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传记文学上承儒家文化，下得自由沐浴，佳作名著，琳琅满目，因而写一本“香港传记文学史”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又亟待完成的工作。香港知名作家寒山碧先生历经八百个日夜奋笔疾书，论及一百多部传记文学著作，终于完成了四十万言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此举为两岸三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寒山碧是香港文坛的多面手，写作上尤以传记文学名扬海内外。《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乃是他的新作，也是一部力作。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寒山碧在传记文学写作上具有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并形成了个性独特的传记文学观，同时在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中，他还展现了特色鲜明的文学史观。我们将以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鲜活描述为讨论起点，进一步探讨他的传记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并揭示他的传记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一、香港传记文学扫描
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导言中说道：“近五十年香港传记文学的蓬勃发展，无论对海峡两岸或海外华人社会，乃至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有巨大、深远、长久的影响。”该书的自序又说：“香港传记文学者，中国之传记文学也。”对于这个论断，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大概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自90年代以来，大陆的思想开放和台湾的民主运动都促生了一批传记文学力作。笔者认为，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把寒山碧的这个论断放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的传记文学史的整体进程中考察，这种说法确实有很大的合理性，大量的传记文学史事实可资证明。
支持寒山碧论断的主要有两个论据：其一，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传记作家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史料的海洋中畅游，可以大胆地放言高论而无须担忧人身安全，这就为传记文学这种特殊体裁的成功写作提供了社会环境和创作主体的保证。其二，香港作家并非戚戚于本地之鸡零狗碎，而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传记文学作品的传主都是中国杰出的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经国、鲁迅等，而这在两岸曾经都难以如实书写，如有也是以说好话为主，神化领袖过多，没有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大为改观，一些领域的思想禁锢也慢慢解开，思想自由逐渐成破冰之势。
以上是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的总体评价。基于对香港传记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入了解和亲身经历，以及对传记文学这种体裁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历史有了系统而客观的把握，时时闪现着作者的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对香港各个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和创作成就作了宏观扫描。“自由”是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关键原因的总体说明，正是在自由的文化背景下，各个时期的香港传记文学得以达成逐步繁荣的进程。在传记文学史书写中，寒山碧共述及五个年代，但并不是按照年代进行机械分期，而是按传记文学发展的史实展开叙述，分为萌芽期、开花结果期和收获期。
第一，50年代为萌芽期。兴起的机缘是1949年前后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汪伪政权官员逃亡到香港，他们立功无望，立德不成，只得在立言上争一席之地。同时从内地来了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等，于是香港不仅人口骤增，文学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这一时期真正有崇高地位的人还没有执笔，或者虽然开始写作，但还不愿公开发表，因此真正有影响的回忆录、自传凤毛麟角，独有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具有较高成就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60年代为开花结果期。本年代中期开始直至70年代末，香港诞生了多家以人文科学为主的新刊物，如《明报月刊》、《万人杂志》、《南北极》、《中华月刊》、《东西方》等，它们对推动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我的回忆》（张国焘）、《我与毛泽东行乞记》（萧瑜）和《学纯室回忆录》（李璜）三本，其中《我的回忆》代表了60年代传记文学的最高水平。
第三，70年代至90年代为收获期。这个时期不只是一般的收获，而是大丰收。70年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周恩来传，写得最好和影响最大的首推许芥昱的《周恩来传》，其他两本是李天民的《周恩来评传》和司马长风的《周恩来评传》。此外，还出版了《蒋经国评传》（江南）、《毛泽东评传》（司马长风）、《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等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传记。80年代，寒山碧出版了《邓小平评传》第一、二、三卷，后来在90年代补充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岁月》。作者站在个人立场上，对传主取平视视角，为80年代香港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另外，本年代有影响的传记还有《毛泽东评传》（寒山碧）、《蒋经国评传》（寒山碧）和《胡耀邦评传》（杨中美）。