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2001年下半年，由于安琪深感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处于业已功成名就的“第三代”和正在声名鹊起的“70后诗群”之间而无名无分，因而果敢地提出了“中间代”的概念。2001年10月黄礼孩和安琪联合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面世，前有安琪的序言“中间代，是时候了！”后有黄礼孩的《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随后，引起了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2002年7月由安琪和康城主编的《中间代诗论》作为民刊《第三说》2002年总第2期印了出来，把“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流变与经典存证”进行了新诗史意义上的定位。200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中间代诗全集》上下两卷后，围绕“中间代”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言说的话题。在2006年《诗歌月刊·下半月》第10-11期合刊中，“中间代”的问题又得到了集中的探讨。我也曾为此写了《而立之年：逃离与回忆，生活与生存——倾心于活着状态的“中间代”扫描》，阐述了我的观点。下面，我们就几个具体问题进一步梳理我们对“中间代”的某些看法。我想，话题相对集中，问题提得越具体，就会越切近问题的实质。
一、“中间代”是否具备流派意义
杨四平：“中间代”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诗歌事实”。它们具备流派意义吗？
树才：确实，“中间代”这个名字已经喊响了！全中国，乃至国外，我相信都有人在谈论它，甚至研究它。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同安琪坚持不懈的“传播”努力分不开。古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如今是传媒时代，这句老话恐怕难以成立了。如今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广告时代，就是说一切产品（先不论质优质劣），都得广而告之。“中间代”这三个字，这个用来概括复杂的诗歌现象的命名，也类似于某种“产品”，也需要“广而告之”。它需要邀请并激励批评家来“知道”它，并“谈论”它，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命名的诗学空间才有可能被打开、被充实。安琪深谙此道，又富于热情，从来不怕左冲右突的艰难险阻，所以她咬住这个“命名”不放，坚持不懈地为之奔走呼号，几年努力下来，终于生成了你所说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诗歌事实”。但话说回来，对诗歌而言，能成为“事实”的，永远只是诗歌本身，也就是被写成文本的那些优秀诗篇；“中间代”毕竟只是一个命名，一个诗歌的代际概念，一种笼而统之的概括，它的生命力还有赖于人们如何从批评的层面去“阐释”它、深化它。我们之间的这次对话其实也构成这样一种努力。
我个人不认为“中间代”具有流派意义。事实倒是，“中间代”里“共存着”好几个诗歌流派，比如第三条道路写作、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荒诞派、新死亡派、丑石诗群等等。“中间代”的这种集合法，一方面突出了这些流派，另一方面又隐匿了它们。这里有一个悖论：面对几乎是“同一代人”的这么多流派，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流派是否仅仅只是一些临时组合的、缺乏内聚力的，因而也注定短命的松散写作结盟？说心里话，我认为“流派”时代早已结束！朦胧诗人“成功地”集体出场，也是最后一次有效地集体出场。它的崛起方式证明了诗人集体出场仍然有效，但同时又宣布了在它之后的“必然失效”：因为时代很快就转向了，“诗人集体出场”所需要的土壤和条件（某种对抗性）也随之流失。我个人更相信每一个诗人的写作本身，他（她）的诗歌本身。举个例子，即便是侯马、伊沙、徐江这样的“三驾马车”，依我的阅读判断，他们也完全是各有各的“马车”，各有各的“车速”，一句话，各有各的诗质。因为很明显，任何“流派”都无法给一个诗人的写作提供持久的内驱力。如果“第三条道路写作”也是一个流派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以“不结盟”为理念的流派，一个“反流派”的流派，从一开始到今天，它都在强调诗歌写作的相异性和个人性。别忘了，诗人永远是“这一个”，而不是“这一些”。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只能基于每一个诗人的个性，因为只有在个性里面，才能凸显出每一个诗人的人性、悟性和灵性。
