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怀特于1997年去世，他生前没有选择新闻集团的退休养老金计划，而是选择了现金薪酬的方式。怀特过世后，默多克出手资助了他的遗孀维拉苏卡和女儿派托奈娜·怀特。派托奈娜·怀特后来也成为《旁观者》杂志和《星期日电讯报》的专栏记者（派托奈娜·怀特后来成为一起性丑闻中的女主角。她和当时的保守党议员、后来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有染，这也成了《世界新闻报》的重点报道对象。生性风流的鲍里斯·约翰逊2004年因为丑闻把《旁观者》杂志和政府高层都卷入了旋涡之中）。
和伍德罗·怀特的遗孀维拉苏卡谈论具体安家费金额的是默多克的另一位重要谋士欧文·斯特泽。欧文·斯特泽后来发现伍德罗·怀特日记中狠狠地挖苦了他（欧文·斯特泽家里显然有昂贵的名酒，但想藏又没有藏好）。
欧文·斯特泽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能赚到钱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很吸引默多克。欧文·斯特泽创立并卖掉了一家经济预测公司。默多克之所以会和欧文·斯特泽认识，是因为向默多克介绍纽约州政府内部情况的玛丽安·斯坦兹当年正和欧文·斯特泽在约会。欧文·斯特泽想要带玛丽安·斯坦兹出去庆祝她35岁的生日，但是玛丽安·斯坦兹说默多克已经提前邀请她了。欧文·斯特泽于是给默多克打电话，建议两位男士一起请玛丽安·斯坦兹吃饭，默多克干脆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欧文·斯特泽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专长和政府经济管制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商业顾问，他的观点自然和默多克很契合，那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欧文·斯特泽知道很多传言，也是个健谈的人。默多克当年刚刚买下《纽约邮报》和《纽约杂志》，在纽约还没有找到太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和欧文·斯特泽走得很近。在20世纪70年代，要想在曼哈顿找到可以一起谈话的人也并非易事：两个人都信奉自由市场、都反对政府干预、都崇尚经济自由发展。默多克喜欢那些善于表达而且他们的观点他能接受的人，因为他可以把他们的观点移植成为自己的观点。
欧文·斯特泽是一个亲英派人士，而且也正是默多克喜欢的那种亲英派人士。斯特泽喜欢英国所有的东西，但就是不喜欢英国人。斯特泽是个美国人，但默多克更喜欢斯特泽身上具有的英国人特有的那种清高。当斯特泽和玛丽安·斯坦兹结婚时，默多克出资为他们在英国举行了一场婚礼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默多克把斯特泽介绍给了议员伍德罗·怀特，默多克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会谈得来。
实际上，斯特泽觉得怀特是一个古怪乖戾的英国佬，更别提伍德罗·怀特的反犹太人情结了，他最后把伍德罗·怀特定性为“一个爱撒谎的畜生”，认为怀特的妻子是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伍德罗·怀特也还以颜色，嘲讽斯特泽刚的新婚妻子。
这样一来，默多克的身边就有了斯特泽和怀特两个宠臣，而且这两个人还互相竞争。默多克每天都会和他们通电话，这两人不光是专栏记者（斯特泽也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拥有专栏），也是默多克的耳目。
斯特泽和斯坦兹在艾斯潘市拥有一处房产(克劳蒂安·朗吉特曾经租住于此，并杀害了她的情人萨比奇)，默多克和他太太安娜也曾拜访过他们家。斯特泽说，有一天默多克来到他们家，突然说道：“如果我还像从前那样继续白白拿走你的观点，这也太不公平了。”默多克提出向他支付顾问费。斯特泽说：“我想我妻子可能不会允许我这么做，你毕竟是她的朋友。”后来安娜给斯坦兹打电话说：“除非斯特泽接受顾问费，否则我俩就没法在一起吃饭了。”就这样，斯特泽成了一名商业顾问、研究员、演讲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斯特泽和默多克的核心观点都是捍卫自由市场，支持以色列，倡导以美国为主的领导权。通过默多克的帮助，斯特泽把这种复杂的甚至有些扭曲的观点变成了一种信仰，这就是早期的新保守主义。
最后，斯特泽成了默多克的代言人。如果他开口说话，人们就会觉得其实是默多克想要发表某种观点。斯特泽除了给默多克担任发言人并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专栏文章以外，也成了里根政府和其他任何需要默多克表态、发表观点的场合中的“默多克外交部长”。尽管默多克本人和新闻集团的其他人不一定喜欢，但事实上斯特泽成了默多克观点的阐述者。借助默多克的影响力，斯特泽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网，其中还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他的团队，他们会定期拜访斯特泽，以了解默多克的想法。