90年代，在政治人物传记写作方面，郑义脱颖而出，写有《江泽民传奇》、《李瑞环传奇》、《邹家华和他的父亲》等十本传记作品，此外还有《江泽民传》（杨中美）、《董建华评传》（李晓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许家屯）等创作。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论及五十年的传记文学创作。传主主要有三类人物：一是军政界人物，如政治领袖、政坛人杰、军人等；二是作家、学者等文化人物；三是富豪等经济界人物。这三类人物之所以成为传记文学传主的主体，是因为这些人物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读者和社会对他们的生平思想也抱有神秘感和浓厚兴趣。上述三个分期主要论及那些写军政界人物的传记作品，现补述作家和富豪部分的传记如下：从50年代迄今，传记作家为中国著名作家、学者立传工作从未间断，50年代以曹聚仁为主，写有《鲁迅评传》、《文坛三忆》等，60年代主要有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余思牧（《作家巴金》）和丁望（《大陆文坛与文人》），70年代新出现林曼叔（《闻一多研究》）、寒山碧、黄俊东、李立明等，90年代又涌现彦火、丁淼、王一桃、慕容羽军、李远荣、黄南翔等传记作家。为富豪写的传记类文字到70年代末才在《南北极》、《名流》等杂志上出现，80年代开始蔚然成风，以何文翔用功最多，90年代冷夏成为写作主力。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想为自己立传的富豪只是自鸣得意，90年代后富而立传渐成风气，大家相率效尤。
香港传记文学在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寒山碧概括为四点：首先，几乎每本传记作品都由刊物连载，杂志和传记写作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其次，香港的传记文学是比较客观中立的，把传主当作人来勾画描绘，不神圣化，也不妖魔化。再次，六七十年代的传记作家有三类人：一是政客，自己口述，请人撰写；二是学者；三是作家，后两类人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谨的，讲究治史方法。最后，香港传记作家畅所欲言，言辞直接，百无禁忌。由于香港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之高，在两岸三地为最，因而自然而然也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传记文学观与文学史观
寒山碧在对香港传记文学的评述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同时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表对传记文学写作的看法，因而当阅读《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这本著作时，读者会有另一番收获，即加深对传记文学和文学史的认识。
先谈传记文学观问题。寒山碧对“传记文学”的本质有自己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传记文学，或者说一部传记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对此他提出了严格标准：“传记是否具有文学价值，不在于‘传记’这种体裁的本身，而在于作者有没有把传记写好。写得好的传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兼备历史和文学价值。写得不好的传记，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或许仅仅是简单的编年史。其他体裁也如此，糟的诗不是诗，不具备文学价值；糟的小说也不是小说，同样不具备文学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寒山碧对传记文学提出了“历史”与“文学”两个方面的严格标准，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既要有文学的性质，又要有历史的意蕴。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传记文学家的身份也是兼备“文学家”与“史学家”的双重身份。这些观点是对中国“文史不分家”悠久传统的继承，寒山碧于此很明确，所以在撰写香港传记文学史时，首先汲取这种传统的营养，开篇便是从这种传统道来，而不是借助西方现代文化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
那么，一个传记作家在写作中怎样才能较好地体现对“传记文学”的本质认识呢？这就需要对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对此，寒山碧借鉴中国传统中对史学家的要求，即“史才”、“史识”、“史德”来要求传记作家。他本人就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他说：“要写好一部历史人物传记，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字基础和表达技巧（即‘史才’）之外，还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史识’和‘史德’。所谓‘史识’就是要求作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使自己能够站在高处观看历史长河，并把传主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评估。所谓‘史德’就是要秉笔直书，忠于史实，不贪财富，不惧权威。只有具有足够的‘史才’、‘史识’、‘史德’的作者，才不会仰视和膜拜传主，才可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史家的立场对传主作平视的观察和描绘。”这段话除了谈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问题外，实际上也阐述了传记作者的身份定位问题，还有写作立场问题、对传主的态度问题。以下分别讨论之。
作者身份定位问题，寒山碧在另一处有更明确的看法：“传记文学跟其他文学体裁有很大不同，写小说，作者是上帝，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传记文学却大大不同，作者不能幻想，不能创作，不能任意发挥。……作者只能根据传主的原本面貌来勾勒描绘。这就存在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到底是要当美化传主的化妆师，还是想做丑化传主的涂鸦者？抑或要当一个写出历史真实的史学家？”从寒山碧的传记创作和传记文学史写作中不难得出结论：传记作家同时应该是史学家。
传记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他的“史德”紧密相连，寒山碧要求的是个人立场，而非官方立场，作家应该采取的是“老百姓的立场”和“史家的立场”，这与中国的优秀传统和现代的自由民主精神是相吻合的。而且“作家的这种个人立场其实决不仅仅是立场问题，而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一种自由的体现，更是作家灵魂之存在，精神之活跃，生命之所系”。