杨四平：受正统文学史观的影响，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乃至反感于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群体的、风格意义上的命名；而对自封的“中间代”就更不以为然了。好像我们的文学史有了朦胧诗派、第三代、后朦胧诗派就足够了，不必硬扯出个“中间代”来以自表异！而“中间代”的出场正是不满意于此种文学史述的暴力对“60后”诗人的遮蔽。他们不得不站出来自言自语，尽管显得有些悲壮，但是对于文学史的重构，“重新洗牌”，呈现诗歌写作的丰富样态，深化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无疑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中间代”常自觉表现出身份与时间的双重焦虑。尽管每个人都可能要经历“而立之年”，尽管“而立之年”的人都有许多共同感受，尽管它真实地讲出了一代人的共性，但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叙述，显然又缺乏自足。然而，在阅读了上下两大卷《中间代诗全集》后，我的确发现“60后”的诗歌和生活具有可通约性。没有哪一代人像“中间代”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这同欧阳江河当年所说的“中年写作”不同。“中年写作”是指摆脱了模仿的、青春的、感性的幼稚写作而进入成熟写作，是“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
树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警惕文学史述的暴力倾向。我曾经在我的专书《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主流》里开宗明义地说“写以诗歌英雄为主体的主流史”。质言之，“中间代”这一集合性的诗学概念的提出并不能遮蔽其内里的丰富性、复杂性，乃至冲突性。
陈祖君：“中间代”的命名以一种加括号和“重绘诗歌版图”的方式，取得了其在场的有效性，成为一种诗歌景观或事实，这已毋庸置疑。我认为，作为一种时间性的代际命名的“中间代”，对于将“被遮蔽的一群（代）”带进诗歌的展台并使其重新成为聚焦点和现场的“被看者”，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但它尚缺乏共同的“流派”意义上的诗学特征与理论肌理，所以并不具备流派意义。
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如此孜孜不倦于追加所谓的“流派性”？“中间代”概念的提出，恰恰就是反流派而为之的诗歌行动，具有逆主流文学史的重构或还原意味，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钻入文学史所设定的老套的“流派叙述”之中？另外，流派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或“趋同”，我们在谈一个“流派”时，往往会注重其艺术的共性而忽略诗人个体活生生的创造。“中间代”是一个复归诗歌创作“此在”真实的命名，并不需要为迎合“流派”的趋同性而颠覆自身。我们想必都知道诸子百家被归纳在“十家九流”的框架之后给后世一个怎么样的知识版图，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学说在合称“孔孟”之后又遭受怎样的一种遮蔽？类似的还有“三曹”、“三苏”甚至“温李”、“苏辛”等等。“中间代”本来就没有共同的艺术主张和诗学特征，只是后来“追认”的一个命名，如前所说，它业已达到使被遮蔽的一群重新登台（虽然是与另外几“代”同时占据诗歌舞台）的功效。若要言及“流派意义”，恐怕还需在诗学建设方面进行一种具有一定向心力的努力。但这种“向心”是否必要？文学史惯性书写中的“流派”一词，往往表现为一种冒着牺牲“个体”之危险的“史记”情结的在场及变异。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处，一方面是对于文学史家往往以流派、集团来描述文学历史而忽略甚至否定个人独特创造的焦虑，另一方面其实也暗示着诗人个体对于历史承担的恐惧。
刘小平：中间代起初是对“一代诗人”的命名，如70后、80后一样，是个代际概念，但从诗歌发展规律来看，我相信中间代将会蜕化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命名。在《中间代：命名的有效性及其持续发展》（刊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第1-2期）一文中，我曾提出“中间代可以是一个诗歌流派”的主张，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主张。
从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来看，能让大家现在更多提起的主要是诗歌流派和社团，如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中国诗歌会、七月派、九叶派等，而每个流派和社团让人传颂的诗人诗作也并不多。显然，那个年代写诗的人，比后来诗歌史记载的要多得多，但诗歌史叙述就是如此优胜劣汰和不留情面，年代越是久远，人们记住的就越少，只有那些创造力特强的诗人能名垂青史。这里，我不是鼓励大家只为诗歌史写作，只是想从诗歌史角度厘清问题的未来变化。而作为诗人，既要为当下写作，也要为历史写作，这是必然的。所谓为历史写作，也就是为未来的读者写作，这是诗人应该有的权利和责任。
