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证券不是在悬崖边，而是早就坠入崖底。阚治东拖啊拖，还是无法把它拖出崖底，金融大鳄也救不了它，只好弃之而去。在他离开南方证券1个月后，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此后，南方证券股价操纵案进入司法程序。2004年，行政接管组在清理南方证券的自营业务时发现，南方证券在操纵哈药集团和哈飞股份上严重违规。南方证券持有哈药集团股份比例高达60.92%，共5.82亿股。成为哈药集团第一大股东。哈飞股份2004年三季报显示，南方证券共持有流通股1.3351亿股，占39.58%，成为哈飞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事情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南方证券绝命于豪赌“双哈”。
先前南方证券持有哈药，主要是南方证券投行部实行配股包销形成的6800万股，而哈飞持有数不超过500万股，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然而在阚治东掌管南方证券后的2003年，大幅增仓了“双哈”。与此同时，从2002年6月到2003年7月，哈药股价从13元飙升至24元，涨幅达到85%，而哈飞股份则从除权后的14元涨到近25元，涨幅高达80%。
金融大鳄阚治东想豪赌“双哈”，以此来拯救南方证券，他拖着南方证券在“双哈”之道上一路狂奔，结果拖出一条大血沟，身受重伤的南方证券经这一拖，血尽气绝。这次豪赌计划失败了。因为从2002年6月后，股市走熊，成交量急剧萎缩，在这样的大势下，拉高炒作“双哈”，没人跟风，没有对手盘，越炒越高而抛出困难。炒到最后虽然对“双哈”高度控盘，却把自己炒成了“双哈”的第一、第二大股东。大鳄想与大势对着干，着实令人大愕。
在阚治东任职的2003年3～10月，是南方证券豪赌哈飞股份的顶峰时期。公诉人称，南方证券自买自卖操纵哈飞股份比例超过60%的交易量，到2003年10月，南方证券控制哈飞流通股的比例高达85%。上交所监察部200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对内幕人员交易和持股情况的调查结论是：“根据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家属身份证号码，本部门查询登记公司数据仓库后，未发现上述内幕人员买卖和持有哈飞的记录。”不过此报告只讲上市公司高管，没有说是南方证券的高管及其家属。
公诉部门对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份股价提起了公诉。不过有一点股民们不明白，南方证券操纵哈药的资金远高于哈飞，在2003年底哈药股份大幅跳水后，南方证券持有哈药股票的总市值依然高达50多亿，可为什么最终的调查不包括哈药股价的操纵呢？南方证券的一位辩护律师也感困惑地说：“哈飞股份既不是南方证券介入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重仓股，为什么单选哈飞股份起诉，是个疑问。国家花了几百万来调查南方证券案件，看上去搞得很大，但最后只缩小到操纵一只股票，而且不是很大的罪名。”
哈飞案于2005年12月26日审定结案。原南方证券副总裁孙田志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由于孙田志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加上患有重病，暂时不能羁押，所以给予了轻判。南方证券的前党委书记沈沛那时已退休去了美国，虽然下了拘捕令，可没去美国抓他。据熟悉他的人说：“沈沛和家人住在洛杉矶，他已经改了名字。”前南方证券的董事长刘波和总裁郭元先，以及后来去拯救南方证券的阚治东，在2006年3月被深圳警方拘捕。阚治东在法庭上宣称：“我在南方证券任总裁一年多的时间内，日常只能看到持股总数变化情况表，并且相关数据与监管部门后来掌握的情况严重不符。”所以他说自己对炒作哈飞股票不知情。2007年5月8日，阚治东的辩护律师陶武平对外宣布，阚治东本人已收到深圳罗湖区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果然阚治东被撤诉了，后来刘波和郭元先也被撤诉了。除了身患重病的孙田志被轻轻拍了一下外，南方证券的几乎所有高管都全身而退。
面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南方证券的高管们自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股民们感到非常寒心。南方证券的多名高管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高达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0亿元，最后这些资金均落进私人腰包，成为公司的呆账、死账，此外还挪用客户保证金达80亿元。事发后央行提供83.35亿元的再贷款以助南方证券偿付客户保证金，只有10万以下的股民拿回全额保证金，10万以上的客户拿回的只是打折的保证金，然而那些中饱私囊的高管们却个个都能全身而退，真是“跖是而丘非，盗喜而圣悲”。这如何叫人服气？
“高干子弟”中经开
