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对儒道墨学说的兴趣始于1877年，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一直乐此不疲，其中用力最多的时期主要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20世纪初期。这期间，他留下的有关文字比较集中。如1884年初至早春，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1月，译述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并作评价。2月，"已经第二天在读孔子。很难想像，这是多么非凡的精神境界。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我在翻译老子。""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读老子。""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已经使我受益匪浅。""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当为自己编排一个阅读范围。""孔子是对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力量。""读莱格译的孔子的英文本到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重要而且深刻。""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读孔子，睡下很晚。""我汲取了很多对我来说十分有益而令人快乐的好东西。我真想和别人谈谈。""我正在研读中国人的极高妙的智慧思想，我非常想把这些书使我精神上的受益告诉您和所有人。"月，"我开始阅读孟子的书。非常重要，非常好。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去的心。妙极了。"
1893年秋冬，托尔斯泰曾和波波夫一起根据法译本和德译本转译《老子》。他对这些译本作过精心的辨析，并与彼得堡著名的文艺学家斯塔索夫等有关专家认真探讨过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在当时的书信和日记中写道："我和他（指波波夫）反复阅读和校正最深刻的思想家老子的译文。""每一次我在根据法译本和很好的德译本思考想像，努力推究和转达之时，都感到一种紧张而愉悦的心情。更不必说那些最为抽象而绝妙之处了。""波波夫在这儿。我们一起从施特劳斯的德文译本翻译老子。多么好啊！应该根据他编一本书。"同年，还写了《无为》一文阐述老子的思想。这一年的11月，他在致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表示，他"很想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J·勒格的两本书：孔子、孟子，和他对他们及其同时代的、周围的哲人智者的所有研究论述"。他写道："在关于孟子的书中，谈到了这些哲学家，其中包括墨子，他不仅极其令人感兴趣，而且也极其重要。""孟子本人也非常让人感兴趣。"托尔斯泰建议切尔特科夫参与此事："倘若你能再为这本书（应该编一本书，叫《中国哲人》）写个前言，那就更好了。即使没有，仅是把J·勒格翻译过来（只是要剔除他书中的一些过于教条的基督教的议论），也算是《媒介》出版社为知识人出的一本好书。因为第一，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一切都是崭新的；第二，其中讲的都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而且讲得很严肃；第三，绝好地道出了很多道德高尚的东西。"
1900年和1909年，托尔斯泰日记和书信中也出现过不少研读中国儒道墨学说的文字。1900年："我正在读中国经典作家的作品。非常重要。""什么也没写，在研究孔子，感到很好。吸取精神力量。很想写出我现在所理解的《大学》和《中庸》。""读孔子，而其他什么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孔子--慎独的学说至今还在结出成果。"同年，托尔斯泰写了《致中国人民书》等4篇相关的文章。1909年："昨天还研究了孔子。看来可以写。……今天什么也没有写，只是重读孔子。""今天想研究中国人，研究孔子。""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编写孔子和老子。……读老子对我意义重大。甚至和老子完全对立的卑劣感情，即骄傲、想当老子的愿望，也很值得注意。他说得多好：最高的精神境界总是和完完全全的谦卑连在一起的。""读孟子和信件。""晚上读孔子。"
托尔斯泰在研读中国的儒道墨学说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70年代后期直至去世，他通过英、法、德等国的文字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文达32种，他还撰写、翻译、编辑和审阅过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籍和文章，如《中国圣人老子语录》、《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老子的学说》、《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和《中国学说的述评》等。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激起了世界观激变时期和激变以后的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那么这种共鸣表现在何处？它的成因是什么？严格说来，这种共鸣难以就儒道墨各派一一区分，但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仍分别择其要者作一分析。
老子是托尔斯泰自称为对他影响巨大的思想家。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颇感兴趣，认为这是处理灵肉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素（原丝）和朴（原木）是事物的原生形态，"见素抱朴"乃"回归自然"之意。老子的《道德经》提到灵肉矛盾时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有吾身。"这个"身"的欲求会乱人心性，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只有"少私寡欲"、不为外物所诱惑的人，才会有精神生活，所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徽。"（托尔斯泰译述为："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能看清神的本质。为欲望所驱使的人，不能完全看清神。"）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这些主张心领神会，他在1884年的日记中写道："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扯，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耽所教导的。"在《老子的学说》一文中，托尔斯泰对老子的思想进一步作了合乎自己理念的解读："……人可以或为肉体活，或为灵魂活。人为肉体而活那么生活就是不幸，因为肉体会感到痛苦，会有生老病死。为灵魂而活，那么生活就是幸福，因为灵魂既无痛楚之感，又无生老病死。因此，为了使人的生活不是不幸，而是幸福，人应该学会不为肉体，而为精神而活着，老子就是这样教导的。他教导人们如何从肉体生活转化为灵魂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用禁欲主义的观念来解释老子的上述思想，十分符合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的信念。当然，老子禁欲是为了"贵生"，而托尔斯泰的禁欲则更注重精神升华。晚年的托尔斯泰为摆脱精神危机，接受了宗法农民的信仰彻底否定了贵族阶级的寄生生活，始终恪守"少私寡欲"的戒条追求着灵魂的净化。