中间代从一个代际概念演变为一个流派概念，即具有诗歌流派的意义，这在当前可能还有不少争议，有人不认同这个预言。但我相信历史会朝这个方面发展，就像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一样，起初都是一代诗人（即所谓的第二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所共同拥有的，后来却发生了所指变迁。请问：在80年代写诗的，60年代出生的诗歌作者有谁会把自己排除在“第三代诗人”这个概念之外呢？然而“第三代诗”事实上后来就被那些参加“1986年现代诗群大展”的诗人据为己有了，从而在诗歌史上获得了流派的意义。中间代最终成为诗歌流派，还有一个不短不长的过程，因为中间代是派中有派，还在竞争，代表诗人和经典作品还在进一步阐释和确认中。我相信，只有作为一个流派来界定，中间代才会更好地进入诗歌史叙述中。
二、“中间代”的知识背景、图景与前景
杨四平：如何辨明“中间代”的知识背景、知识图景与知识前景？
树才：“中间代”的内部必然是复杂的、纷争的，因为它是好些“板块”的组合，它是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一幅形态各异、地貌多变的诗歌版图。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中间代”诗人是“同一代”。既然是“同一代”，那么在时空、历史、教育等方面，他们就拥有相近的生存背景和共通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他们有着相似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数考取了大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诗歌意识应该是萌动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是在阅读“朦胧诗”的过程中发育壮大起来的。所以我认为，“中间代”是靠吃“朦胧诗”的奶汁长大的。没有“朦胧诗”，就没有“第三代”，这是明摆着的。当然，说没有“朦胧诗”就没有“中间代”，也是成立的。但我们绝不会说，没有“第三代”就没有“中间代”，因为说到底，“第三代”与“中间代”是“同一代”，只是“出场”早晚不同而已。像莫非和车前子，他们被划入“第三代”，但他们是我写作上最心气相通的密友和诤友，我们似乎命中注定要在1999年的诗歌“混战”中一起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总不能活生生地把我们三个人拆散，然后分别撂进“第三代”和“中间代”吧？！我们必须看到，每一个代际命名都有其局限性。而所谓“出场”，也无非是指“出道”。正是因为出场早晚不同，“第三代”和“中间代”的出场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说，“第三代”的出场方式还是某种“集体出场”（至少他们有意识地这么做了），因为他们在“86大展”中各有“旗号”，因为他们紧随“朦胧诗”一代（“朦胧诗人”正是在受争议甚至遭批判的社会大背景下“集体出场”的！只不过，星星之火不仅未能扑灭，反成燎原之势），企图仿效老大哥的“成功经验”，所以选择（甚至不惜炮制）“集体出场”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就包含了与当时官方诗坛进行“对抗”的企图。要对抗，集体总是更有力量。这也可以理解为“时代决定出场方式”。我一直认为，“朦胧诗人”是“愤怒”的一代。愤怒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第三代”呢，是“左冲右突”的一代，本质上仍属浪漫激烈的一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第三代”从整体上被卷入“狂怒”的先锋旋涡之中，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狂欢式”的先锋姿态，招摇了各种诗歌旗帜，也尝试了各种诗歌花样。也许是命中注定，“中间代”只能以“默默写作”的方式出场。这些诗人似乎更加务实，也更加低调，甚至比先行者更加深思熟虑和少年老成。我猜想，他们一定是窥见了某种未来，拐过弯去之后的未来。在“89事件”的悲剧中，他们一定是体验到理想破碎和内心撕裂的双重挤压，所以才不得不变得更加沉潜、有耐心，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也肯定闻到了社会生活向“物质化”倾斜、生活方式向“消费化”转向的享乐气味！现在看来，恰恰是“中间代”诗人，顶住了社会生活转向的压力，顶住了跨世纪的精神断裂！精神和物质同时诱惑着他们，也撕扯着他们。他们是矛盾的一代，也是多元的一代。如果说，是“出国热”冲散了“朦胧诗人”，他们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那么，肯定是“89事件”使“第三代”诗人入狱的入狱，经商的经商，做官的做官，他们变得入世、消沉、虚无；相比较而言，晚一步“出场”，反倒使“中间代”诗人对诗歌写作抱有更长远的打算，并且各自走上一条“立足个性、多元共生”的综合之路。
