，这些新信息还难以在我国的高尔基研究工作中迅速引起反馈。
1981年6月在大连召开的高尔基学术讨论会，是建国以来我国高尔基研究中第一次专门性的大型学术会议。会议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思想）、高尔基关于创作方法的见解列为中心议题。这两个问题引起会议的重视，自有其必然性。它们既是深入研究高尔基所不可绕开的课题，也是这一研究摆脱极左思潮影响所必须解开的纽结。会议虽未能对这些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即给人们以启示。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尔基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是不少的。"这应该说是一种清醒的、实事求是的估计。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一个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1977～1989年在我国报刊上出现的高尔基研究论文，有一些是颇有价值的。如由刘保端发起、李辉凡和吴元迈参与的关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思想的讨论，张羽对高尔基"造神论"观点的研究，李树森对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探讨，陆人豪对高尔基批判小市民习气的关注，章海陵对高尔基晚期短篇小说的重视，以及《论高尔基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特色》（1986），《高尔基创作中审美取向的历史进程）（1988）等论文，均涉及我国过去的高尔基研究所未能注意或深究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高尔基的创作实绩和某些传统结论之间的误差，呼吁人们重新认识高尔基。
然而这类论文在这一时期的全部高尔基研究成果中，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余大量文章所评论的，依然是《母亲》、《海燕之歌》和剧本《底层》等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作品。这些文章虽然有的注意了高尔基作品的艺术特色，有的强调了作品的人性美，有的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但由于选题老化，不能拓宽更新我国读者对高尔基的认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某些研究著作上。如有的著作只是对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研究者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了归纳整理；有的论者在考察高尔基的美学思想时，回避了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问题。有的著作几乎完全忽视了高尔基在俄国两次革命之间的巨大创作成就，错误地断言作家这时期的创作"出现停顿"。这些现象表明，在当时我国不少研究者那里，对高尔基的认识只是顺着原有的思路"深化"。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坛，正经历着"五四"以后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和文学的碰撞。这其实是我们接受外国文学的又一绝好时机，但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并未变得更好一些。例如，有些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不愿讲高尔基，有的评论者在谈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特意避开了高尔基，似乎怕沾染了某种不光彩。有位红极一时的文学评论家曾大讲"文学是人学"，把这一命题当作文学"返回到自身"的口号与旗帜，却偏偏避而不谈正是高尔基提出这一命题的；另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北京的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位著名美学家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不顾常识和史实，说什么"拉普"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
这当中既有误解，也有武断和轻率，而其原因则是复杂的。在这一时期，对极左政治的激烈否定情绪，投射到文学上来，就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大力反拨。开始是对"阴谋文艺"的批判，对所谓"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形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决，进而则逐渐涉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家是否都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和要求去创作？题材是否都必须是"重大题材"？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否一定要是正面英雄典型？作品的价值是否就取决于其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紧密程度和实际效应？等等。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以往一些陈规的怀疑与反感。而过去的庸俗社会学评论，恰恰把高尔基描画成了一个最符合极左文艺路线要求的典范。那个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给中国读者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于是，一些人对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厌弃，就转移到高尔基身上来了。殊不知，高尔基本人就是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最大受害者。由于我们的评论界未能引导读者把被片面化、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同作家的完整、真实的本来面貌区别开来，甚至还在做着"深化性重复"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强化人们对于高尔基的片面认识，加大人们全面了解高尔基的心理障碍。
不过，活跃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几代中国作家，有许多人还是常常真诚地谈到自己怎样受惠于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1982年，巴金老人又一次说，他一生都在思索文学的作用和目的问题，漫长的创作生涯使他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女作家丁玲也将高尔基列为"真正使我受到影响的"作家之一。路翎则确认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现实主义的热情"和"现实主义的冷静"对自己的有力感染。张贤亮、鲍昌、高行健、高晓声等一代作家，在复苏的80年代，也都谈及高尔基的作品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张贤亮注意到，高尔基的痛苦经历，使这位俄罗斯作家认识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更深刻地体验了人生；他本人的苦难历程及其间的种种情绪体验，也决定了他创作的选材、主旨和基调。鲍昌说，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和《蔚蓝的生活》等作品，曾使他"产生了非常亲切的心情"，"觉得是吸进了新鲜空气"；他还写道："高尔基的小说不是一般地使我佩服，而是引导我去思索小说以外的很多东西。"知青一代作家在十年内乱中，就受到高尔基作品的滋养。他们崛起于文坛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感受，如上文已提及的舒婷、乔良等人。他们的同时代人梁晓声也曾写道："我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敬意。一大批俄国诗人和小说家使我崇拜"。他在列举了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等一大批作家的名字之后说："我认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两位现实主义之父，尽管他们也写过非现实主义的优秀的名篇。"读者从《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中，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罗斯作家对梁晓声的影响。
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高尔基的影响同样存在。例如，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对"人"的重新发现。当代中国作家把"人"重新带进了文学领域。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是对1957年钱谷融文章的一种悠远的呼应，而且是确认了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尽管某些研究者有意回避了高尔基的名字，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价值却无法否认。又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赵园发现，高尔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是"以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文学史的主线"，她由此而获得启示，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知识者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把握文学的发展进程，推出了《艰难的选择》等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呈露出它的一个特殊的侧面。这一事实说明，在似乎"早已过时了"的高尔基那里，还有许多没有发掘出来的有价值的遗产，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
20世纪最后10年中，中国人看待一切文化和文学现象似乎都冷静得多了，这也许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动之后所特有的情况。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引人，国内文学创作领域的某种繁荣，审美价值取向多元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得这一时期任何一位中外作家都不可能赢得广大读者的一致关注，高尔基当然也不例外。1990～2000年间，在我国数量惊人的各种报刊上出现的有关高尔基的评论文章，总计不过50篇。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见了，论文的质量却明显提高。可以说，这个时期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论文，大都是脚踏实地进行研究的成果。因为此时，任何空泛的议论或重复早已有之的套话，都已使人们厌烦；而试图通过撰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而谋求学术之外的东西，也已成为不可能。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高尔基的认识得到了明显的深化。
199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高尔基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在苏联解体、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得以公开发表、俄罗斯国内对高尔基的评价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举行的。如果说巧年前的大连会议，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为推动几乎停滞的高尔基研究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研究而召开的，那么，这次北大会议则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高尔基研究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公正地评价高尔基的路径的一次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在梳理国外近十年来新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围绕重新认识高尔基、作家的思想发展和艺术贡献、《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内容和价值、高尔基与同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交流。会上宣读的主要论文，随即由《俄罗斯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或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