默多克的政见、观点、日常谈话以及喜欢谁、反对谁，越来越不像是他自己的想法和日益保守的政治观，更像是他身边几个观点保守的怪人强加于他的。
在默多克身边，除了怀特和斯特泽以外，还有其他受宠的怪人。马克斯韦尔·牛顿是默多克任命的《澳大利亚人报》的第一任总编，被默多克解雇后，他来到了纽约，他戒了嗜酒的毛病，用在《纽约邮报》商业专栏撰写文章的方式来赎罪，他的观点也表达了默多克赞同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态度，不过他的这些做法很不像澳大利亚人的作风。此外，默多克身边的怪人还有约翰·波德霍雷茨，他是一个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容易和人发生矛盾的宗教派人士，他的父亲诺曼·波德霍雷茨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波德霍雷茨说服默多克投资创立了《标准周刊》，这份刊物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媒体旗舰。
还有埃里克·布兰戴尔，他是一个瘾君子（他早年在民主派政坛上的从政经历因为吸食海洛因而终结），也是一个社交人物（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肯尼迪家族交好，与亨利·基辛格相识，是《华盛顿邮报》女继承人拉莉·韦摩斯的情人）。作为《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埃里克·布兰戴尔变成了一个反社会福利的急先锋。埃里克·布兰戴尔还牵线搭桥，让默多克和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互相认识（默多克并不喜欢鲁迪·朱利安尼，更何况正是鲁迪·朱利安尼把默多克的朋友兼财务顾问迈克尔·米尔肯推上了法庭），这就使得鲁迪·朱利安尼在竞选纽约市市长的时候得到了《纽约邮报》的支持（埃里克·布兰戴尔1998年死于艾滋病）。
如果默多克喜欢和你说话，如果你能让他专心听你说话，如果你是他最近唯一认真沟通过的人，那么你的观点往往也会被他借鉴，不管你是一个奇怪的、傲慢的、滑稽可笑的或是坦率的家伙，尤其当你确实有观点要表达的时候或者你就是一个马屁精。
接近默多克的开明人士对默多克的政治观有了新的理解，这让他们感觉受到了冲击甚至有些难以接受：他是一个开明派人士。这些人会指出，其实默多克骨子里根本不是一个政治人士，因为他讨厌政客（即便他并不讨厌政客，至少也觉得他们是一些低能工具）。默多克自成一派，根本不会在意旁人。
不过，默多克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使得他身旁的人处于惊恐和不舒服的境地。这也是他惯常运用的政治手腕之一，他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听命于他。
还有一点很关键：要让默多克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是一件让他非常痛苦的事。如果不得不让他谈论自己的话，他会恨得咬牙切齿，说话的时候也会嘟囔不清。让默多克自己亲口来说，他倒是更喜欢用玩弄权术来代替这些。默多克利用权术把他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他同别人沟通的方式。在家里的餐桌旁，权术也是他同孩子们沟通的方式。他同孩子沟通并不会采用太多循循善诱的方式（不过他的几个孩子倒是都成为了观点开明的人士），而是采用表达自己担忧、不同意、好奇和喜爱的方式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这就像一些不善言辞的人用体育运动来展现自己的性格一样。
安娜有自己的政治观，邓文迪也有自己的价值观。
默多克作为一个尽责的丈夫和尽责的儿子，他擅长安抚家中信念坚定而又感到烦躁的女性（不过因为他经常出差，所以安娜也感到很烦躁）。安娜·默多克是一位天主教保守派人士。默多克尽力想保证家庭的安定和谐，他发现如果自己的观点偏于保守，夫妻两人就更容易和睦相处。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同安娜以及亲信来讨论自己是否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天主教徒），因为默多克旗下小报的不敬和亵渎态度让安娜感到恼怒，默多克的保守观点至少能让安娜减少一点焦虑（这对默多克的母亲也一样奏效）。当《先驱太阳报》周日版上刊登了一幅漫画，讽刺教皇保罗二世颁布通谕重申天主教反对控制人口的做法，默多克手下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编艾伦·豪收到了默多克亲笔写的传真。默多克在这份传真中表示，看到报纸对梵蒂冈教廷的批评后他感到十分震惊，对于艾伦·豪决定刊登漫画的做法也感到非常失望。
