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讨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于社会的进步，其中的要点在于，研究结束之后，还需要经过某些必要的步骤，才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开展研究的阶段，我们就应该预见到今后要采取这些步骤。本文的许多素材来自本人将经济学知识投入实践的经历，包括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IBM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提供的咨询，从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为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担任顾问，以及80年代早期以来为中国大陆的高层官员提供建议等。
这些经验让我认识到，学术上的成果，包括那些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前沿内容，本身不足以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经济决策。这种情形就好比，某些人能在医学研究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却未必有能力给病人提供恰当的治疗。我希望对自己获得的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经验进行一些总结，与读者们共享。
【注】本文发表于《比较》第三十六辑，中信出版社，2008年。——编者注
从学术性的知识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某些一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应该用哪些方面的经济学知识以提供合适的政策建议。当他们离开象牙塔，去政府承担顾问工作的时候，许多人就体会到了这一点。例如，研究宏观领域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就很难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供有益的建议。那些在华盛顿有一定资历的学者都可以证明，他们是通过实践学会如何提供政策建议的。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天然具备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的能力，正如研究微观领域的经济学家不能随便担任大公司的CE0一样。
经济学是探讨经济现象的一门科学，它既用来解释也用来预测特定的经济现象，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实证经济学。另一方面还有所谓规范经济学，它涉及判断结果好坏的课题。如果经济学的分析能告诉我们，通过某种方式配置既定的资源所得到的一定组合的产出，比通过另一种方式配置资源时更多，那么这种分析就能发挥改进经济绩效的作用。规范经济学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从这里描述的经济学的性质来看，我们不能保证职业经济学家必然拥有给政府政策提供良好建议的能力。通过扎实的经济学训练，一个人可以熟悉经济运行的原理。然而要想提供良好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建议，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还需要补充其他方面的素质。
那么，还要用到哪些素质呢？首先，面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我们要有能力判断应该利用哪方面的理论知识。学过许多医学知识的大夫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如果未能正确地判断出病因，治疗就可能会出差错。知道某种药方能治好某种疾病是一回事，弄清楚病人罹患的到底是哪种疾病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方面可以看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许多人认为在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就未能正确判断某些国家的病因。那些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缺乏流动性，但他们提出的建议却是控制政府开支，可谓南辕北辙。第二个例子是，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美国政府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建议增加中小学的数量，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但他后来承认，在这些经济亟待发展的国家里，虽然按照他的建议设立了大量的中小学，却没有足够多的合格教师。
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应该采用何种经济学分析工具，直到更有经验的人给了我提醒。1966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台湾，当时我已经是在主要期刊上有论文发表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终身教授。我很幸运地作为年轻人加入了一个经济学家团队，带头人是刘大中和蒋硕杰，他们被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重要智囊。1967年，蒋介石亲自任命我们担任他的经济顾问。但在最初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难以判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在纯经济研究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研究者需要判断用何种工具来解决待研究的课题。通过那段时间在台湾地区的实际操作经历，我才学会了如何用学术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从选择合适的理论知识到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我们现在假定，经济学家们知道对现有的问题适用什么样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带来正确的政策建议。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那样，弄清楚问题是解决方案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知道经济体制的某个部分不能正常运转，不等于就明白该如何修复。
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顾问或者说海外成员，这段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体改委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负责，主任则由中国的总理兼任，可见该机构的重要性。
当时的一项重要议题是价格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启动了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最开始的重大突破是在农业领域。公社体制下的集体耕作由家庭农业取代，当然名义上没有正式采用私人经济的称呼。新体制被称为家庭承包制，每户农民家庭都能得到一片土地，在上交了固定数量的产品（相当于固定租金）之后，剩余的部分由农民自己支配。从经济学基础课程里我们可以知道，固定的租金不会影响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所决定的最优产出水平。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性质的，因此生产资料的价格往往不会进入最优产量的计算。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是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首先是给它们投入产出方面的决策自主权。国有企业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得收入，因此，放松价格管制对于改善国有企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讨论价格改革时，一个主要议题是员工的住房租金价格过低，每月只有4～5元。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问题所在，就是某些要素的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水平。在价格水平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就可能不理想。过低的价格会导致资源使用的浪费，过高的价格则会导致资源使用不足。问题的由来我们弄清楚了，但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给以解决。
体改委拿出了一套出色的解决方案，就是双轨制，在几个重要市场上实施。在住房领域，现有的租户可以继续住下去，并支付低廉的租金。提高他们支付的租金水平可能引起动荡，因为剥夺某些群体长期享有的权利总是很困难的。美国的农民多年以来也是这样享受着联邦政府的津贴。不过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放开了商品房市场的建设和销售，其销售和出租价格按照市场供需设定。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人可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套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可以说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因为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某些人还能住进更好更豪华的商品房，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的原材料价格改革。政府继续以低价格给企业供应原材料，但数量有限，超出配额的部分则在市场上供应，按照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由于国有企业的边际产量是根据较高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所以这种安排能够实现最优的产出规模。或者换个角度来看，以低价格给国有企业供应数量有限的原材料，相当于给它们划拨固定数额的补贴，并不会影响它们的最优决策。
第三个例子是，外汇是按照固定汇率供应的（当时的人民币价值有所高估，与2007年的情况不同），数量却有配额限制。与此同时，上海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进出口厂家可以按照市场价买卖外汇，美元的价格比政府定价更高，但可以解决许多无法从政府那里购买外汇的人的需要。总的来说，双轨制对于改善中国转轨期间的资源配置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的读者可能以为，上述政策都是基于非常简单的思想，任何研究实际问题的经学家都应该能够想到。很多杰出的思想看上去都很简单朴实，但需要有人指出来，并证明其正确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的经历，它们在一夜之间取消了价格管制，在一年之内把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崩溃，国有企业被匆忙地卖给那些机会主义投资人，他们并不懂企业的经营，只是希望以低买高卖的投机牟取暴利。这些采纳休克疗法的国家借鉴了某些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他们很清楚市场经济的优点，但结果表明，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并不保证在经济政策建议上拥有良好的感觉。
发表政策建议的要点
在上文中我指出，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良好感觉和正确判断不是所有职业经济学家都必然拥有的。本节的内容是，当你有了良好的感觉之后，在发表建议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
第一，政策的可行性。我们不能提出那些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无法实现的建议。经济学家们经常会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吹。但在政府官员面前这样卖弄，有可能失去对方的信任，在未来提出可行的建议时也会因此受到牵连，更难被人接受。
第二，选择能与自己合作的合适的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官员与自己合作应该有良好的判断。如果某位顾问知道，重要的政府官员都不能理解或接受他的观点，那就没有必要提建议。由于掌握权力的人不接受，好的建议被搁置下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对错误的人强行宣传正确的主张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哪些人是能够合作的合适的政府官员呢？我是指那些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我遇到过的很多高层领导人都缺乏足够的推动力，还把不够好的建议纳入政府的政策。
第三，经济顾问找到了足够明智的政府官员之后，还需要寻求良好的时机。如果提建议的时机不对，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四，我们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我本人和中国体改委官员的合作就给了我很多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启发。体改委的官员们不止一次地纠正我的错误，教给我所不知道的经济知识。我们相互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很多收获。在寻求良好的经济政策时，进行互动的交流讨论是个很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