您别不服气，券商也不服气着呢。他们不服气的就是中经开。中经开，那可是中国金融界的“高干子弟”。不过随着“刑不上大夫”时代的结束，中经开也走到了“教坊犹奏离别歌”的末日。“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决定于2002年6月7日起撤销该公司，并停止其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公告。一代枭雄，就此被逐出江湖。
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说，那是财政部的独生子女。当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外汇3000万美元。办这家公司的初衷，是因为财政部农财司的支农周转金委托给银行拨款和回收，可银行催收不积极，丢三落四的，农财司一恼，干脆自己办个公司来催收吧，于是就办了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既然财政部有了这么一家“催租逼债”的公司，所以财政部下面工交司、罚没司、财政司等各个司都把预算外资金的拨款和回收的业务统统拿到这家公司来了，这样业务就不限于农业了，于是把“农业”换成“经济”，更名为中国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中经开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以后就没董事长，只有总经理。而这些总经理都出自财政部。第二任总经理朱扶林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第三任总经理韩国春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中经开“一代枭雄”戴学民，也来自于财政部综合计划司。这种“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豪门公司，除非国务院自个儿办个公司，否则谁敢跟他过招？
中国的信托业大多自出豪门，问题一大堆，最后纷纷倒地。1995年10月，中银信托被接管；1997年1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1998年6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被关闭。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破产……广信宣布破产时，政府再也受不了这些“高干子弟”式的信托公司，开始全面清理信托业。1999年撤销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和中保5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2000年把它们合并成立为银河证券。但那一年中央在清理信托业时保留了三家中央级的信托投资公司，即中经开、中信信托和中煤信托。
清理风暴袭来时，中经开已经情况不妙了。审计署在审计中经开1999年报表时发现，截至1999年年底，其总资产为151.8935亿元，其资产负债损益不实，资产质量不高，有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和违规融通资金等问题。这时中央已有撤销中经开的念头。
中经开在市场上自恃有背景，一向作风强悍，出手凶狠，招招夺命。1995年“327”事件中把万国证券打得负债累累，立马破产。随后又在长虹转配事件中，靠违规获利2500万，不仅利润被证监会没收，还罚款250万。2001年8月银广夏事件中，中经开旗下的中经开物业以及其参股25%的大成基金，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这一事件最终断送了中经开。“银广夏事件的爆发一下子把公司拖入泥潭。”中经开的一位高管道，“我们从1999年开始，年年都赢利，银广夏事件也没让公司2001年亏损，但是市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我们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庄，这种情况下，什么牌照也保不住。”
当然中经开问题还涉及个人，2003年11月11日法庭开审中经开总经理姜继增，检察院起诉姜继增在担任中经开总经理期间，指使交易部经理桑会庆等人，用7.8亿元资金，大量连续买卖东方电子股票，使股价从22元涨到60多元，此后又在2000年2月再次把东方电子股票推高到90元（复权后），从而中经开获利5.5亿，这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熊口之下毙命的券商们
券商倒地固然是因为有违规违法行为的存在，可漫长的熊市也的确使一些券商难以渡过难关。2004年度证券公司经营业绩，114家证券公司年度利润总额为-103.64亿元，扣减资产减值损失后利润总额为-149.83亿元，全年处于亏损状态，而2004年末，114家证券公司净资本仅为453.41亿元。如果按2004年的亏损速度，熊市再维持3年的话，证券公司将整体性破产。
“君不见熊市里，累累白骨无人收。”牛市中券商的钱好赚，熊市中亏起来也快。2000年利润排名前20名的证券公司，有7家在2001年从20强中出局，因为2001年下半后，股市走入下降通道。牛市里钱来得快，用起来也爽。某著名券商由于钱多而突发奇想，到海南花了2亿元购买了一个小岛，企图开发成旅游小岛，谁知这是完全没有“四通”的荒岛，要开发成旅游岛，至少得投资20亿元进行“四通”。实际上不通的是暴发户们的脑子，最后做“岛主”的梦想落空，2亿元打了水漂。
