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没人会这么说。你之所以不能说默多克有了改变，因为这样说似乎暗示着他早就需要这样的改变了，例如，默多克一直以来就是极其顽固的右派人士。另一个你不能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默多克不习惯进行这种交流，他并不喜欢这种心理层面上玄乎其玄的东西。而且，如果说他有了改变，也就意味着他的性格变得软弱了，也似乎意味着他已经变老了。
不过不可否认，默多克确实有了变化。
这种改变和邓文迪有着直接的关系。默多克说邓文迪不谈论政治，其实是说她没有政治偏见，她不会像默多克那样左右权衡地去考虑问题。在邓文迪一生的旅途里，她的经历让她不得不保持一种开放灵活、随遇而安的姿态，因此她的个性也变得热情达观、充满活力而且愿意拥抱生命旅程中的各种机遇和欢乐。换而言之，这一点和丈夫多年来形成的闷闷不乐、愤世嫉俗的性格完全相反。
邓文迪还不能流利地说英文之前，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的厨房打工，后来跨入了耶鲁大学商学院的大门，最后走进了默多克的生命中。她的传奇人生就像一部美国创业史中的女主角，其经历的坎坷程度可以和默多克相提并论。默多克显然为邓文迪的这种传奇经历和她的雄心壮志所吸引（有人猜测，他们枕边聊天谈的估计都是生意上的事）。或许，你会觉得默多克的这种转变很好笑，他原本灰白的头发挑染了其他颜色。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并没有抓住默多克变化的实质，他其实在努力地把握每一次机会，时代的风潮在变化，而默多克在努力适应它。
邓文迪几乎将丈夫培养成了一个开明派人士……至少她把丈夫引见给了很多开明派人士。这位原来怒气冲冲、讨厌装腔作势者的新闻巨头开始和锐意进取、魅力非凡、聪明伶俐、社交面广的人士一起聚会。达沃斯、戛纳、太阳谷和巴里·迪勒的游艇上都出现了默多克的身影，这些地方已经成了默多克的社交世界。他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这种表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到底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多少是为了满足邓文迪的要求而露面的，又有多少变化只是为了履行丈夫的责任而不得不为之的结果。
不过，默多克依然是一个好斗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并且反对欧洲，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之前相比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他开始更加喜欢开明派人士了，这些人士也开始喜欢他了，U2乐队主唱波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Google的创始人、影星妮可·基德曼、梦工厂电影的创始人戴维·格芬都是他和邓文迪的好朋友。因为喜欢邓文迪的朋友胜过喜欢自己的朋友（默多克从前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相互矛盾的气质。
同邓文迪以及4个相对开明的成年孩子在一起相处，默多克自然变得比过去更加开明了，他的人生也在通往新的方向。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沿着自己的老路继续往前走，他会遗憾地发现，那是一条通往衰老的道路；而沿着妻子和儿女的路往前走，他则能留住青春。
和邓文迪一样，默多克的几个孩子显然都属于富有的开明人士。尽管默多克依然讨厌这种“定位”，他也尽量让自己的谈吐不要像这类人士，但在世人（尤其是开明派人士）看来，如今默多克的定位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默多克对此也有所察觉，他对自己的这种新形象既带有几分抵触心理，又怀着几分好奇。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和我描述起了儿子詹姆斯保守派的忠诚。但实际上，詹姆斯也是一个和“环保主义者”相似的开明派人士。在英国，这对父子就遇到了志趣不同的情况。默多克一直很欣赏戈登·布朗，但是在他看来，这位政治领袖显得有些保守，尤其是戈登·布朗那种不善矫揉造作、不喜欢过多承诺的说话风格。相反，詹姆斯则对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现任英国首相）很着迷，这位风度翩翩的保守党领袖原来是一位从事公关业的人士。默多克之前就了解戴维·卡梅伦，因为儿子喜欢，默多克也只好接受他。
在我这本书快要完成前，邓文迪建议我采访一下托尼·布莱尔。
能安排托尼·布莱尔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显然是因为两家人之间的深情厚谊（马修·弗洛伊德曾长期担任托尼·布莱尔的公关顾问），采访的地点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约翰·史密斯故居，现在这一故居已经改建成了几间小型会议室。布莱尔接受这一采访是为了满足默多克家族的要求，也是为默多克树立更好的媒体形象，布莱尔对这样的请求欣然应允。布莱尔和默多克已经成了称兄道弟的至交，这不仅是因为两人曾共同闯过政治斗争的枪林弹雨，也因为两人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默契和亲密感。我和布莱尔谈起默多克家族对普鲁登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不择言而感到惊愕，可布莱尔对于这一情况似乎早有所闻（普鲁登斯告诉他的），布莱尔想要帮默多克家族挽救形象，听罢我的话后他就大笑着对我说：“她已经把对你说过的话都告诉我了。”