陈祖君：对于“中间代”的知识背景，我想是可以乐观的，他们历经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的农业文明时代一步步走进以都市文化为主体的全球化时代，四十岁上下，应该说是思想意识、社会阅历和生理年龄的黄金阶段。关于其可能的知识图景与知识前景，或与我们对所有时代的诗人和诗评家的“企望”一致，这种企望简而言之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至今已有的知识版图（无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及其将来的趋势。幸运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信息时代给“中间代”提供了足够的知识资源优势，对此我充满信心。
刘小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没有好好研究，不便发表意见。
杨四平：这就要注意60年代出生、七八十年代成长的总体语境了。
三、“中间代”里谁主沉浮
杨四平：“中间代”里谁主沉浮？
树才：“中间代”里，没有“谁”主沉浮！主沉浮的，是每一个诗人自己，因为沉浮都是自己。是自己在沉浮，而不是任何别的。我还想强调的是，在“中间代”里每一个诗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一个诗人都探索“自己的”道路。当然每一代诗人的压力是不同的，对“朦胧诗人”而言，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主要压力，所以他们抗争，为了争取“表达”权；到“第三代”诗人，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意识形态能容忍一些“个性”了，于是压力也就变成了“怎么去张扬这些个性”。为此，他们一方面要pass北岛，另一方面则狂热地试验各种“先锋”文本，殊不知，最终这只是一场不知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青春期狂欢”……轮到该“中间代”诗人出场了，后起的一代竟已扯出“70后”这杆大旗！也许可以这么说，“中间代”诗人的出场，其实远远早于“中间代”这个代际概念，因为“第三代”诗人出场时，“中间代”诗人已经同时出场了，只不过表现为某种“隐出场”罢了！无论从写作的起始，还是写作的深入转折，“中间代”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都有着某种同时性。早出场早退。这对“第三代”诗人几乎是一句谶言。翻一翻《后朦胧诗全集》，我们就会明白，仅仅十余年时间，好些当年显赫的诗人如今已不知身在何处。但晚出场就晚退吗？不见得。安琪选编《中间代诗全集》时，中间变故颇多，好事多磨，可以说这两大册书是硬“磨”出来的（磨难的磨）！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说，等你这套《中间代诗全集》真的做成时，又会有一批诗人将在里面“沉没”！所以说，出场早晚，对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诗要出场，诗要在场，并且始终在场。传媒时代，诗人喜欢跑到自己的诗歌前面去，出个头，露个面，热闹一场，其实只是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应该永远让诗歌跑在诗人前面，而不是诗人那张脸！说到底，是诗篇证明诗人的存在，而不是倒过来。诗也不欠谁什么。你热爱诗，你就该全身心地投身于写诗。只有写出好诗来，才能证明诗的仍然存在。对“中间代”诗人来说，写出好诗来，就是他们的最大压力！这也必然是所有活着的诗人的最大压力。我说“中间代”里没有“谁”主沉浮，而是各主各的沉浮，这话的另一层意思是，面对“写出好诗来”这个命令式，每一个诗人的压力都是一样的，谁也不可能比谁更轻松。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写出好诗来，我想，这只能求证于每一个诗人活泼的生命过程。在诗上不劳而获，那是天大的笑话！与相信天才相比，我更相信语言运用和个体生命之间的独特关系。
陈祖君：在一个艺术的多极时代，真理不仅仅掌握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甚至某一代人手中。“谁主沉浮”这一“文革”时代的话语显然已经不适于今天的现实。虽然“中间代”里有不少诗人写出了较为杰出的作品（在这里我不打算列出一个长名单，详见《中间代诗全集》和《中间代诗人21家》），但就个人的欣赏趣味和创作旨趣而言，我比较赞同以下两种探索趋向（二者并不排斥或绝缘）：一是“诗之为诗”的纯诗倾向，或可以臧棣为代表，其充满警觉的精确叙述将这个物化的世界敲打出繁复深邃的诗意；一是面对今天的时代状况作哲学拷问并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思之诗”倾向，在“中间代”暂时找不到典型的代表性诗人，但觉得已故的台湾“新世代”诗人林耀德（1962年出生）或可以担当，理由是他超越前人，对都市社会的后工业性及其符征化有极为深刻的思考与表现。
