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峙状态构成当前文化的基本格局。精确言之，这种对峙已发生了势力强弱和战略攻守方面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对话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更多表现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冲突。在通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等现代科技手段迅速扩大阵地的同时，精英文化则步步退守。尽管精英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满怀忧患意识或撰文或讲演，企图遏制这种不断恶化的态势，然而前景不容乐观，还未露出希望的曙光。随着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攻守趋势的延续，通俗文化彻底击垮精英文化而一统天下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发生，但是内蕴于社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却在悄然转换、重塑。
一、通俗文化的主题转换
通俗文化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言，是商品经济社会里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时并存，共同构成社会的整体文化景观。通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来自民间，它迎合公众趣味，取悦民众，有时候也会被官方认可并改造。下面我们分两个时期来考察当代的通俗文化，第一个时期始于1949年，止于1965年，第二个时期始于1979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还将延续下去。
第一个时期的通俗文化可以追溯得更远些。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新样式的通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丰富，最主要的是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从而使文艺大众化的贯彻远远超过30年代的成绩。随后问世的一大批大众化作品，与传统文人的作品在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上都刻意保持距离。农民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股通俗文化的潮流中成名的，他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一时成为典范之作。这些作品都力求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故事情节曲折，审美趣味大众化，人物形象以翻身农民为主，为中国老百姓所津津乐道。1949年以后，这类贴近大众水准的文艺作品有增无减，成为社会文化格局中艺术文化的主流。除文学作品之外，各种地方戏曲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造而兴盛起来，如黄梅戏即在50年代大放异彩。
电影作为另一种具有更多通俗文化性质的艺术，产品也以故事片为主，仅长春电影制片厂从1950年到1966年间生产的故事片即达149部，同期生产的戏曲艺术片只有34部，且多由地方戏改编而成。概言之，50年代伊始的通俗文化，受时代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艺术文化样式上以文学、戏剧（曲）、电影为主，而且它摆脱了历史悠久的文人传统，占据着文化产品结构的中心位置。
第二个时期的通俗文化以另一种迥异的方式发展着，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品格。改革开放带动社会全方位的变革，最终催生了市场经济的诞生。精英文化包括艺术文化和学术文化，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曾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和认可。以文学为例，就有伤痕、反思、寻根、改革、先锋等流派异彩纷呈，爱好和欣赏文学也曾作为有文化教养的标志。同期，理论界有关真理标准、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同样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然而，时至80年代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价值改变了民众的文化心态，通俗文化如洪水之势席卷城乡，给精英文化以极大的冲击，学术、高雅艺术以惊人的速度贬值。“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玩电影”、“玩电视”的现象出现了，传统戏剧的上座率急剧下跌，学术著作出版难令专家学者普遍感到头痛。与此相联系，流行歌曲、舞会、卡拉OK、地摊文学，以言情、武侠、黑幕、暴力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等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从“琼瑶热”到《渴望》热，再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红极一时，中国通俗文化的浪潮侵袭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以上两个时期的通俗文化是有许多差别的。为方便行文，暂称第一个时期的通俗文化为通俗文化A，第二个时期的通俗文化为通俗文化B。它们的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通俗文化A表现了渗入很多政治信念的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工人的思想感情，理性色彩较浓；通俗文化B则表现了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流露出的期冀、困惑、感伤、惆怅、性意识觉醒等，有着较多的感性、非理性的内容。
第二，通俗文化A的兴盛由政治权威的提倡而致，通俗文化B则由市场经济催生，两者均受制于时代主题，属于不同的文化范式。
第三，通俗文化A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主要借鉴民间文艺的传统，文化产品单调，以文学、戏剧（曲）、电影为主；而通俗文化B得助于国门的开放和科技的进步，主要将目光投在外来文化样式的进口上，如电子琴、摇滚、迪斯科、港台影视、轻音乐等，文化产品样式丰富多样，甚至不再采用过去的通俗文化样式，如戏曲。
第四，通俗文化A讲求普及和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社会使命感较强；通俗文化B则迎合和媚悦大众，只要大众实际需要就会生产出来，文化被作为商品看待，受商业价值控制。
第五，通俗文化A是知识分子及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化大众”；通俗文化B的制作者虽鱼龙混杂，但实质上受书商、经纪人、大众传媒等因素影响，并形成了不断更迭的时尚潮流。
二、人文精神的内涵转换
有关“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忧思和慨叹并不自今日始，早在80年代中期便已相当普遍。那时有人曾预言，中国未来十年将是文化低潮时期，认为这个时代缺乏精神性领域，流行歌曲《一无所有》揭示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心态，文化人也从“自我感觉良好”转到自觉“什么也不是”。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文精神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到底指称什么，迄今未取得较一致的看法。由此可见，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谈（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不能不作具体分析。
如果说，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那么这种关怀和思考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是有具体的历史内涵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要表现为人文主义思想；而在中国，人文精神是另一种传统，其哲学和文化均以政治伦理为核心，讲求人伦关系。其中一点是讲究群体意识，个体依附于群体，群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则是卑下的、微不足道的。如果说人文精神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实际上，它只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使命感、道德良知和人生理想，并不指普通民众。如果说人文精神是指中国人通过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而表现出的智慧、真诚、善良、和谐、爱等人格成分，那么这些品格还不能构成至善的人格，更不能囊括现代精神的主要部分。再比如说，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忧患意识，是乐感文化，是忧乐圆融，实际上它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以偏概全的缺憾。人文精神到底包括哪些精神，我们应该有更客观、更具体的认识，任何简单化的倾向都有失偏颇。只有弄清人文精神的历史内涵之后，才能谈到人文精神的失落或重建。