布莱尔和默多克家族最初的交往是一种利益关系（布莱尔有所求，而默多克则喜欢玩弄政治），最后两家的关系已经上升为了一种世界观的认同。
有意思的是，布莱尔看待默多克的方式同默多克的孩子看待父亲的方式相近，他认为默多克是一个代沟的产物：“对于他这一代人而言，他在一些时候打破了传统的右翼思维方式，除了命中注定要大富大贵之外，他并不是一个羡慕地位和财富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布莱尔和默多克两人惺惺相惜，很多讨厌布莱尔的人也同样讨厌默多克。在两人相识13年的过程中，这位右翼的报社老板和工党新锐之间的感情从最初彼此利用升华为牢不可破的友情。两人最初都怀着一颗谦让的心，也给各自的人生观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最初两人在交往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顾忌邓文迪的感受。布莱尔很欣赏邓文迪，因此也愿意和她这位不容易相处的丈夫成为朋友。默多克知道邓文迪也欣赏布莱尔，因此他也要努力和布莱尔相处好。当我问起布莱尔是否有可能去新闻集团工作时，他马上就脸红了。
在纽约州民主党初选投票时，我觉得自己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之间难以抉择，我就对默多克说：“鲁珀特，我真不知道该投票给谁了，我把我那票给你，你替我决定吧！”
他沉思片刻，缓缓点头对我说：“投票给奥巴马吧，他能让报社多卖些报纸。”
尽管邓文迪出席了在洛杉矶举办的奥巴马筹款晚会，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女婿马修·弗洛伊德也在诺丁山帮着奥巴马筹款，但让默多克自己主动向政治家抛橄榄枝还是破天荒的事。他一向喜欢政治家主动向他献殷勤。20世纪90年代默多克对布莱尔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不过这也是发生在布莱尔主动到澳大利亚拜访他之后。
相反，奥巴马多次让默多克感觉受到了冷遇。每次默多克抛出橄榄枝，奥巴马都没有去接（有一次，金斯伯格知道卡罗琳·肯尼迪要和奥巴马乘一辆车，竟然央求卡罗琳·肯尼迪将《纽约邮报》对奥巴马的支持转告奥巴马）。
直到2008年夏天，奥巴马的立场才发生了转变，他安排了和默多克的一次秘密会面。两人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促膝而坐。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对默多克非常恭敬，对默多克的人生传奇也很感兴趣。奥巴马开始对默多克发问：你和父亲的关系怎样？你是怎样从《阿德莱德新闻报》的职位一直做到了全球媒体巨鳄的位置？
默多克对奥巴马这种政治家的看法也很简单，他早在来酒店之前就已经想通了。他或许是这个世界上认识政治家最多的人了，他和自哈里·杜鲁门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都会过面，他也因此概括出了这样一条法则：没有哪个政治家有时间在选民面前含蓄低调地表演，要显示自己的领导力就要抓住上台后前半年的时间。
默多克回答完奥巴马的提问后，就和同他一起来的特别顾问罗杰·艾尔斯交换了位置，这样艾尔斯就和奥巴马坐在了一起。
奥巴马和艾尔斯聊了起来，奥巴马说如果福克斯要继续攻击他和他的太太，把他们刻画成比恐怖分子好不到哪儿去的邪恶移民，那他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同艾尔斯说话了。
艾尔斯波澜不惊地说，如果不是奥巴马拒绝来福克斯参加节目，事态就不会搞得这么僵了。
双方之间的休战协定就这样达成了，尽管这一协定是否具备重要历史意义当时还看不出来。
默多克支持奥巴马其实另有深意。彼得·彻宁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实拥趸。默多克表达了对奥巴马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否定彻宁。默多克走的这一招棋既有善意的成分，也有恶意的成分。默多克和彻宁之间的隔阂并非一星半点，他的这一招是权力斗争的一步好棋，给新闻集团的总裁下了绊脚石。
接下来，我们也不得不谈到福克斯新闻网。默多克现在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福克斯新闻网上。在他看来，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些内容粗俗，他和福克斯结缘就像是老天开的一个玩笑。在默多克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粗鲁的俗人，他对此并不在意。然而，那些对默多克旗下最重要新闻机构持这一看法的人从没有近距离地审视过默多克。
默多克要选择的是，到底是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邓文迪，还是花在福克斯上。
默多克的这种矛盾心态难以掩饰。当我问起默多克他的感受时，他说话就变得结结巴巴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福克斯知名主持人比尔·奥赖利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比尔·奥赖利的话，默多克可能就会放弃福克斯。毕竟，钱只是钱，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在商场获胜，默多克大多数时候想的还是尽量减少投资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