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姓方的难道是傻瓜？明明73元能买到，偏要花120元，是傻瓜拿自己的26万元钱开玩笑，还是深圳发展银行设了个圈套？实质上这种“傻瓜”还大有人在。5月8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报》刊登招标竞购没有发行掉的股票后，来投标的人不少，价格最高的三位分别报价148元、136元和120元，最后中标的却是开价120元的方阳辉。这一事件引起了市民和专家的广泛议论，据业内人士估计，当时深发展每股的净资产在60元，利润每年以100%左右的速度增长，或许深圳发展银行此举就是想看看在懂股票的人眼里，自己公司的股票到底值什么价，或许方阳辉的开价正好与公司认为的自身价值相符。
深发展招标卖股之举意义深远，它推动了当时深圳股民对股票内在价值的认识，它告诉人们，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未来，而不是买一个实际的净资产，这次招标也为中国股票以后的溢价发行开辟了道路。招标卖股的“示范作用”更甚于分红派息，它突然之间打开了股民对股票的想象空间，不仅使深发展股价迅速向120元靠拢，而且使原始股的发售终于出现了类似于上海滩的抢购局面。
如果说1989年2月发行的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的股票，还没有形成抢购局面话，那么1989年12月，在蛇口工业区发行500万元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股票时，抢购的局面出现了。12月28日，在安达的总包销商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所在的红岭大厦前，人们排起了长队，自发编号。面对如此热闹的场面，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000元。仅用了半天时间，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大众这份始料不及的对股票的热情，预示着深圳，也可以说中国，股票无人问津的时代真正结束了，同时也预示着热情如火山喷发似的疯狂时期已经到来。
“五马”狂奔
1990年5月，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吴明瑜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对到会的美国证监会主席说，我们做一件事，得理论先行，先要打一场理论仗，我们已找出许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和证券交易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外国朋友听了很吃惊，他不知道马克思说过这方面的话。这场“理论仗”到1991年还没打完。
1990年3月的一天，人们在深圳街头看到写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巨幅广告，那是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野”）为发售1650万元股票而做的。人们对股票的热情在此广告的诱惑下，终于火山喷发了。一夜间成千上万的人带着“聚宝盆”或“阿拉丁神灯”式的想象，高喊着“芝麻开门”，涌向证券公司。凌晨1点证券公司门前就排起了长龙。深圳作为现代化新兴城市，从来没有碰到过买东西连夜排长队的情景，主管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人山人海，不得不紧急出动大批警察来维持混乱的秩序。等待了八九个小时之后，9点钟证券公司开门时，人群潮水般向前涌动，一浪高于一浪，证券公司的玻璃门挤碎了，玻璃柜台也挤碎了。为了不让一夜排队的辛苦被挤碎，排队的人们紧紧相抱，后面的人死死地抱住前面人的腰，内急者不敢离开相抱的队伍，只得用塑料袋将就。
深圳人对原野发行的抢购，被香港媒体报道为“60万人露宿街头”的疯狂场面。这或许有些夸大，但香港《信报》的分析应该令专家们警觉：“刚刚敞开的股票大门吸纳了成千上万梦想发财的中国人，对于投资意识强，投资渠道又少得可怜的中国人来说，股票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而使得股市小路过分拥挤，造成‘盆地效应’。此种状况若不能改善，持续升温的热浪很可能给发育尚不成熟的股市埋下一颗炸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专家们喊了好几年的“股份年”降临了，可到来的方式不幸让《信报》言中，埋下的“炸弹”在1990年爆炸了。虽然政府努力开拓股市，自1989年初万科发行后，到1990年春，又相继发行并上市了金田、安达、原野三家股票，同时建成三家证券公司和四个交易柜台，使深圳的股市已具雏形，但任何努力都跟不上股民呼啸而来的热情，其升温的速度令专家们措手不及。深发展股票1990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后，还是2.8元的股价，到4月底已达11元，涨幅高达292.86%。深发展股价的迅猛飙升犹如点燃吱吱作响的导火索，预示着中国人对股市的热情即将大爆炸。
从1990年初到4月底，除了深发展一路狂飙外，深圳“五朵金花”的其余四朵还没有开放。面值20元的金田，4个月来只从20元升到24元，上涨20%；而面值1元的万科和安达分别从1.1元和1.2元涨到1.3元和1.5元，上涨幅度分别为18.18%和25%；原野刚刚发行，还未上市。可以想象，当“五马”一齐奔腾时，小小的柜台交易是无法应付的。
