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屈的人有时候就会想办法给自己争口气，或者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候，我把刘小珂放在在床上，脱了鞋，拉了个毯子盖上。转身向离开，又忍不住坐下来，盯着她的胸看了两眼，咽了口唾液，咕嘟一声，然后我就低下头，打算亲下眼睛，然后转移阵地到嘴唇。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可是这个时候，刘小珂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她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声音很大，很幸运，不是我。
她喊道：炎。
一般这时候，她就醒了。她喊炎的时候，一般是做了噩梦。
刘小珂睁开眼，打量一下我，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衣服，还好很完整。于是，转过身又睡了。我彻底没有了想法，一个人坐到客厅里抽烟。
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小澜的电话。
小澜说：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了，早上五点半到北京站出口接我。
西班牙1比0战胜了荷兰。南非的乌乌祖拉依旧嗡嗡嗡的叫着。电视机声音开的很大，我没有听清她说的什么。
我大声问：小澜吗，你怎么了啊？你在哪里啊？五点半接什么啊？
我那天没有去接小澜，因为我之后又接到了小李的电话。小李是做警察，每次找我都说关乎人命，小澜的电话最大程度也只能关乎我的回忆，在人命和回忆面前，我选择人命，一人命很实际，有鲜血有哭喊，还有凶器。
小李是警察经常拉着我一起夜间巡逻，我们每天晚上10点以后开着辆白色面包车在片区里游荡。如果不是因为车上面安置了警灯，我们的样子和伺机作案的土匪没啥俩样。小李是高度近视眼，初中的时候就八百多度，到了如今做了警察，估计就有两千多度，近乎盲人了。我真不知道他在警校是怎么过的，也不知道他的射击训练有没有及格过，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开车。我觉的警察不会开车，和混黑社会的人不会开车一样很搞笑。小李胆小，最怕弱小的动物或庞大的机械。比如小强和汽车。我多次劝说他近视眼开车也不是不可以，你在北京开车是不会超速行驶的，不超速行驶你的纠正视力功能就不会失效。他依旧坚持不学车，很不幸我和他分配在一起，只能每次都是我开车。我开始不明白小李这么不像警察的人怎么做了警察，后来知道他是所长的老婆的姑姑家的侄子。所以我从此以后又很敬佩他，就算他害怕小强，就算他不会开汽车，也会混的比我好。于是，我对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绝望，怀着悲悯的心态时常仰望星空，却得不到任何外星球美好的呼唤信息。
我经常梦想着在巡逻的时候能办一件大案子，比如遇见抢劫的，上去拿着警棍抡个痛快。比如遇见强奸的，挺身而出得到广大青年妇女的青睐。更有过很坏的念头，遇见杀人的，正好被我们阻止了，或者当场把杀人凶手抡死。我们是被香港电影毒害的一代，总是因为警察是合法的杀手，可以很MAN.。到后来，看了香港97回归后的一些警匪片，才明白警察其实是一个很窝囊的职业。我们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过，因为别说北京市区了，就是北京郊区也是天天打架的都看不到，我无比膜拜如今朝廷的能力，犹如狗熊膜拜鲜嫩的玉米。
我们几个月前在夜间巡逻，在灰暗的路灯下看到一只猫在呜咽，是一只大白猫，匍匐在地上，脑袋耷拉着眯缝着眼睛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呜咽。那眼神特像喝醉了的刘小珂。我就起了恻隐之心，把猫抱回了家。天亮后抱去宠物医院，检查出爪子被压伤了，撒了点药面，做了包扎。那个长的像猴子的兽医告诉我，没事，过两天就能窜能跳了。我猜测这猫是附近人家的，可能不小心跑出来被车子压着了，我住的这一片人素质比较差，天不亮就使劲的鸣喇叭，在小区里开车以为是高速公路，反正不是市区，只要没有牌子挂在那限制，就无所顾忌，完全不懂的体谅睡觉的他人和路过的小猫咪。
几个星期前的晚上，我们还遇见过偷情的中学生。在路边的树丛后面就干上了。姿势奇特，一看就是被日本A片教化多年。我和小李互相对视，我看见小李的咽喉部位咕嘟一下。而我的身体也有了变态的反应。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我们中学生的时候，社会还很单纯，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要画三八线，有时候用粉笔，会在丑的要死的天蓝色校服袖子上擦出白花花的痕迹。有时候女同学拿着圆规尖对着我们很无辜又清瘦的胳膊，总是被伺意伤害。我们还无处喊冤，如果说出去，其他同学会小声嘀咕。老师会说我们的思想很复杂。如今的90后孩子真是一下子就把我们拍死了，我们还没有牵过手的时代，他们已经尝试了苹果的香甜。我们到了高中毕业趁着醉酒会抱住一个姑娘轻轻的说声我喜欢你，女孩子闭上眼睛撅着嘴唇等着毛茸茸嘴巴的靠近，我们却会在最后一刻功败一溃。而这时候的高中生已经以流产几次做为身份的象征。时代太快，我们的父辈不明白为何理想主义可以被轻易扼杀，崇拜的伟人为何可以被逐渐淡忘。时代太快，我们也理解不了如今的孩子是不是还懂得爱情是什么滋味。
