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当年，他创设“邹至庄项目”，把中国的青年学子推介到美国名校学习现代经济学，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贡献了一批专门人才。他提出的“邹氏测试”（Chow TeSt），则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创了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河，因此，他多年来一直是华人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人们惯常用两组数字来介绍他：一是1989年，美国《教育经济学报》推出的“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他名列第28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二是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是其中唯一的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八。
近日，邹至庄教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出席第二届普林斯顿-中国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研究论坛，并就能源和中国经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注】本文根据《文汇报》对作者的专访整理而成。原文发表于《文汇报》2009年11月18日。——编者注
对市场活动的监管不是越少越好，市场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
文汇报：作为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转型时，您曾经提出了三个关键性因素：人口优势、采纳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后发优势。那么，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后发优势现在是否仍旧存在，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
邹至庄：所谓后发优势，顾名思义，就是如果你已经赶上去了，这种优势也就没有了。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赶上来，但是，这个后发优势至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还是存在的，尽管它的确在逐渐减少。毕竞，中国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城市化仍旧有很大空间。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发展不均衡；不均衡当然有很多坏处，但是客观而言，我觉得不均衡也有一定的好处，它使落后的地方可以有更强大的动力赶超上来。目前中国的一些机构，公司也好，学术机构也好，都在极力引进世界一流人才，并提供世界一流的待遇，这就必然会同本土人才形成差距、出现不均衡。这样的不均衡其实可以推动本土人才更努力地赶超。
文汇报：同后发优势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往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目前还可行吗？
邹至庄：很多人已经说了，出口对中国而言当然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进口。现在的问题是进口还不够，你出口以后获得2万多亿美元，中国的好东西出口给别人了，换来的却是一张张美元，美国人欠你那么多钱，你却没有好好利用。我的观点是，只有充分用好这些美元，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好。至于中国究竞要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口什么，我认为不完全是我们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而是要由市场来决定，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文汇报：您此前在总结中国经验时还提到过，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少。但是，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有了很不一样的看法。对此，您怎么看？
邹至庄：市场干预从来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不可能有完全不受监管的市场。这里面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市场给予人们竞争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平等地参与各项经济活动，但是，参与这些经济活动必须守规矩才行。即使在美国，其在专利、垄断等方面，还是有所控制的。现在美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金融机构没有守规矩，有时候甚至是规矩本身也没有定好，所冒的风险太大。
幸运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购买房子不允许零首付，中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发展到那么先进。金融机构也好，居民也好，没有冒那么大的风险。所以，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求人们对市场加以监管。
文汇报：但是，我们知道，上述金融衍生品得以发展，其初衷似乎也是为了分散风险？
邹至庄：一些金融衍生品最初以为是可以用来分散风险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产生了更多风险。其中一种风险就是：对我来说风险减少了，但同时别人的风险增加了；即所谓减少我的风险，增加你的风险。风险最终没有被消灭，而只是被转嫁了。
文汇报：有句俗语叫做“too big to fai1”（大而不倒）。那么，让政府做最后贷款人，是不是风险仍旧非常大？
邹至庄：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要将大的东西管住，不能让它垮台。“fai1”的意思就是法律允许做有风险的投资，以后希望把这些风险投资管住，减少垮台的机会。就市场活动而言，不是越少管越好；有些地方应该加强监管，市场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
产品好不好应该由市场决定，新能源产品也不例外
文汇报：现在，环境保护在全球被广泛讨论。不少人认为，为了环保，必定要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您看来，这当中是不是存在非此即彼的悖论？
邹至庄：发展的确是有代价的，任意发展，就会损害环境。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消费活动，都是需要消耗能源的，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能源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用能源的人是否为自己造成的环境破坏支付了代价？如果支付了代价，也就是说在利用资源的同时偿付了成本，那么，经济活动就能达到最优。
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假设我在湖边建造了一个工厂，很多污染物被排放到湖里，如果我不去支付污染湖水的代价，那么这种生产活动就不是最优的，就存在浪费；如果我利用了水资源，并为自己的排放支付了代价，那么这种资源的利用就不会存在浪费。所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利用环境的同时支付了环境代价，这种经济活动就是最优的。
文汇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能源是不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一个机遇，从而成为金融危机后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邹至庄：新东西当然会带来新机会。市场出现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不管是在新能源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新产品就是一种进步。比如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没有污染，价格又适当的话，很多人就会去买，市场就会形成机会。
文汇报：但是，情况往往是，新的东西确实好，但价格会比较高。您如何看？
邹至庄：就这个问题而言，我的观点是，好不好，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文汇报：对于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会议和新一轮全球碳排放谈判，您又是怎么看的？
邹至庄：在碳排放问题的讨论上，科学家观点不一，各国政府也有分歧。我的看法是，要尽量发挥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确定：第一，未来两到三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多少？第二，这一排放总量如何分布到全球各个不同国家之中？为此，联合国各成员国需要对未来两到三年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投票，以投票的中位数决定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联合国把总量以排放许可证形式发给各国。每个国家得到的许可证，与它的人口成正比，因为世界上每个人的排碳权利是同等的。因此，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没有特权。如果它们需要多排放，可以向他国购买，价格由双方决定。各国政府有责任遵守这一共识，来限制本国的碳排放不超过其排放界限。我希望中国或美国会在联合国提出这类建议。
诺奖是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文汇报：前不久，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公布了，再一次勾起了中国人的期待与讨论。对于这种“诺奖情结”，您究竟怎么看？邹至庄：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选择的得奖者大致都很有水平，有些是大家一致公认对经济学有很大贡献的，如阿罗、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但有些得奖者，大家不一定同意。诺奖是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就经济学界而言，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般同行都认识，对他或她的贡献都有评价。经济学界不承认你有重要的贡献，你的作品对学术研究没有影响，即使得了诺奖，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充其量只有一天的报载，数日后大家都忘记了。设想一下，现在的经济学研究生，能记住几位诺奖经济学家呢？大致想不出六位，更不用说一般不专攻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了。
（记者 田晓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