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对果戈理的热情看来有所减退。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年均数不及前一阶段的一半，而且还有递减的趋势。与中国文坛研究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经典作家成果迭出的状况相比，果戈理似乎正在淡出当代中国批评界的视野。这种状况与果戈理当年的巨大影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与人们多年来对果戈理形成的心理定势（它被某些意象和定位强化）导致的逆反心理有关，作为"封建制度掘墓人"的社会批判家，果戈理拉开了与当代人的心理距离。而"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似乎又少了些在其他经典作家中常见的、仍能引起新一代兴趣的浪漫情爱、优美女性、曲折情节，或深邃的哲理思考和病态心理的剖析。
不过，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数字更不能衡量一切。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近十多年正是中国的果戈理研究最有成绩的时期。虽然这一阶段仍有不少缺乏新意的研究文章，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创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果戈理与宗教关系。这是以往许多研究者不愿或不敢涉足的领域。因此，任光宣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他在《果戈理现象》一文中指出，果戈理将诗看做是通向基督教的阶梯，基督精神是他的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宗教道德观的重要内容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善恶观。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死魂灵》的结构框架和人物处理就与他的宗教观有关。在作者的构思中，小说分三部，分别体现俄国的地狱、炼狱和天堂，展现的是芸芸众生从恶走向善，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如乞乞可夫，按照果戈理的构思，这个人物将经过"炼狱"中的道德完善和复活，从庸俗和卑劣的"地狱"升人理想的"天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报应惩罚观都在其中得到反映。这部作品是"作家宗教意识的艺术演绎"。但是，果戈理并不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他信奉基督但却不逃避现实世界，他通过对现实的认识和分析去寻找与探索通往基督之路。""他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再现出一个完整的宗教道德世界观体系，并以此去回答复杂多变的俄国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对果戈理宗教思想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这位作家及其创作的认识。
关于《与友人书简选》。这是果戈理晚年的一部曾经受到广泛批评的著作。这样的文字我们是不陌生的："作者公开为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辩护。这本书获得了反动文人的大声喝彩而进步人士却一致反对。"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果戈理，深刻地批判了他的反动观点"。但是我们对这部重要著作究竟了解了多少呢？当年发表的只是经当局和检察机关软化处理和大肆删改后的著作（完整的出版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别林斯基在写了那封情绪激动的信以后又有过不少关于果戈理的更为客观的言论。果戈理写作此书的"匡正时弊，疗救人心"的宗旨，《与友人书简选》内在矛盾和他晚年宗教思想的联系，这部著作对俄罗斯思想界文化产生过的持久而又深刻的影响等等，我们终于在这一时期看到了关于这一切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文字。
关于果戈理的创作心理。以往研究者确实不大注意或者至少很少去深究这样一些问题：个性忧郁的果戈理为什么能写出欢乐浪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令人捧腹的《钦差大臣》？在创作《死魂灵》第一部时疾病缠身的果戈理为什么会出现创作高潮？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涉及的是作家气质与作品题材的关系，作家生命力、精神力量和创作激情的关系等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用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解读。程正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此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别开生面。如他在谈到作家气质与作品的关系时，引用了作家本人的有关表述："为了使自己快乐"，"病态和忧郁的心情却成了我早期作品中表现快乐情绪的原因"；引用了同时代人的有关评价，如普希金称其为"愉快的忧郁者"，别林斯基将其的创作特色定位为"被深刻的悲哀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又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如《旧式地主》中读者出自好心的愉快的笑如何化为令人心碎的忧郁之感，《钦差大臣》中作家内心的苦闷和忧郁如何同戏剧形式奇妙结合。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果戈理忧郁的气质对他一生的创作都有影响"，不过早期"主要是通过欢快抒情的作品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后期"他的苦闷和忧郁已升华为全民的苦闷和忧郁"。在这个角度来反观果戈理的"含泪的笑"，也许可以对这一美学风格有更多一层的了解。