刘小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在诗歌组织、活动上，是哪些人倾力推动中间代诗歌的发展？没有这些人的推动，中间代在中国诗坛上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诗歌史叙述也会延迟，诗坛地位也有些尴尬。正是有了“中间代”的命名和对它的大力推动，中间代诗人才有了集体亮相，并得到文学界、批评界的广泛认可。第二，在诗作、诗论成就上，哪些诗人对现代诗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哪些诗论家在诗歌理论批评上作出了特别的建树？第二方面更为重要，它是中间代进入诗歌史叙述的根本保证。正是上述两方面的人共同主宰了中间代“沉浮”，他们是中间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第一方面，我觉得老巢、安琪出力最多，是最活跃的。他们编辑出版的《诗歌月刊·下半月》是中间代诗人、理论家集结的重要阵地，是中间代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创刊两年多来，这个刊物有中间代特大号，有中间代研究专栏，并发表了中间代大量的诗作诗论。在其他诗歌刊物上，中间代诗人同样是活跃的，只是不以中间代的公开名义出场而已。还有如《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第三说：中间代诗论》、《中间代诗全集》等编辑出版，也都倾注了安琪、远村等人的心血，当然有些是70后诗人（如黄礼孩、康城）的友情呼应，应该感谢他们。
至于第二方面，回答起来比较困难。上述几个诗集都收了不少诗人的作品，“中间代诗选”收了50家，“诗全集”收了82家，不计重复的共有90多家，诗人数量可谓多矣！那么，谁主沉浮呢？谁最能代表中间代？比较常提到的有臧棣、伊沙、安琪等十几人。前面我已说过，中间代现在是“一代诗人”的集体命名，但它将会被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对待。如果是一代诗人，优秀或比较优秀的诗人有90多人，甚至更多，也不为多。但是作为诗歌流派，可能就容纳不了这么多诗人了。在中间代诗歌流派中，我比较看好的是安琪等几人。到底哪些诗人能够作为这个流派的代表诗人，这还要看诗人以后的发展，以及批评界的研究和发掘。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四、“中间代”的“评价史”
杨四平：请从《诗歌月刊·下半月》及其他诗刊、诗歌选本、诗歌史述等方面来谈谈“中间代”的“评价史”。
树才：“中间代”的“评价史”，我认为，现在谈它，为时尚早。你上面谈到——“中间代”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诗歌事实”——这已经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了！尤其是，它由你这个批评家说出口。这个话题还是留待批评家来谈为好。我只说一点：“评价史”总是取决于谁来评价，从哪个角度评价。评价总是回头看的事情，但诗人该做的事情是，向前看。我相信，诗歌在于“未来”，好诗在于“下一首”。
陈祖君：《诗歌月刊·下半月》、《诗歌与人》及诗歌选本（如《中间代诗全集》）对于“中间代”的出演可谓功不可没，但目前对于“中间代”的评论和研究才刚刚开始。虽然我们常可见到一些出色的对于个体诗人的评论，而对整个“中间代”的具有哲学深度的观照仍然匮乏，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肌理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梳理。比如，“介于第三代与70后之间”的“中间代”在文化思想、诗学观念及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怎样的异质性探索，这种探索在“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安琪语）之外，到底具有怎样实质性的诗歌史贡献？“中间代”具有怎样的与“第三代”、“70后”不同的时代感性和艺术理念，它们又在怎样的诗歌主流话语中被遮蔽，被遮蔽的那些探索对于中国新诗的未来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中国新诗的发展还不到一百年，而“中间代”的存在（且不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过二十年。诗人痖弦在《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史料卷》里有一篇文章的标题说得好——“还不是回忆的时候”！
刘小平：对“中间代”的最初评价来自命名者。“中间代”是指出生于60年代，创作起步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的这批诗人。在命名之前就已存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是当时诗坛的中坚力量。这种命名方式有些特别，不同于有些诗歌社团、流派、代际在形成之初就有了自己的名称，它是后来被追认的。“中间代”概念，最早由安琪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提出，“希望借这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说中间代处在两代人阴影之下，我倒不这样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源于对中间代影响和地位的焦虑，而与诗歌艺术成就无关。虽然中间代不曾像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那样有名气，但我们知道进入诗歌史叙述是要靠作品实力的，而不是靠他在世的名气，有些诗人虽然“著名”却如过眼烟云。所以我相信，中间代只要写出出色作品，就不会被历史淹没。当然有了中间代这个统称后，就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谈论了。