无论是遇见受伤的猫，还是遇见中学生偷情。都没有我的什么事，只是因为我太无聊，于是和小李巡逻。虽然我收养了那只猫，并天天喂着肉罐头睡着纯棉小被窝。虽然我们装模作样的下车对中学生喊停并勒令不要污染社会的大花园。我们似乎就这么点能力，一个迷茫的作家一个实习的小警察，深夜徘徊，日间沉睡，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做警察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甚至想自己策划几起绑架或者凶杀，幸好被刘小珂一巴掌拍回了人间。
刘小珂专门跑到我家看小珂，还带了猫粮和老鼠玩具。然后刘小珂又拍了拍我的脑袋，问我，老苏，你叫它小澜是不是没安好心？我十分纳闷，小珂这俩字又不是你发明的。刘小珂认为，我是出于很龌龊的心态起的这个名字，比如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抱小珂，可以亲小珂，可以调戏小珂，反正可以干很多事情。我只好说，刘小珂同学，如果喊它老苏，我会疯掉的。
小珂很乖，因为总是趴在沙发底下躲着我。吃食的时候才想着叫两声，提示我是它的奴隶。它还不喜欢我抱，我一抱它就叫个没完，似乎我要非礼它，我又不是发春的公猫。我时常对着小珂发呆，比如思考它为什么不喜欢我的怀抱。它有时候也对着我发呆，但是我永远不会明白它在想些什么玩意。
它发呆的时候会想起自己以前的恋人吗？我发呆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张小澜。
我同情一切弱者，把自己看做万物的主人，圣经中的耶稣。我站在高处，俯视地上爬行的蚂蚁，或者昂头凝视孤独的行星。所以我收养小珂让它吃的比我还好，所以我同情虽然有着花不完的钱却同时也有着数不清烦恼的刘小珂同学。我也同情小李，他近视的那么厉害，我能看见偷情的中学生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裤，以及乳房的大小尺寸，而他只能看到模糊的一团黑影。我更同情他要走关系才能做一个实习警察，不如我底子清白，坦坦荡荡纵横天地之间，永远不会问心有愧。我还同情被我们抓了现形的中学生，好不容易趁着颜色挥洒青春的荷尔蒙，却倒霉的遇见我们。我同情在地下车库被围堵的中老年赌徒，他们对生活失去希望，在灰暗的地下室里玩着纸牌和麻将，丢失了人生中许多美好的瞬间。比如没有看到女儿出生，比如没有看到妻子悄悄的在枕头底下藏了一套情趣内衣。我同情夜总会里那些浓妆艳抹穿着艳丽短裙经常和我们玩躲猫猫的小姐，她们大多出身农村，瞒着父母说在大城市里卖衣服或者在工厂里做女工，父母高兴的拿着寄回来的钞票在邻居面前一个劲的夸自己的女儿能干，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女儿夜半三更依旧莺歌燕舞沉醉于各色男人怀中。她们宿醉，黑眼圈，大腿根部和胸口不间断的有淤青，害怕和男朋友接吻，出台担心有人敲房间的门，然后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高潮。我还同情我片区的一个乞丐，他三十多岁，春夏秋冬一件破军大衣裹身据说已经十多年没有洗澡。他之前不是乞丐，相反是一名军人，抗洪的时候差点死掉，后来精神失常到处流浪，无人寻找他在哪里是否能白天吃的饱晚上睡的着。更无人善意的给他一个微笑。
1998年，我十八岁。
那年的整个夏天，我一直在做梦。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一场美丽的梦。有人在春梦的湿热中茫然爬起，有人在黄粱的富贵中沉睡不醒。我曾经梦想过做炮兵，做空军，想象着自己拿着AK47冲锋在战场的模样。在我梦想这些的时候，身边的人是张小澜。那时候我在为报考警校还是军校而犹豫不决，张小澜在为肚子里的孩子是生下来还是打掉而再三斟酌。