关于果戈理作品的艺术形式。在过去对果戈理的定位中，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派作家，因此缺乏对其作品中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的研究。如今"重读果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扬果戈理艺术的历史哲学品味，强调果戈理诗学中的怪诞、夸张、魔幻、象征品质"。近年来，钱中文等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或对果戈理"怪诞现实主义"的特色在作品中的表现作深入的分析，或着重考察果戈理作品中的"象征"，或从修辞学的角度解读果戈理的作品，或则推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果戈理的认识。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果戈理早已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果戈理不会真正淡出当代中国批评界的视野，最近笔者的案头上高高揉起的那套装帧精美的书籍--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九卷本的《果戈理全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国内至今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果戈理的作品集，包括了果戈理的小说、戏剧、文论和书信，并吸取了近年来果戈理遗产中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厚重的文化品位。在果戈理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小说和戏剧中，有真实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有怪诞的形态和象征的意蕴，也有热烈的抒情和哲理的思考，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他的文论和书信也极具价值。从这些文字中可以见到作家独到的思考，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了解他的政治观、宗教观和文艺观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家的痛苦、矛盾和追求。借助这部独特的心灵史，我们能走近真实的果戈理，走近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俄罗斯。
3.悠长的牧笛：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屠格涅夫
如果说普希金开辟了俄国文学新纪元的话，那么屠格涅夫则使俄国文学走向了世界。他长期旅居西欧，热心推介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使俄国文学很快风靡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作为卓越的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特别善于"用敏锐的眼睛注视萌芽中的新典型"（卢那察尔斯基语），作品中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他是爱情、女性和大自然的歌手，柔和、抒情，却又动人心魄；他的小说结构紧凑简洁，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语言纯净优美、清丽脱俗，有一种诗意的美。他的作品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读者的视线，于是也就有了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知之者少"到"被译得最多"
屠格涅夫的名字和作品在中国的出现晚于克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俄国作家。1903年，中国读者首先在中译的日文著作《俄罗斯史》和梁启超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见到了实指屠格涅夫的"的伽涅辅"和"细格尼弗"的字样，后者还称其小说"《猎人笔记》写中央俄罗斯农民之境遇"。1904年，金一在《赫辰传》中再次提到"郅尔克纳夫"和《猎人笔记》。1907年，周作人节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一篇文章，译文对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的虚无主义思想有所评述。
但是，直到1915年夏天，屠格涅夫的作品才首次有了中译。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上用文言译出屠格涅夫的《乞食之兄》《即《乞丐》）等四首散文诗，并在前言中对作者作了简要介绍。文中称杜瑾纳夫（即屠格涅夫）"诗文小说并见"，"文以古健胜"，"与托尔斯泰齐名"，因"立言不如托氏显，故知之者少"，但二氏成就"实不能判伯仲"。1915年9月至1916年10月，《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和《初恋》，译者均为陈报。译者在介绍屠格涅夫时称其为"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欧洲近代思想与文学者，无不及屠尔格涅夫之名"作品"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赅，两臻其极"。陈独秀也撰文称屠格涅夫是"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这些评价固然不乏溢美之词，但屠格涅夫的文学地位被凸现了出来，引起了读者普遍关注。
1917年3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下卷"俄罗斯之部中刊出周瘦鹃用文言译出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死》，周瘦鹃写的作者小传中首次提到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猎人笔记》、《露亭》（即《罗亭》）、《贵人一案》（即《贵族之家》）、《海伦娜》（即《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之士》（即《处女地》）。虽然不甚准确，但说明文坛对屠格涅夫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后，一些书刊中继续刊出屠格涅夫的作品，译文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刘半农前后两次翻译的屠氏散文诗作即可看出。1918年《新青年》五卷三期刊出的屠氏散文诗《狗》和《访员》（即《记者》）与译者三年前的译作《乞食之兄》等相比已有明显的变化。前译文虽说文字老到，但用的是文言，且属意译之列，作者译名和译作文体均不确，误将散文诗认作小说，作者名据英文译成杜瑾呐夫；而后译文已用白话直译，文字顺畅准确，风格与原作接近，作者名已通译成屠格涅夫，文体也明确为散文诗。