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问题也非常重要。传记作家要把历史人物真实地写出来，对传主既不能恶意污蔑，也不能膜拜、仰视。曹聚仁在写《鲁迅评传》时，曾引法国传记作家莫罗亚的一段话表明心迹，寒山碧对此颇有同感：“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问题在这段话中得到了精辟的阐述，寒山碧的观点正与它一致。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他写的《邓小平评传》，有人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在《邓传》中看到作家超脱了政治集团的利益斗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局限，站在个人立场上，对传主取平视视角，将传主视为各种社会、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体而加以研究。这样作家才能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真实，毫无顾忌地对传主及其他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加以自由的评述和议论。”
上述四个问题，即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身份定位、写作立场、对传主的态度等是密切相关而又相辅相成的，在创作的最终成果——传记作品上，集中反映为文风问题。寒山碧认为，传记作品的文风应该是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严谨负责。这种文风也是香港传记文学的主流文风，它对后世传记创作、中文世界的影响巨大。寒山碧在传记文学写作上，如人物勾画、作品布局、议论评价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认识，这些也属于他的传记文学观，此处不再赘述。
现在谈寒山碧的文学史观问题，此问题与传记文学观问题其实是紧密联系的。传记文学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小说、诗歌等体裁文学作品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小说、诗歌等纯粹是文学，而文学史是关于文学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科，它们分属不同学科；传记文学则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文学，而文学史或传记文学史属于历史学科，这样它们的性质就有了交叉的地方。辨明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说，寒山碧的传记文学观很多方面同时也是文学史观。结合他写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和《邓小平评传》两部著作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从很大程度上讲，寒山碧是用传记文学的写作要求来写传记文学史的，当然这不是说它们等同，是说它们在精神、品质上相通。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开头是“自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话最初来自《老子》八十一章。这里，“信言不美”是对传记作品特征的概括，也是对文学史著作的要求。要追求“信”（即真实），哪怕不“美”（即华美），让别人听了刺耳，看了生气。寒山碧认为，要达成“信言”，在写作目标上要“求真”，在解决问题途径上要“旁征博引，孜孜求证”，在写作态度上要“胸怀坦荡，秉笔直书”。在写作这本文学史著作时，寒山碧正是抱着这样的文学史信念。
由于上述阐明了传记文学与文学史之间的相通性质，因此在讨论寒山碧文学史观时，我们只是摆出观点而不再阐发。寒山碧认为，传记文学史在写作时要做到：一是对待研究对象（传记作家作品）的态度应该像传记作家对待传主一样；二是文学史写作要坚持个人立场，不为权势、金钱、意识形态等外在东西所左右；三是作者定位为史学家，以淡泊、正直的情怀，严谨负责的态度，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来对待手头的文学史写作；四是文风上客观公允，不美化也不恶意贬抑。
这种文学史观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如对一些军政要员（包括汪伪政权官员）有意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的做法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认为要写好回忆录等传记，“这不是当过一两任高官者所能胜任的”，还必须具备其他素质。再如在富豪传记中，一些作家“收取巨额利益，奉传主之命而书，言传主所喜，避传主之所忌，扬传主之善，瞒传主之恶；夸传主之威，隐传主之败”，对此寒山碧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抑恶的同时也要扬善，如对曹聚仁、许芥昱等大批作家的“信言”作品都加以肯定。全书对每个作家作品，都既肯定、赞扬他们的成就和价值，也指出、批驳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当然，文学史与传记文学相比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一点寒山碧并没有忽视，所以从《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不忽视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同时，反对那种书话式的写法，而是增强著作的学术性，如深入分析、逻辑论证、系统构架等。
三、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写作方式具有独特性，在与其他文学史写作的比较中，我们会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方面，近年大陆出版了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两本著作在大陆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重写文学史”工作的重要成果。我们就拿这两本著作和《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作个比较，它们的写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各有特色。导致差异的原因在于，写作者对写作目的或阅读对象的定位是不同的。洪子诚与陈思和的文学史主要用于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学，具有一般教科书的特点，当然它们与以往的教科书也有很大区别；寒山碧的文学史写作面对的则是社会读者，具有一般历史著作的特点，同时由于寒山碧本人是传记文学作家，由此形成的文学观在这本著作中也体现出来，他的文学史很大程度上符合传记文学的写作要求。