老子的"无为"和"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也是托尔斯泰格外推崇的。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主张"无为而治"，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另一方面强调"曲则全，枉则直""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由于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托尔斯泰对此解读道：老子"有一个绝妙的思想，就是他称之为"无为"的美德"，"老子直截了当地把世间一切罪恶归结成"为"……这一思想不论怎样奇怪，却不能不赞同它：我们的饥饿是由于我们太关注吃食--于是人人开垦；我们的疾病是由于我们太关心健康--所以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我们生活的危机和没有保障是由于我们太关心安全--于是有了我们的政府、警察和军队；我们的奴役制是由于我们太关心自由--于是我们参与治理的责任；我们的野蛮是由于我们太关心教育--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教会的谎言和迷信的宣说"。托尔斯泰还在《无为》一文中写道："人们的一切灾难，按照老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因为做了不需要做的事情。因此，如果人们能遵循无为之道，就能够避免所有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灾难。……我想，他是完全正确的。"托尔斯泰将发行报纸、组建军队、建造埃菲尔铁塔、筹办芝加哥博览会和开凿巴拿马运河等都纳入了"不需要做的事情"之列。托尔斯泰在引述老子关于"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时写道："应当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流淌；遇到堤坝，它止住；堤坝破了，它还流。在方形的器皿里，它是方的；在圆形的器皿里，它是圆的。正因为这样，它比一切东西都重要，都有力量。"由此，托尔斯泰认为："中国人民的功勋，在于指出人民的高尚美德并不在于暴力和杀人，却在于不管一切的刺激、侮辱与灾难，远避开一切怨恨，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致张庆桐的信》）"……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致辜鸿铭的信》）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无疑与老子的"无为"原则一拍即合。
托尔斯泰在致张庆桐和辜鸿铭的信中曾经极力称赞和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认为"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因为"如果把它同基督教世界得到的一些结果相比较，它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好上千百倍。"而这一点也是与他对老子的社会观的赞赏联系在一起的。老子在倡导人应满足于过原始简单的生活的同时，主张废弃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因为器物会扩张人的物欲；"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因为便捷的交通会使人不安心劳动。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没有战争和不必迁徙的"小国寡民"的农耕社会。托尔斯泰欣赏这种观念是因为它非常符合作家反对充满物欲和仇恨的"文明"社会的思想。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呼吁中国人民仍然过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的农耕生活，甚至还希望中国领导东方民族一起走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作家的社会观显然是保守的，不过托尔斯泰泰顺应自然、反对纵欲的心态却是可以理解的。
托尔斯泰对孔子和孟子作过认真的研读，并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是通过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来了解孔子学说的，严格意义上说他接触的是宋明儒学，这一点与17世纪以来许多欧洲学者相似。托尔斯泰对孔孟学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修身"（托尔斯泰译作"自我完善"）这一点上。修身的问题是与"性善"说等儒家学说相联系的。关于后者，孔子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见解，孟子进而将"性善"说明确化了。托尔斯泰并未对此加以区分，他在《孔子的著作》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不干坏事，不和任何人争吵，总是多给予而少索取，所以，他们更好。而果真是好，就该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请看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先师孔丘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人都是天父生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心中不是蕴藏着爱、善、美、礼仪和智慧。"不过，在儒家的学说中，人性最初尽管有善的萌芽，但是也需要不断培养它，发展它。托尔斯泰是这样表述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尽管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善，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这种善在自己身上培养成熟。所以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身发现这种善并加以哺育的。只有具备巨大的理性、聪明和天赋的智者才能培植起心灵的善，他们是人群的杰出者。于是天父委命他们当领路人、为人师表，为此一代代委命他们管理并教导人们，为使所有的人返回到自己固有的淳朴中去。"如果因为社会影响而远离了善时（也就是孟子说的"放其良心"），那就需要"内省"（孔子）和"自反而仁"（孟子）。因此，儒家强调"修身"。托尔斯泰对此极有兴趣。他在称赞孟子学说"十分重要和杰出"时写道："孟子教导人怎样恢复和找回失却的心，妙极了。"他还在《阅读园地》中对孟子的学说作了这样的阐释："所有的人都有仁慈、廉耻和憎恨恶习的情感。每个人都通过自我教育增长这些情感，反之就是任其衰竭。……堕落的心也一样：如果我们让卑贱的情欲吞噬我们心灵中仁爱、廉耻、憎恨恶习的高尚幼芽，难道我们还会因此而说，这些幼芽从来就没有在人的心里生存过？"正因为这样，通过"修身"以完善自我人格就很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