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的"流动演出剧"《20世纪的历史》（1986），是布罗茨基精心构思的一部长诗。诗人设想以歌颂、白描、夸张、揶揄、戏拟、反讽等交替使用的多种手法，对20世纪人类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艺术和文化各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现象，逐年地加以总结性"展示"；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一一予以评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诗未能全部完成。已完成的部分（从1900年到1914年），约有1，000行。在这部未完成的20世纪的新型史诗中，布罗茨基多次写到中国。如诗人在1900年、1901年的两章中，都写到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的反帝性质和锐利锋芒，它不久就被清朝统治者当做"拳匪"加以申斥的历史事实，都在布罗茨基笔下得到了表现。在1911年的一章中，诗人写到辛亥革命：
中国人剪去长辫，兴致勃勃，
孙逸仙博士出任首届总统，
领导共和。三亿二千五百万，
这么多人的事务由一个议院管理，
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难办。
问题就是，中国式的宫殿里
到底能排进几多议席？
即使每百万只选一位参议，
无须半数，比如说，十分之一，
竟有几何？这无异于细数沙拉！
因为这个民主制没有字典！
在这里，布罗茨基以诗的形式论及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论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诗人既非凭空而论，也不是随意闲谈。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世纪初中国历史所做的诗的回望，显示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洞察，或许仍可以给已进人21世纪的中国人以某些启迪。
3.面对神奇：巴赫金对中国文化的描述
米·米·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俄罗斯的一位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掌握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等多种外语，在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历史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研究成果已经并将继续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无疑，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思想文化传统，是巴赫金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孕育、生成和发展的主要资源。在他的大量著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欧洲文化和文学的熟知，也可以发现他曾反复强调透彻了解别国文化和文学对于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对与中国文化和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还曾呼吁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对于俄罗斯一苏联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巴赫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集中显示于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拟的一份题为《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的提纲中。当时巴赫金在苏联的摩尔多瓦国立师范学院（位于萨兰斯克市）任教，担任该校语文系的"总体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讲文艺学、俄罗斯文学史、西方文学史等课程。据当时这个教研室的青年教师B.B.叶斯季菲耶娃后来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是苏联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增的时期，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决定由她来组织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小组。叶斯季菲耶娃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学，不知从何人手，于是就向巴赫金请教。巴赫金建议这个小组先研究鲁迅的创作，同时指出有可能把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巴赫金还答应写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提纲，以便让叶斯季菲耶娃在第一次小组活动时可以根据这份提纲讲一个"引论"。这样，出自巴赫金笔下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这份有意义的提纲就诞生了。
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份提纲的意义已不在于它是一份可据以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特征的资料，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走进"巴赫金的世界"的又一条独特的路径。经由这份提纲，人们可以发现巴赫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他对于这一文化与文学的把握方式，他的关注侧重，还可以体悟到俄罗斯作家和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种特殊亲近感。
巴赫金亲自撰写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二三两个部分显然是巴赫金在准备起草这份提纲之前阅读大量文献时所留下的札记，它们是提纲得以形成的材料基础；第一部分是根据这些札记而拟定的大纲正文，它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显示出作者清晰的思路，并表明在他看来，对于一个不具备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外国人而言，学习这一文化和文学应当从哪里开始。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两大部分，分别被冠以"中国文学"和"汉语"的标题。在"中国文学"这一部分（即全文的第二部分）中，可以看出作者为着认识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阅读了一系列有关文献。巴赫金对自己的阅读印象与收获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大致按照历史的顺序记录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主要阶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注意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甲骨文）、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的出现，从先秦到晚清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的演变轨迹，而对于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化更给以特别的关注。这一记录与勾画止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记下了俄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的三部著作，即：戈卢别著《中国的精神文化）（1912），B.A.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简史》（1880）和ю.舒茨基的《中国抒情诗选》（1923）。出版于不同年代的俄国汉学家的这三本著作，可能是当时巴赫金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要参考资料。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第二部分题为"汉语"（也即全文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末尾处仅列出了一部参考书，即因诺肯季编的《全编华俄字典》（1909年，北京版）。但是，看来此书并非巴赫金据以了解汉语的唯一资料来源，因为字典一般不具备使读者初识某种外语的功能。从巴赫金的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已经有了一些初步了解。他根据这一了解指出：汉语口语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一种是所谓"民间俗语"，也即各地区的方言；汉语书面语也分为两种，即"古典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巴赫金还知道，汉语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单音词，大部分词是由单音字组合而构成的；虚词是汉语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关于汉语的文字，他认为其基础是"几乎通用于整个远东的象形字"，它的特点是表意性、诉诸视觉和表现概念。巴赫金还提及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注意到汉字改革的趋势。