终于，在原野上市之后，“五马”狂奔的局面来临了。1990年的6月，仅用两个月，深发展上涨118.2%（11元→24元），金田237.5%（24元→81元），万科476.9%（1.3元→7.5元），安达433.3%（1.5元→8元），原野300%（13元→52元）。从各路股价的飙升来看，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毫不夸张。1990年7月23日香港《新晚报》报道：“今年五六月间，深圳股市买卖的热潮骤然高涨。股市多重狂潮的冲击波震荡了深圳的每一个角落，甚至震荡了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等地区。”香港《文汇报》7月26日在报道深圳股市的特写中惊呼：“股价有如脱缰的野马，成倍增长。”香港《新观察》杂志报道：“买卖股票人数的暴增，使规模很小、准备不足的证券公司不胜应付，买卖操作远远跟不上市场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场外交易。”
爆炸声波及全国以至海外，懂股票的来深圳投机，不懂股票的以为深圳炸出了一个金矿，遍地是黄金。各家媒体报道了令人吃惊的现象，内地有全家出动挈妇将雏席卷所有家产入深圳炒股的，有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集起来的钱入深圳的。港澳台一些股市投机家更是闻风而动，携巨款涌入深圳。甚至有报道说，普陀山的僧人在股市爆炸声里，也熬不住闲云野鹤的宁帖，多方筹集了20多万，准备派和尚来深圳大战股市，真是“囊无一钱守，菩萨也无光”。
面对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汹涌而来的炒股者，深圳三家证券公司小小的柜台交易如何承受得住。深圳证券公司才15平方米的交易空间挤满了股民，空气混浊，汗水淋漓，令人窒息。而面对越来越多的抢购者，手里拿着股票犹如抱着一个聚宝盆的股民如何肯脱手，场内的指导价已毫无意义，证券交易柜台形成了“有行无市”的局面，人们纷纷涌出场外，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黑市交易。
疯狂的黑市交易
1990年3月以后，深圳的黑市交易公开化了，不仅仅在交易所门外，凡是公共场所，像办公室、餐厅、车站、公园，甚至人行道旁，随处可见拿着一沓沓的钱或股票的人在堂而皇之地交易。这些人似乎顷刻间彻底铲除了中国人“财不外露”的传统观念，无所顾忌地在公共场合点钱，有的甚至随便得根本不点，只把10元面额（当时还没有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千元一叠的钞票放在手里掂掂分量。“23200。”“200元算了，几个零钱无所谓啦。”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钱。慷慨大度地把几十元上百元说成是零钱，这大概在国内还是头一次听到，那些一夜暴富的股民开始把金钱轻飘飘地看成了数字。
由于黑市交易遍布各个角落，而各黑市交易点在同一时间、同一天，价格并不一样，一些短线炒手瞄准了短平快的差价，公园刮进，餐厅抛掉；车站买进，码头卖出，每天打几个甚至十几个来回。差价天天有，遍地是“黄牛”。一开始用自行车在各个交易点跑差价，继而以摩托车，最后是小汽车。而联手炒作的炒手们最初用公用电话来通报各个点的价格，后来代之以对讲机，最后用上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无绳电话，即“大哥大”。那时用“大哥大”是财富的象征，大约每部两万元左右，话费也十分昂贵。
当时香港《新晚报》经济专版报道：“近两三个月，深圳的股票价格节节上升，形成‘牛市’。上升速度之快，令不少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大跌眼镜。”这种跌眼镜还不是因为场外交易，而只是场内的零星交易。深圳证券公司某负责同志调查后认为，场外的黑市交易价格一般是场内挂牌价的一倍左右，也就是说场内像万科、安达这类股票在五六月份涨幅达400%以上时，场外价上涨了800%。到底有多少资金在场外交易，很难做出估计。有人估计仅一个场外交易点，股票的买卖成交额每天达300万～400万元，远远高于场内交易的100万元左右。深圳银行在5月份对一天储蓄的“非正常转款”进行了分析，当日从银行柜台转走的个人存款多达1100万元，这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钱，可当日证券交易柜台股票的成交额仅为130万。可想而知，这么多个人提走的现金，大部分流入了黑市。
股民的热情一旦爆发，小小的股市无法满足股民们的胃口。深圳五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既使以炒到最高位即6月30日的股票市值计算，大约在20亿，而上市公司的流通股票又只是一小部分，1990年深圳居民的储蓄存款达50个亿，这还不算手持的现金，再加上北京、上海、广州、东莞、惠州以及港澳台源源不断流入的炒作资金。如此庞大的资金在深圳黑市上流动着，不仅白天炒，晚上也炒，24小时毫不间断地炒；不仅深圳人炒，来自各方的三教九流炒，甚至连企事业、机关的员工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炒股行列；不仅下班炒，上班也炒。一时间，深圳成了没日没夜的沸腾之城。
“还上什么班呀？炒股去！再不去炒股，深圳就剩你一个穷人啦！”公职人员已无心上班，彼此“鼓励”着投身黑市。据香港《新观察》杂志报道：“从3月份开始，场外交易已达到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证券公司门前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也阻断了。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股票买卖不分昼夜进行，股价越涨越高，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赶紧采取接二连三的措施进行干预。”
