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这些概念化、口号化的赞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造就出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名声的积累，现在几年中就达到了。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安德森，25岁，在Netscape上市的当天，成为亿万富翁。
这股浪潮因为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是一股清新、锐利而招摇的力量。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一个等级严格、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一个对财富、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一切都从外面舶来的社会……
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技术、理念而归，宣称宽带会让知识与信息像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谈话里使用的是VC、IPO、Page view这些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阅读的是《连线》、《快公司》这样的杂志，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的，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80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乔治·萧伯纳，谈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而现在他们引进了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
10年里，网络的泡沫吹大、破灭、又再兴起，资本撤走又到来，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陆续诞生，各种新概念也不断兴起。在这个行业内，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14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马克·吐温年代的人物了，比起Facebook，连Google都显得年华老去了。
和10年前一样，中国仍是一个在模仿的国家，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彼岸有了Youtube，此岸就有了土豆网，Facebook诞生于哈佛校园，北京就有了校内网。但是，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
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发生了。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一家.com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地发现竟然那么多人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新浪网上阅读新闻；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2亿……手机、即时通信、iPod，使互联网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对于城市青年来说，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远的小镇，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我记得一年前的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整个县城空空荡荡，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2块钱一小时，15块钱一整夜，你可以在这里聊天、打游戏、看韩剧，那个15英寸的显示器，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实在是太匮乏了？
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的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却产生了共鸣，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那样的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的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Julia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一种趋势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中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就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地低俗化，越来越浅薄……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备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割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
三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Digital-Life-Design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这座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在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能看到了，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能通向天国。红色的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15世纪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100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90年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崛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的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以便和朋友在网络上分享即刻的在场感。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唯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中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主导的。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Blackberry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象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快，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络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他更要表现自己青春的充当。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Google会做什么？》
“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Google”，他在书的第40页写下的这一句话，或许概括了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就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第40页写下的另一句话，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250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地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像对待一种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了对新技术的歌颂，”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信网络与贸易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blogger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17世纪，曾是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19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而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blogger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
四
Julia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她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最上流社会的机会。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地合影，再告诉全世界——“I got them”。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NOSOCIETY——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5年后，我们还会记住Julia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被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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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年龄来评价，你认为自己的国家多少岁？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为什么公认现在中国的国家形象年龄是30岁？！
作者作为媒体人，带着“中国33岁”这个颇具吸引力的话题，展开了一次国家观察之旅……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聚焦的中心。经由一个国家年龄的民测结果为议题，作者走访12座南北城市，访问50～60位年龄与事业俱属社会中坚的人士，除开始时记录奥运时刻中国城市发展一幕，也为地方人物的心态与思想留下存念。本书就是这一系列图文并茂的访问手记的集成。它也是检视中国的一个断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