先看洪子诚与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它们都突出了“个人化写作”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洪子诚一人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陈思和主编，与其他六人共同写作，但在整体构架、写作方式上，陈思和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这两本著作都定位为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但与大陆过去几十年的绝大多数文学史教科书相比，在思想观念、写作方式上已有显著的革新和进步。这两本书在写作方式上也有很大相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主要选择大陆当代主要作家和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进入“文学史”视野，优先分析这些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在对文学现象、艺术形式、理论模式等的分析中，努力将问题放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从全书来看，着重于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脉络的勾画。《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教科书，定位更明确和具体，是为大学本科的教学服务的，由此形成写作方式上的特色。全书开头有陈思和的“前言”和“绪论”，“前言”对文学史教学对象、编写特点和该书关键词作了阐述；“绪论”则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作了描述，以后的每章写作都是先从民间、审美等视角概述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然后选取三篇左右典型作品进行分析。在文本分析上有独到之处，为中文系本科生深入理解作品、学习分析作品的技巧提供了范例。
寒山碧的文学史当然也属于个人化写作，这里不在于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而在于见出差别。那么，《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是用什么方式写作的呢？当一种写作方式在一本或多本著作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时，可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说到写作模式，在有些人那里会误解成“僵化”、“刻板”等负面的东西。其实不然，好的学术写作（如历史写作）总因认识水平、思想观念、写作风格等不同而形成个性化的写作模式。只是在别人或自己的多次模仿和重复中，这种模式才会消耗掉它初现时的独特性和陌生性，引起读者的反感。所以，我说寒山碧的传记文学写作也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并不是带否定的论断，关键问题是要揭示这种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来进行总体构架，主体部分有十六章，外加一篇导言、两个附录及自序、后记。这种结构体例从外在角度看应该说比较常见，但只要它与写作对象内在地切合，就是合适的、可取的。寒山碧的写作方式或写作模式具有个人特色，通过对该书的主体部分进行分析就可以揭示出来。
主体部分的章节设置方法是：总体上都是按时序编排；把同时期的同类作品归为一章，章下设节；节按作品来设，作家辅之，作品以发表时间来排先后。写作方式或模式重点体现在每节的写作上。且以第一章第一节为例。此节的标题为“左舜生的回忆录和传记著作”，结构上包含作家生平、著作版本、著作内容形式评价等三个方面。作家生平部分，以年谱形式来介绍左舜生，具体而客观，不加任何评论，却对了解该作家及所写的传记很有帮助。著作版本部分，介绍《万竹楼随笔》与《中国现代名人轶事》的出版时间、版次、印数、再版、编辑等情况，使读者对版本流传一目了然。这两个部分如此细致，以后的各章各节都延续了这种写作体例，足见作者资料掌握之翔实，实属不易。与大陆编写的众多“香港文学史”相比，其长处可见一斑。
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部分，着重介绍新版《万竹楼随笔》（由《万竹楼随笔》与《中国现代名人轶事》两本书合编而成）的目次、内容等，并以“文体特别半文半白，记述平实可资参考”为题对该作品进行评价，抓住了最有特色和价值的东西。这个部分在以后的每章每节中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作者用力最深。再以第二章第一节“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为例。寒山碧认为“鲁迅评传》是曹聚仁来港后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该书在两岸三地广泛印行，是鲁迅研究者和想了解鲁迅的读者必备的读物，代表香港50年代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寒山碧从“定位正确，立志颇高”、“准备充足，材料丰富”、“勾勒神貌甚似”、“了望鲁迅颇深”、“探索鲁迅的精神世界”、“持论较公允”等六个方面评价该书，涉及该书的准备、写作、内容、观点等方面，论述可谓全面而深入。
总体来说，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部分在写作上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抓住核心部分进行重点评价，凸现传记作品的价值和缺失所在。评价时既抓内容，也抓写作特色。二是持论公允、客观，敢于直言，凸现寒山碧的史学家本色。一切以事实说话，对传记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考证，力求还历史之本相；对于有错误的观点，若没有事实证据推翻，则存疑，不妄下结论，所以可信度高。三是以引用和概述方式把传记作品中的精彩部分介绍给读者，读者即使没有接触原来的作品，也能对该作品有点与面的了解。加之，书中选载了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真实感和趣味性兼而得之。
该书在作家生平、著作版本、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三个方面一直坚持着上述的写作方式，也可以说构建了一种写作模式，体现出寒山碧的文学史观。这种写作方式或写作模式的形成，还与他作为传记文学作家的身份，与他对这段时期的传记文学历史的参与程度和深切体会等有比较深的联系。通读全书，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寒山碧是“香港传记文学史”适合且出色的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