在诗选出版之后，中间代开展了较多的理论建设，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中间代走向深化的必要条件。这些理论文章收入《第三说：中间代诗论》、《中间代诗全集》和《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其中，不少文章对中间代命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了阐释和辩护，有些则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争鸣扩大了中间代在诗坛的实际影响。现在看来，这些讨论大多各说各话，相互论争比较少，但却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中间代的内涵，这种多元化言说也正是中间代作为诗歌代际的一大特点。有些文章则对中间代的文化背景、诗学主张、美学特征、诗歌风格、创作技巧、诗人创作等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类文章相对少了点，但这类研究却显得更为可贵，为我们广泛地了解中间代和建设中间代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今诗坛和批评界相当多的人士都参与了这场诗歌大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批人从50年代出生到80年代出生的都有，可喜可贺！据不完全考察，研究比较深入的大致有这么一些人：燎原、树才、陈仲义、杨志学、黄梵、罗振亚、张德明、向卫国、马策、吴投文、张桃洲、牧野、杨四平、赵思运、林童、潘友强等。其他一些人也都做得不错。近年来，中间代更多地在《诗歌月刊·下半月》上公开集结，不时发表对中间代的评价文章，对中间代的研究已在逐渐深化中。
杨四平：诗歌界通常从比较的角度历时性地评说“中间代”，并以此确立它的意义。比如，梁小斌认为，中间代是不属于任何诗歌流派的代际概念，它跳出了一代反对一代的怪圈；严格地讲，它应该属于诗歌群体，即“出生于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优秀诗人”。又如，臧棣认为，同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写作比较，“中间代命名”恰恰是对他们个人非常沉静的、非常独立的一种个人写作状态的归纳，或者是一种概括。尽管他们“为了隐蔽地呈现”而不得不“尴尬人说尴尬事”，但是他们的确为“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而自豪。
五、“中间代”与新诗教育动向
杨四平：请谈一谈“中间代”与新诗教育动向之间的关系。
树才：“中间代”诗人确实有不少在大学、中学里教书的，他们也许会影响新诗的教育动向，因为他们读什么样的诗、写什么样的诗、怎么写诗等都会被带到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去。新诗九十年，兴盛时短，败落时长，起起伏伏，多灾多难，如今虽然已从历史老人手里取得了“合法生存权”这张证书，但其生存处境仍不容乐观。人们至今对新诗贬多扬少，这固然跟新诗缺乏“教育”有关，但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新诗缺乏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也就是说，新诗还在生成之中。什么大师，什么经典，依我看，都只是自己嘴里吹出来的一连串肥皂泡罢了！我敢说，有这种幻觉的诗人注定走不了多远！因为在从古典诗到白话诗的过渡中，汉语本身承受了一种历史性的断裂，那是一种“暴力”，那是一种“激变”！如何让濒于枯竭的古诗血液在现代诗人的脉管里重新奔涌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再不能从欧化的翻译体诗歌里急功近利地、消化不良地去采撷所谓的“语言技艺”了！必须强调母语，必须强调汉语本身！新诗的唯一出路就是汉语，就在汉语身上。为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作贡献，这是每一个诗人的天职。而怎样才能“重新擦亮”在古代如此精练、到如今却如此松散的一个个汉字？这需要每一个诗人向自己的生命活力索要答案。对我而言，我宁愿到人们天天在说的“话语”（那才叫元语言）里去辨认、鉴别和提炼那些富于表达力的诗性“话语”，而不愿到各种各样的书面文本中去寻求多少已是现成的“隐喻”。真正有表现力的“隐喻”，直接就活在有声有色、无影无形的“话语”里面，诗人必须做的，就是倾听、倾听，再倾听……直到像听到自己的呼吸那样听到“声音”中的节奏，“声音”中的形式……新诗还缺乏对“形式”的敏感性！可以说，“自由诗”真的是上了“自由的当”！人们天真地以为，作为精神的“自由”就可以直接泼洒到“诗句”中去，而忘了作为语言艺术的诗篇，从来都是“在语言中”生成！这种生成从来就是不自由的。随心所欲是指一种精神境界，而不是对语言的胡作非为。新诗的写作困难，如今已可悲地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俗处（一种无门槛的写作正在泛滥），这真是令人痛心的诗的末路。当代生活充斥着肉欲、享受和无节制的娱乐，人的整个精神活力衰败了，精神信念缺席了！而诗，一首真正的诗，总是活生生的，它要求诗人将热切或沉郁的呼吸作为节奏，它要求诗人用眼睛、用耳朵、用心灵去发现事物的形象和生命力，它要求诗人有生命力本身的激情、梦想和光芒……教育，也许可以提高人们对新诗的接受程度，但仍然解答不了新诗本身所面临的种种难题。这些难题只能靠诗人的创造力来解答：写出好诗来！
