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质疑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经济是否适用。如果懂得如何运用它们,就知道这些原理也是适用于中国的。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原理并不容易,因此,许多北美和欧洲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充足的经验,可能无法把他们的所学运用于中国经济实践。
我以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为例,来证明这些原理对中国的适用性。数量方程MV=PY解释了价格水平P如何被流通货币M和实际产出Y影响。在这里V是货币流通速度,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是恒定的。在1978年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教科书里就已经开始教授这个公式了。这个等式写成P=V(M/Y),表明决定价格水平P的最重要变量是M/Y的比例。
1985年,我参加国家教委主办的一个中国宏观经济学研讨会时,时任总理问我,1984年突然增加货币流通量(M的一个衡量标准)高达50%,这是否会导致在1985年出现通货膨胀。我使用1952~1984年的数据,通过M/Y的变化以及过去的通货膨胀率(由于惯性或滞后效应)来解释通货膨胀(衡量P的变化),并且推出了一个方程。结果是,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太可能超过9%,这个结论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因是M在一年中的迅速变化并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
然而,当M增加在1984~1989年间年复一年发生的时候,严重的通货膨胀确实在1989年发生了。这个方程自1985年首次推出后经数次更新。根据我最近在2006年的研究表明,同样的方程在1978年之前和之后同样有效。用邹氏检验方法,我发现,用1952~1978年的数据推出的方程与用1979~2004年的数据推出的方程是一致的(见《中国经济转型》第6章,2007年;“价格水平和产出”,www.princeton.edu/~gchow)。鉴于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在第二阶段进入市场经济,这个结果是难能可贵的。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这个重要的经济规则适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
这项研究只包含一个方程,为了扩大研究,我联立了三个方程,通过历史数据来解释M、Y和P(通货膨胀)的变化。这三个变量的关系是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该理论认为:当M增加与经济内部运行无关时(正如这三个方程得出的结论),其对产出Y的影响将是立竿见影的,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对价格水平P的影响是滞后且持久的。四年前,我试图推算这些方程,并研究了上述两种效应。在我的研究开展之前,弗里德曼看都没看中国的数据就告诉我,我的结果将证实他的理论,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肯定这个理论适用于中国。事实证明,弗里德曼是对的。
弗里德曼的理论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结果是几乎马上促进了产出Y增加,但是对价格水平P的效应延迟到2006年才显现。产出迅速增加就被称为过热。除了货币流通量M迅速增加,另一个导致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增加,政府官员控制着公用土地,而且急于在任期内批准上马城市发展项目。2005年9月在中国银行演讲时,我就预测,通货膨胀即将到来。我的预测基于弗里德曼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被证明适用于中国。果然,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2007年上涨了4.8%,2008年7月是6.3%,高于2007年同期。
为什么货币供应量增长如此迅速,中国人民银行能否放慢这种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导致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和外汇流入。大量流入的外汇又兑换成人民币。这一规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央银行难以控制。一旦人民币汇率在未来几年逐步上调到均衡水平,这种无法控制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就将放缓,通货膨胀率也将逐步降低。
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已放缓,政府已将其政策由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转为刺激生产和就业。而中国比其他大多数经济大国情况要好,出口减少的消极作用没有强大到足以导致中国经济衰退的程度,甚至不足以拖慢经济增长率低于6%~7%,因为正如我在前文所述,还有三大基本因素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丛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