对炒股狂潮始料不及的市政府，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严厉禁止因炒股票而影响正常的工作，但收效甚微。“知股知涨不知理，孰是孰非不关己。”如果政府再不采取强硬措施，那么深圳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将面临彻底瘫痪。
“5·18公告”和涨跌停板制度
深圳黑市的狂热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国家审计署坐不住了，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搞了份《调查报告》，于1990年7月3日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场外非法交易猖獗，情况异常。领导批示，审计署派员南下调查。来人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周建南。不过来得太晚了，已是1990年的12月7日。
地方政府不会傻到等中央来视察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1990年5月17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的公告，第二天即18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著位置，用黑体字全文刊登了这一公告。这就是当时的股民常常提起的“5·18公告”。
公告的核心就是“坚决取缔证券场外非法交易活动”，公告明确指出：“凡证券场外非法交易者，一经查实，由市工商市政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1）警告教育；（2）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前一天收市价，课以50%以下的罚款；（3）没收有价证券。”
公告之后，深圳市政府派出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在主要黑市交易点发出警告：“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证券部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以前已转让的股票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补办过户手续，随即工商干部大量出动，宣传和推行政府公告，最后是公安干警全线出击，如清扫垃圾似的清扫场外黑市交易。
取缔场外黑市仅仅是一个???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如何制止股价的疯狂上涨，于是专家们想到了“涨跌停板制度”。据说这一制度的提出是在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1929年的股灾使美国经济崩溃了，在10月24日“悲惨的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银行家们接二连三地自杀，其中包括当时世界最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歇尔，他从摩根银行的大楼上跳了下来。痛定思痛，“涨跌停板制度”就被提上美国国会的议事日程。以后这一制度成为各国政府应对股市不正常波动的手段。
1990年5月29日，深圳市政府在中国股市第一次推出“涨跌停板制度”，规定在深圳股市上市的公司股票当天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10%。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不知涨跌停板为何物的股民，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慌。人们纷纷从街头收起股票和钱，暂且等待观望。6月18日深圳街头基本有了往日的宁静，场外交易活动平息下来，南海之滨一时征棹停发，偃旗息鼓，深圳又有了白天与黑夜。
可是停板制度并不能遏止场内的交易价每天顶格上涨，几天之后，黑市交易又开始悄然冒头。6月20日，深圳市政府不得不把10%的涨跌幅修改为5%。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26日，市政府再次修改涨跌幅，这次修改的仅仅是涨幅，即每天涨幅不得超过1%，而跌幅不动，依然是5%。这次修改意图非常明显：希望跌，不希望涨。第二天，即6月27日，深圳市政府又推出《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规定实行年终（中）分红派息时，持有股票的个人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需缴纳10%的个人调节税，并规定从7月1日起，卖出股票者按卖出价的6‰交纳印花税。11月20日，深圳市政府发下红头文件，要求党政干部带头抛股票。
在市政府一连串遏制股票狂炒热情的措施下，炒股的热情终于退潮了。1990年12月8日，也就是周建南到达深圳的第二天，一路上涨的股价第一次出现了下跌，深发展领头下调，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跌势，深发展从23元跌至17元，跌幅达30%以上。
第三、炒股大军“北伐”
“你的冷漠我不懂”
当深圳刮起炒股狂潮时，上海沉寂了四年之久的股市依然悄无声息，仿佛深圳股市代表的是热情，而上海股市象征着理性。上海股民的热情远远不如上海的发行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