费城很小。小到我随便走走就能遇见也在随便走走的张小澜。费城的夏天却很长，长到我们在一个夏天就经历完男女之间所有的悲欢离合。我三岁的时候天天去费城卫生院挂吊瓶，我从小就体弱，不是口腔发炎长满脓疮，就是屁股发痒起满疹子，头疼感冒发烧的概率在我爸说起来，就和我每天拉屎撒尿一样的频繁并无任何规律可言。再说下我家，我家在离费城几公里外的一片山坡上，夏天的时候隐匿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犹如世外桃源。到了冬天却是光秃秃的显露在乱石坡上，颇似日本鬼子占据中国时修建的碉堡。我家后面的北山顶真的就有一个碉堡，也真的是日本鬼子修的，只是后来被国民党的小炮夷为平地，如今爬上去还能在乱石坑中触摸战火的硝烟味。那也是我家附近唯一具有历史气息的古迹，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十年历史。我曾带着张小澜来过这个碉堡，她却认为我是在撒谎，因为我很自豪的说我家附近有历史古迹。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张小澜和我是同桌。上小学之前我们还有过很深的缘分，就是我三岁那年夏天天天去卫生院。她倒不是口腔发炎长脓疮，屁股发痒起满疹子，而是那年为了爬到家里的柜子上弄点心吃，她自以为天才般的把凳子一个个摞了上去，没摔死就算命大。她只是摔断个胳膊，擦破了嘴唇。于是天天去卫生院换药。我从三岁起打针就不哭，三岁前我不记得，我爸说我三岁前见了针还撒欢，看见医生比看见亲爹还兴奋。我倒是知道我三岁后见到医院的阿姨上去就抱住大腿喊妈妈。医院的阿姨不忍心推开鼻涕老长浑身泥巴的小屁孩，只好捏捏我的屁股蛋，轻轻的亲下我的额头，那是我脸上最干净的地儿。我相信那是真的，因为成年后我看见穿了白大褂的护士就能直接勃起。我能记住张小澜是因为她太能哭，哭的让三岁的我都想上去亲她脸蛋捏她屁股，或者恨不得上去两个耳光看你哭还是不哭。卫生院小的和厕所差不多，就一个大门，一个问诊室，倒是很多大夫和护士。那时候卫生院是国营的，在里面的都是铁饭碗。我爸抱着我打针时，总是让我好好学习，长大后捧铁饭碗。那一年不是我在等医生，就是她在等医生。我们等来等去，就有了感情。不对，是就对上了眼。也不妥当，就是很熟络了。我喊她，小澜，小澜。别哭，别哭。她却哭的更加厉害，左边眉头右上角的的那颗痣一跳一跳的。
十几年后，我在费城的人民公园门口，看到张小澜蹲在马路牙子上一个劲的哭。我还是上去说：小澜，小澜。别哭，别哭。她十几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看见我哭的更加厉害。左边眉头右上角的的那颗痣还是一跳一跳的，只是大了一圈。
上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喜欢张小澜。不是那种脱裤子的喜欢，我还没有那么长进，也没有发育到脑子里都是屎。我就是想欺负她，比如故意借她的橡皮，然后用指甲扑哧扑哧的抠成碎末。再或者没事在她抽屉里放条小蛇或者赖蛤蟆。我喜欢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吓得四处乱窜，却上天不能下地无门的样子。我还有事没事的问她数学题，比如一加一等于几。她本应灿烂的童年被我折磨的犹如人间地狱，并好几年认为她小学同桌的那个乡下娃子不是弱智就是白痴。张小澜却是真的好，不管我怎么欺负她，她都忍受，不像某些丫头动不动就去找老师告状。前些天，我和一伙神经病讨论初恋，其中一个神经病专家说，男孩子小时候如果欺负一个女孩子，那是最深的爱。我操他鸡巴，张小澜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神经病专家，不然一定会感动不已，狂呼丘比特提前早熟。
我总是不经意的就能遇见张小澜，这种概率和我总是在费城不经意的踩到狗屎一样。但是我也总是在张小澜离去之后，许久不能遇见她，这种概率和我在费城总是想找狗屎时却怎么找不到一样。三岁以后，我身体就辈棒，吃肉长肉，吃块石头也能迅速消化。但是我开始怀念天天去卫生院的日子，不是想念小澜，那时候脑子里没有想念这个词，因为我病了，我妈会给我买糖葫芦，我爸会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畅游费城的大街小巷。我有时候会装病，为了让效果逼真，故意喝凉水，故意吃腐烂了的西红柿。可是我的身体机能通过一年来的大小折腾，已经完全被强化升级，再也不能病了。有一天，我说我病了，我要吃糖葫芦，我要坐大车。我爸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我不是一个喜欢上学的孩子，为了让我上学，我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加上连蒙带骗。而我却偏偏在入学的时候遇见了张小澜。我排队拿铅笔盒的时候，听见老师喊道，张小澜，张小澜。我身边的扎羊角辫的女娃娃啪的站了起来，响亮的喊了一声到。等她坐下，我连忙喊着：小澜，小澜。她以为遇到了热情的同学，连忙答应。我后面跟着：别哭，别哭。张小澜同学对这对排比句没有任何免疫力，不管过多少年，听到这句话，依旧会哭个不停，左边眉头右上角的那颗痣便跟着一跳一跳的。我入学的第一天，就以欺负女同学的名义被站在教室门口罚站。
二十多年来，我遇见过张小澜三次，三岁一次，七岁一次，十八岁又一次。从此天各一方。这三个时间段至关重要，每个时间段发生的大事都会影响我的一生，比如三岁开始记忆，七岁开始学习，以及十八岁开始喜欢姑娘。
我做了一个总结，她是我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