默多克表现出了自己是王牌大佬的气度，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展现出了说一不二、盛气凌人的气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保守主义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坏的商人。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社会保守派，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反对移民，其他任何你能想到的开明议题他都会反对；他也成了一个财政问题上的保守派，他主张越小的政府越好；他还成了一个好战的保守派，在20世纪80年代，当英国政府和中国就香港地位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全力支持撒切尔夫人，这自然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出于商业战略利益考虑，他开始亲近中国政府之前。默多克还支持电视传媒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争取1988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提名。
如果说在默多克的事业发展过程中什么时候让他因为过于自大而陷入危险的话，要算是在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他在做生意时风卷残云的气势证明了里根–撒切尔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胜利，象征着很多管制的消失，也代表着默多里自己的胜利。实际上，他保守的政治观也伴随着他做生意时的疯狂状态。他做的生意越多，他的观点就显得越保守，他就会变得越大胆、桀骜不驯。自由市场是他的天下，他也在为这个市场制定着规则。
但是，新闻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财务危机和默多克一落千丈的地位也改变了他。默多克明白，20世纪80年代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被迫采取了一种更加谦和的处世态度。要想让自己的每桩生意走出困境，他必须要做到低眉顺眼。新闻集团的财务危机不仅使默多克的生意观有了转变，也让他的政治观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自己没法独立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他对现实的理解更准确了。
同样，默多克也看到了里根主义的命运（主宰美国的成了布什主义），尤其是看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命运（撒切尔夫人最后因为党内“政变”而不光彩地倒台，主导英国的成了约翰·梅杰），更不用提20世纪80年代默多克的同伴了，例如米尔肯就进了联邦监狱。默多克不仅要摆脱自己的财务危机，也要实现思想上的转变。
默多克不喜欢乔治·布什和约翰·梅杰，这两位政治家也不喜欢默多克。而且，他们都不欠默多克什么人情。如果说这两人上台都和默多克造就的影响力有关，他们也并不是由默多克直接推上宝座的。因此，默多克和这两人关系比较疏远。
就这样，默多克开始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大逆转。
尽管默多克的政治观点遭受了挫折，但是他依然在政坛以外掌握着一个可以进行政治斗争的最佳阵地。所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有自己最喜欢插手的公司具体业务，你所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实际上可能在代行首席财务官的职责，或是在代行营销总监的职责，或是在监督公司的具体运营，或是在操作兼并业务。在新闻集团，默多克就像一个政府公关专家（这也是他同新闻集团发言人金斯伯格关系密切的原因，因为政府公关实际上是金斯伯格的工作职责）。
在政府公关方面，默多克是一个奇才。让默多克着迷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政治斗争的原理也非常简单：你在此处施加一些压力，就能在别处得到一些收益；弱者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就会低头；你在背后使坏，我也会反击回去。这种尔虞我诈的心计游戏让默多克感到着迷。共和党著名的民意调查专家和顾问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担任过新闻集团的顾问，也曾陪同默多克访问过华盛顿，他这样评价默多克：“他在华盛顿待了几天，一下子就感觉精力充沛了。他过得很自在，他认识每个大人物，这些人也都想和他面谈。”
我们再一次发现，默多克所关注的并非理念，而是发挥功效，这是多年来默多克在政治圈和政客身上的投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