熊市里市场上赚不到钱了，券商就拼命圈钱。一些券商用增资扩股手段来使亏损的比例减小，比如海通证券从10亿元扩至87.34亿元，南方证券从10亿元增至34.58亿元，申银万国从13.2亿元增资到42.16亿元，从资料显示，到2002年11月，也就是说，熊市下跌还不到一年，券商的注册资本金已突破1000亿元，达到创纪录的1040亿元，是2000年牛市时的2.5倍，每年增幅高达50%。如果没有这样的增资扩股，那么券商的那点资产在几年熊市下来，早已“资不抵亏”了。人们不禁要问：券商是赚钱公司，还是玩钱公司？为什么亏损累累的券商还能大肆圈钱？
增资扩股后，一些券商并不珍惜募集来的钱，比如武汉证券，2001年增资扩股，资本金从2.033亿元提升至10.1472亿元，有了钱，武汉证券坐庄中房股份。上海唯亚在入主武汉证券时，把持有的几千万股中房股份以每股20元以上的价格“倒仓”给武汉证券，这也算是一种“资产注入”吧。上海唯亚最多时持有中房股份达到99%，于是武汉证券被迫与上海唯亚共同坐庄中房股份，控盘太高无法出货，只能是自弹自唱，唱到最后弦断人亡。2004年11月，扛了3年多熊市下跌的中房股价终于扛不住了，从20元以上直泻至3元左右，武汉证券为此亏损达3亿元多元。这种例子还很多，鞍山证券因为5.8亿元违规国债回购而走上“断头台”；富友证券因39亿元国债回购灭了“上海首富”“农凯系”；新华证券动用20多亿元接盘国债回购而夭亡；爱建证券用20亿元资金炒港股而陷入困境；华夏证券坐庄太极集团失败；闽发证券坐庄双鹤药业失利。此外出问题的券商还有佳木斯证券、珠海证券等，致使被关闭和被托管的券商高达十几家。
中国的证券市场几乎年年有券商倒闭破产。规模比较小的影响或许小一些，规模大的造成的影响就大了。
2006年1月24日，大鹏证券被深圳中级法院判令破产还债，成为继大连证券、佳木斯证券之后第三家进入破产程序的券商。大鹏证券被证实挪用了高达96.5%的客户保证金，缺口达15.23亿元。截至2005年1月14日被托管时，大鹏证券总资产为32.35亿元，总负债高达60.14亿，所有者权益为-27.78亿。托管托到最后终于也托不住了，只能让其破产。
2006年3月，又有一家大券商倒地毙命，国务院批准了天同证券由齐鲁证券托管，同时对天同证券进行全面清算。“托管”只是破产的托词，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末不肯承认失业，而美??名曰“待岗”。我们看到凡是被托管的券商，都是亏到资不抵债的券商。而每个问题券商，都有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问题。在券商眼里，“保证金”只剩下“金”，什么保证都不需要。
周正毅“农凯帝国”操纵案
在漫长的熊市和严厉监管的双重压力之下，倒地破产的不仅仅是券商这样的“明庄”，还有一些操纵股价的“黑庄”。“黑庄”在人们眼里总和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联系起来，其实在股市里可不是这样，有些“黑庄”可谓名声显赫。
2003年5月26日，上海农凯集团老板周正毅被拘禁。消息没有见诸媒体，而是从小道上迅速传播开来的。几天后，又有一条消息在小道传开来：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刘金宝也出事了，据说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提供了21亿港币的贷款，这笔贷款就是刘金宝发放的。不过直到9月5日，周正毅才被上海公安局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周正毅这个名字对上海人来说如雷贯耳，因为他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1961年生于上海的杨浦区，杨浦区在上海被叫做“下只角”，是穷人比较多的区。周家与杨浦区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家境贫寒。周正毅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仅靠在工厂干活的父亲一人来养活七口之家，半饥半饱的日子可想而知。周正毅17岁就工作了，到一家街道工厂当会计。穷则思变，半年后，不安于稳定职业的他辞掉工作，用半年的工资在杨浦区开了一家小馄饨店。赚了点钱，周正毅成了家。婚后的生活依然很清贫，夫妻俩找门子要改变贫穷的命运，最后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去了香港和日本，靠打工挣钱。1989年，打工归来的周正毅，用打工赚来的钱在上海开了家叫美通的饭店，同时又经营起当时的时髦行业桑拿和卡拉OK。这时的周正毅已不是当年“下只角”出来的“小赤佬”，而是上海滩的“小开”了。五六年之后，他的生意做大了，从“小开”升为“大佬”。
1995年之后，周正毅开始进军投资业。当时正值国企股上市的高峰期，不知周正毅用什么法宝搞到“内部职工股”，在内部职工股上大赚其钱，斩获数亿元利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周正毅夫妇成立了农凯集团，并进军香港股市。他们大量买进长江实业与和记黄浦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在香港救市成功、股市强劲反弹后，周正毅夫妇顺利出局，又获利数亿港元。狂胜两次的周正毅终于从“大佬”升格为“金融大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