人文精神及其演进，在当代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自50年代开始的通俗文化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所带来的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充分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解体，使对人的尊重和人的价值实现有了可能，并且部分变成历史事实。不幸的是由于随后出现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人文精神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实现程度。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沙漠化的十年动乱，强调斗争哲学，导致国民劣根性充分暴露，人文精神被前所未有地大加践踏。人文精神还因为过分强调政治意识的主导位置而遭到损害，把人比作机器上的螺丝钉，实际上就取消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扼杀了人的价值及全面发展的可能。
自80年代开始的另一种样式的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使人文精神发生了巨大转换，这区别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也区别于第一个时期通俗文化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平等、民主、自由、科学等现代意识进一步加强，个人的主体性重新得到肯定，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通俗文化的优秀部分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弘扬了人文精神，并对传统有了大的突破。它的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譬如，通俗文化的“平民化”趋向使之成为民众精神的代言人，并重新形成了民间社会形态；通俗文化置“左倾”政治的桎梏于不顾，独自发出自由而响亮的个性之声，对人的个性和人权的尊重更为普遍、更有深度；通俗文化肯定现世生活，追求个人幸福快乐，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承诺由此变得无关紧要，通俗文化不要求思想深邃，不要求欣赏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消耗，因而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轻松的娱乐和休息；通俗文化还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使中国人又有了一次心理大解放，人们现在能自由地谈论物质享受、性、美等曾被禁止的话题了，传统的“天理”的弃绝，让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的幸福感。
当然，不能否认80年代伊始的通俗文化在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对人文精神的戕害现象。首先，拜金主义思潮使人际关系传统的温情面纱被揭落，物质利益成为许多人的追求目标和处世原则，那些曾使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各种优秀品质，如友善、坦诚、同情、助人为乐、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等，一时间在金钱的专制下奄奄一息。推而广之，人与民族、人与国家的关系再次被不恰当地定位，利己主义势力陡增，若不被遏制，任其膨胀，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其对社会肌体的破坏。其次，市场经济社会的初步形成，使商业价值占据社会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而目前中国健全的社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一切东西都被看作商品，凡是不具备商品特点和商业价值的东西，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如精英文化中的学术和高雅艺术，因其深厚的人文价值和崇高的艺术品位，不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认可而遭到排挤；与此同时，通俗文化因其娱乐性、复制性、艺术水准低等特点而赢得了更多人的消费和接纳，乃至到处泛滥。再次，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渴望发财和害怕贫穷的心态，滋长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损害了对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谈赚钱、谈享受成为一种时尚，谈人的生存意义等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话题却被认为迂腐。一般民众如此看待，一些不能坚持学术操守的知识分子也作如是观，或“下海”，或津津有味地注视着“海”上风云，不能不说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三、人文精神的重塑和完善
人文精神在社会转型期发生某种偏废，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若延续时间太长，则不正常了，国家、民族、人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80年代中期以来，通俗文化的再度兴盛及至泛滥，人文精神经受严峻挑战并面临转换，引起了学界、舆论界的热烈讨论，各种观点、态度均有。
一种观点来自愤慨者，认为一些宣传渠道以城市排泄物出现的速率制造的“文化垃圾”，挤迫着市民本已拮据的空闲时间；无聊的影视作品把人类生活、情感残损化、卑下化；“文化垃圾”还表现在现代人整个生活方式中——理性化的时代似乎恢复了古代的繁文缛节，种种以“情调”为借口的消遣方式使人们追求享受委琐而肤浅的文化意趣。另一种观点则表示认同，认为现在是一个“泛化”的时代，文化一旦在市场法则的万花筒中滚动起来，就打破了原先坚硬的内核和外壳，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异和组合；相信中国文化在迈入巨变轨道之后，将显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它萌生于前所未有的生命源之中而充满生机。还有一种观点持平静分析的方式，认为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谓的雅俗对峙与竞争，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向谁家的一统天下。以上各种对通俗文化的评论，同时隐含着或表明了论者对内蕴其中的人文精神的看法和态度。
我们认为，当今的文化发展，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不适当比例的对峙，人文精神有很大一部分被歧视和冷落，每个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感到不安、不满，但是仅仅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塑和完善人文精神。在商业社会的发达国家，虽然商业价值决定了文化倾向，精英文化被无所不在的视听和商业的陈述及广告所包围，但是精英文化依然得到商业的资助和社会的普遍尊重，它所体现的精神一直是对现世生活的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精英文化以其深刻的思想感情内涵和对国家、民族、人民、个体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为特征，在社会文化格局中处于指导地位（其中包含对通俗文化的指导），因而加强精英文化及其人文精神的建设，也是完善的人文精神得以高度张扬的基本社会需要。
调整整体文化的不合理布局并弘扬人文精神，应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国家要制定更为合理的文化政策，正确的文化政策必将开创整体文化繁荣的局面。其次，作为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主体——人文学者应保持独立人格，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怪圈中挣脱出来，加强人文学科建设。再次，全社会各阶层应共同参与、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重塑和完善人文精神这一综合工程，使其由虚拟态过渡到现实态，使社会循着人文精神的光芒照耀而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