在"五四"高潮来到之前，田汉在长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中对屠氏的生平、作品特色，及文学影响给予了多侧面的介绍。文中这样谈及罗亭与巴扎洛夫：《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沙皇政府"暴压出之畸形儿"，他"大言壮语滔滔若悬河"，可惜为"清谈之人，而非实行之人也"；《父与子》"则与近代思想意义最深，描写六十年代之虚无主义（Nihilism）者也"，主人公巴扎洛夫"代表新思想即否认旧有文明之虚无主义者"。"屠氏以四十年代理想主义之人比父，以六十年代虚无主义之人比子，则此期之争斗，要即父与子之争斗也。大改革之初期，具体的父与子之争斗即成一种社会现象"。文中这样谈到屠格涅夫小说的特色，即"对于社会大气之动摇一种敏锐之感觉，其作物对于时代精神，如镜之映物"。作者对屠氏及其作品的把握已基本到位。
随着俄国文学热的出现，屠格涅夫作品的译介呈现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屠格涅夫在中国"知之者少"的局面很快改观。进人20世纪20年代，他后来居上，很快成为"被译得最多"（鲁迅语）和广受欢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猎人笔记》、剧本《村中之月》（即《村居一月》）和《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散文诗、论文《Hamlet和DonQuichotte》（即《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以及中短篇小说《唔唔》（即《木木》）、《九封书》（即《浮士德》）、《约阔派生克》（即《雅科夫·巴生科夫》）、《尺素书》（即《书简》）、《战士》（即《爱决斗的人》）、《野店记》（即《客栈》）、《畸零人日记》（即《多余人日记》）、《薄命女》（即《不幸的姑娘》）、《爱西亚》（即《阿霞》）和《安得列依克洛索夫》（即《安德烈·科洛索夫》）等主要作品，在短短十年里均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了多种译本，这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许与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具有"为人生"的特点，而且在思想倾向、叙事情调和艺术品位等方面的多向度，能为不同的读者群所接受有关。同时，出色的译者队伍（其中有耿济之、郭沫若、郁达夫、赵景深、沈颖、曹靖华和黄药眠等）保证了译作的质量，这应该也是屠格涅夫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当然，关心屠格涅夫的远不止上述译者，鲁迅、茅盾、郑振铎、瞿秋白、成仿吾、钱杏郁和胡愈之等人也是屠格涅夫的热心推介者，并都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发表过各自的见解，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对屠格涅夫研究的深化。鲁迅接触屠格涅夫的作品当在1907年之前，日译本是主要渠道。他一再谈到屠格涅夫，包括两人在作品之间的联系（如《药》与屠格涅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茅盾高度评价屠格涅夫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过人的才华、"平民的呼吁和人道主义的鼓吹"。郑振铎认为：《父与子》以其"思想之明了，艺术之宏伟，情节之简明，全部小说之平稳而贯串，戏剧力之丰腆，随处给屠格涅夫以更高的艺术的威权"。郭沫若在《＜新时代＞序》（1924）中，一方面认为《处女地》"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一方面又从作品的真实描绘生发开去，引出了这样的见解："我们假如把这书里面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国的，把雪茄改成鸦片，把弗加酒改成花雕，把扑克牌改成马将（其实这一项不改也不要紧），你看那俄国的官僚不就像我们中国的官僚，俄国的百姓不就像我们中国的百姓吗？"由屠格涅夫的作品谈到中国的现实，优国优民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期，胡愈之的文章和瞿秋白关于屠氏形象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中国第一篇专门评价屠格涅夫的文章是胡愈之的论文《都介涅夫》（1920）。此文长五千余字，对屠格涅夫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作了多侧面的观照。文章认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近一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中最为重要，因为"有了他们两人以后，俄国文学才真的变成世界文学了"。不过，如果从艺术的角度看，屠格涅夫则更应该受到中国文坛的重视，"托尔斯泰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者；都介涅夫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最大的艺术天才。……我想文学到底是一种艺术，思想不过是文学上所应必需的一种东西。要想吸收西洋的近代文学，确立我国的国民文学，艺术方面实在比思想方面，更应该研究。"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坛上倒也不失为一种不随波逐流的见解。文章着重谈了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如称屠格涅夫是一个"热情的天才，多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主观情绪是很丰富的"，但这种主观"绝不是理想的空洞"；"具有真诗人的能力"，"能活画实生活"；"是写实主义的浪漫派"，又是"浪漫主义的写实派"；"诗的天才的丰富，结构印象的美丽，在俄国作家中，谁也及不上来的"；"能用哲学的眼光，艺术的手段，把同时代思潮变化的痕迹，社会演进的历程，活泼泼的写出来，而且是富于暗示和预言性的"等。这些评价是和对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尽管是一家之见，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