陈祖君：“中间代”的一些理念和探索无疑会影响到新诗教育的美学结构，其中的成功作品将会给新诗教育造成新的影响，使之得到新的补充。因为新诗的教育动向不仅与新诗近百年来的哲学、美学、社会学、诗学的发展与积累相关，而且与整个时代的风尚、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抗争与世界和平等因素相关。“中间代”是现时代最活跃的诗人群体之一，其诗学观念与艺术探索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今日诗坛的发展方向，这势必会在新诗教育上有所体现。“中间代”应进一步建设自身的诗学并使之成熟，因为诗歌和教育都是极其庄严的事业，甚至不能容忍丝毫有意或无意的误导。正是近百年来的诗人和诗论家以一种对艺术道德的虔诚与敬畏来从事这一崇高的事业，才使“诗的国度”在西风欧雨中不至于荒芜。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标准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没有标准和典范，诗歌教育将所本无依和难以为继。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不无深意地警告道：“当不存在任何一个立得住脚的行为准则时，文化的每一个结果都推动文化走向它的解体。”我一直认为，艺术探索的“无中心”、“多极化”（并不是参差不齐的所谓“多层次”）和其艺术品位并不矛盾，而后者与艺术教育的一定程度的恒定性密切相关。就饱受西方文化殖民的中国新诗而言，“中国性”的迷失与寻找至关重要，新诗教育或应以此作为其主要动向。
刘小平：中国比较重视诗歌教育，古代有“以诗取士”的传统，把诗歌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20世纪不少年代，“诗人”的称谓依然是令人羡慕的。到了90年代以后，诗人头衔就光辉不起来了，诗人大多只是在圈内相互认可了。在当前不太有利于诗歌发展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有所作为，抓好新诗教育，让新诗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实践它特有的美学价值。
抓好新诗教育，首先要解决场所问题，即在什么地方开展新诗教育。我们高兴地看到，新诗教育在中小学教学大纲中比以往得到了更多重视，语文教材的新诗选篇有所增加，有的成套教材已达到二十多首，新时期诗人的作品也被收入。这说明编写者和审订者对新诗的认可态度，也代表官方的一种肯定态度。中小学学习新诗，这种新诗启蒙对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诗歌素养提高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新诗教育的另一个场所是高等院校，这是绝大多数诗人真正起步的地方，也是诗人发挥创造力的地方。在高等院校，我们更应该抓好新诗教育，以影响整个社会对诗歌的态度和看法。新诗教育还有一个场所就是社会，社会可以营造对新诗教育有利的文化环境，让更多的人爱诗、读诗。
有些人对官方总是抱着一种不假思索的反抗心理，这其实不好，也没有必要。诗歌发展不仅是诗人们的事情，也是整个民族的事情，当然也是国家和官方的事情。在新诗教育上，官方要有所作为，通过文化政策、诗歌节、研讨会、诗赛、评奖、资助出版等方式来提高诗歌地位，提升诗歌形象，扩大诗歌影响。这些都需要民间人士积极参与，甚至可由官方出资，民间承办。
相对70后、80后的人来说，中间代虽然都相继进入中年，但写诗的人却比较多，这与新诗教育有关，它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些在80年代开始写诗的中间代诗人，恰逢文学受到社会重视的时代，他们在大学阶段读诗、写诗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个人觉得光荣的事情。当70后、80后进入大学的时候，文学包括诗歌在内，在大学生的兴趣结构中已经边缘化了。现在大学读诗和写诗的人少了，甚至在一些中文专业“新诗研究”这样的课程选修人数也达不到开课标准，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说，我们要营造新诗教育的有利社会环境，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把新诗教育事业推向欣欣向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