《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大纲的正文（即全文的第一部分），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线索进行梳理的结果，也是他本人有意于把握这一漫长历史行程的一种尝试。大纲共巧节，除第1节谈"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第2节总结"沙皇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之外，其余各节基本上是循着历史的纵向线索描述中国文学从先秦典籍到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其中，第3至11节勾画出自"最古的时期"--"前封建时代文学"至清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充分注意诗、词、散文、小说、戏剧、故事等各类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地位，兼顾各个不同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作用；第12至15节则是对进人20世纪后中国文学的演进发展和基本特点的概述，提及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件、文学思潮与流派、重要的作家作品。这后4节的篇幅和前9节（3～11节）的篇幅大致相等，表明巴赫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度重视。
从《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大纲正文以及作者为着起草这份大纲所记下的文献阅读札记中，可以看出巴赫金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考察、了解和试图把握中国文化与文学时的独特视野、思维方法及关注侧重。例如，巴赫金首先强调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指出某些人"想贬低中国人"的事实，看起来似乎与了解中国文学关系不大，其实恰恰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了认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巴赫金对某些人总是企图证明中国人"无可救药，必须"欧化"，的引述中，不难发现他肯定的正是中国人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意义，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信心。
但是，在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却远不是从"同中国永远友好"的角度出发的。巴赫金准确无误地看到了那时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扩张主义"目的。在沙皇政府控制下的官方"研究者"眼中，中国人只不过是"剥削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独特文化的载体"。沙皇时代也出现过一些汉学研究著作（如上文所提到的巴赫金使用的几部主要的参考书），但这些著作还远远谈不上对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系统研究，文学史似乎仅仅被看成"宗教与哲学体系的历史"，而"狭义的语文学分析"则替代了对于大量优秀作品的深刻内涵和美学特色的透彻把握。正因为如此，巴赫金才认为全面认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成就，是摆在他所属的那一代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考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宽阔的文化视野，这既是他本人的治学特点使然，也取决于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化自身的血肉联系。巴赫金注意到，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如《诗经》、《书经》、《春秋》、《论语》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著作，而是一些文化典籍。这一事实制约了以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人对"文学"这一概念的宽泛理解：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中，"基本的形式是诗歌"，但是"归人文学的，还有以无韵诗体写成的关于历史、考古、哲学、艺术等的文章"，所有这些出自"辞章家"之手的文章，都被收入"文选"之中。先秦文学经典就集中反映了儒学思想。儒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塑造理想的人格，包括理想的封建统治者，这种理想人格是通过所谓"功"、"善"、"荣"而表现出来的。如果说，"信"与"实"是理想人格所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那么，"学而优则仕"则指明了造就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巴赫金还依据自己的理解概括了儒家典籍的形式特点，这就是往往采用对话或自白的形式，通过格言式的议论和情感的直接抒发来表达某种见解与主张，或以寓言般的短小情节凸现出理想的人格形象。巴赫金认为，正如儒学思想决定了漫长时期内中国文学的"性质"那样，儒家经典也决定了其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态和风格"。应当说，巴赫金在这里显示出他的目光的敏锐。
将特定时代文化的总体繁荣视为文学繁荣的外在条件，把文学的繁荣看成文化繁荣的表征之一，也是巴赫金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文学的体现。例如，巴赫金注意到中国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极大繁荣，既有着"中国封建制的繁荣"这一社会政治背景，更依赖于同时代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他称之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繁荣"。同样，文学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动也是和文化的转型紧密联系的，这特别表现在中国新文学诞生之际。巴赫金在提及五四"文学革命"时，简要地描画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图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用，"凡尔赛会议引起的民族精神的高涨"，白话文的推行，新语言在学校的首先使用，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新的印书规范的执行，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涌入，大批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出现，等等，这就既扼要地说明了新文学出现的文化背景，又强调了文学的转换始终是文化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地体现在教育对文学的作用上。巴赫金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时，注意到"教育的性质"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从隋朝起就建立了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至明清两朝更规定作文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用"八股文"的格式，以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为依据进行解释，展开论说。这一"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时才得以废除。巴赫金指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统治者是"按阶级选人"，在文人举子是"考取官职"，为此而施行的教育要求"能背诵文章和写诗"。这种做法，不仅是把文学、教育和进人官场直接联系起来，造成了文学和教育两方面的功利主义，而且也给文学本身带来了不良后果，即如巴赫金所说的，导致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因袭前人"，"模仿古人，而不知创新"。巴赫金在两次提及中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后的衰落时，均特别谈到"教育"问题，恐非偶然，想必是发现了后者对前者的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