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启动使银行与券商不仅在经纪业务领域内的合作速度加快，而且在新业务领域内大胆探索合作的步伐也大大加快。除了银证转账、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托管、银证通等业务外，银行和券商还在财务顾问、项目融资，以及网上B2B业务等领域内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这是“银证脱钩”后的第一次大联盟，使银行与券商的关系一下子近乎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程度。同时这一启动令市场人心振奋，虽然银行入市渠道还很狭窄，可在股民们心目中，“银行”的概念要比实际入市资金多少更重要，想象带来的热情奠定了股市在2000年创造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迭创新高的局面。
2000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双双井喷，两市九成个股飘红，26只个股报收涨停，全天成交110.41亿元。其中上证指数以1406.37点收盘，在58亿元成交额的配合下，拉出一根实体大阳线。1月28日，春节休市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稳稳地站住了1500点，沪深两地共有42只个股报收涨停，成交量超过320亿元。
春节过后，受新经济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上扬的影响，以上海梅林、综艺股份为主的网络科技股率先强劲上扬。随即亿安科技创造了沪深股市首只百元股票的“科技股神话”。2月14日，龙年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地在500亿元成交量的猛攻下，400多只个股齐奔涨停，上证指数一举冲过1600点，以1673.94点报收，创下了涨跌停板制度恢复以来最大的日涨幅。2月底和3月份，在国家启动内需，部分原材料涨价的形势下，以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为主的低价国企大盘股掀起“革命”浪潮，领头羊马钢股份从3月初的2.73元，攀升至4月26日的6.37元。2月28日，上证指数以1704.85点再创新高；3月30日，上证指数数度上攻1800点，成功报收1810.98点，深证综指也以565.13点再次刷新收盘纪录。此后资产重组股再度风起云涌，成为大盘迭创新高的又一动力。6月1日，上证指数站上了1900点；7月26日，上证指数稳稳地攻上2000点，报收于2012.31点；8月21日，上证指数攻克2100点，报收2108.69点。年终临近时，市场又开始追捧蓝筹绩优股，股指为之再次被刷新，11月23日，上证指数创2125.72点新高。
一个个概念，一波波上涨，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怒涛卷股价，上涨无涯。乐得股民们，“乘醉听指数，吟赏股价。日日图将好景，归去股市夸。”许多人把2100点和21世纪这种数字上的巧合看成是迎接新世纪的礼物，市场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宏观经济向好、市场资金空前充裕成为人们普通谈论的利好，有些评论家说，2000年年底的蓝筹股革命将是一场观念的变革，这是一场由庄股主导向理性投资的变革，这意味着新世纪是真正蓝筹股的时代。说得股民们“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簾栊”。
然而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人们似乎忘了去想几年前在打击遏止透支盛行时，银证脱钩是当时管理层使出的“撒手锏”。2000年10月15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证监会召开的“贯彻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工作会上表示，目前证监会正与有关部门研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利用银行资源和证券公司的合作问题。11月16日，他又强调指出，证券公司不能超越银证合作的现行规定，银证合作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探讨，合作必须坚持银证分业经营的原则，证券专业服务必须由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高西庆强调在“法律框架”内的声音，当时没有多少人在意，人们更没有在意股市的信誉度问题。在红光、大庆联谊和康赛事件发生后，人们或许也只当做一种例外来看，而没有郑重其事地看待问题的实质。牛市的狂热冲昏了人们的头脑。
2000年的最后一个交易周，正当人们欣喜地准备迎接新世纪时，股市一直潜藏着的危机终于爆发了。12月25日，深市的中科创业第一次跌停，撞在30.23元上。这只股票一度辉煌地站到80元上方，当人们遥看百元大关时，它与别的高科技、网络股一样，进入了漫长的回调盘跌过程，半年下来已被腰斩一半以上，在35元附近构筑了一个平台。在一些技术派看来，这次跌停仿佛是一个空头陷阱，有些看好后市的大胆股民还不顾一切地介入。可谁也不会想到，这只是高台跳水的开始。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交易周，中科创业连续5个跌停，2001年新世纪开盘后再上演5个跌停，股价向10元附近“挺进”，连续10个跌停板，创下中国股市最大跌幅纪录。如果不是停板制度，那一瞬间从30多元跃到10元附近，真可与从金茂大厦飞身而下相媲美。
更令人恐惧的是，与中科创业沾边的其他5家公司，中西药业、岁宝热电、鲁银投资、莱钢股份和胜利股份，与中科创业一起上演连续跌停的高台跳水表演。一些高位庄股纷纷跟风，毫不犹豫地跳楼“自杀”。“中科系”株连市场上同类长庄，如“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等，“明天系”股票明天科技、黄河化工、华资实业等均开始了集体跳水；创造百元神话的亿安科技更是奋不顾身，从50元平台处以6个跌停纵身直下24.54元，距126元时的顶峰累计下跌超过了100元，股价只剩不到一个零头。
2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2000点心理关口。2月8日，三大证券报均在显著位置刊出《中国股市，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文章，企图遏止灾难的迅速扩散，但声音似乎十分微弱，淹没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市场顿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股民们“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直到中科创业出现抢反弹的接盘出现，沪深股市才稍稍企稳。
1月10日和11日，中国证监会接连两天宣布查处亿安科技涉嫌操纵案和中科创业违规操作案，市场为之震动，各路庄家不寒而栗。1月15日，有庄股背景的个股再次集体大跳水，沪深两市大盘因庄家大溃败受到剧烈冲击，股指于当天暴挫超过3%。新春过后，庄股依然跌势不止。一时间人们在惊恐中缓醒过来的目光均盯住造成这次灾难的亿安科技和“中科系列”的股票。
新世纪的中国股市，就是以这种“生存还是死亡”的暴烈“雪崩”拉开的。
“中科系”编织的“杰作”
说起中科创业，老股民都清楚其前身叫“康达尔A”，总股本约为3.9亿股，流通股本为1.1亿股。这是由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深圳宝安县养鸡公司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畜禽饲料及养殖业，似乎“农林牧副渔”均沾点边，属于正宗的“农家子弟”。
康达尔于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上市，上市后表现一般，股价长期在9元附近折腾。1999年5月，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股分别转让给了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沃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分别成为康达尔第二、第三、第五大股东。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康达尔更名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对此次股权转让，当时有权威媒体评价：康达尔正式挥师高科技，并透露这些新股东是在战略伙伴北京中科的全力支持下入主康达尔的，而北京中科的大股东包括了国家科技部高技术发展研究中心（863计划）和国家科技部火炬开发中心等5个中心下属的高科技公司。中科创业总经理欧锡钊当时也表示：更名主要体现了公司股东的变更。新股东是具有国家科技部背景的下属几大科技发展中心投资兴办的科技发展公司。
虽然“农家子弟”不仅洗脚上田，而且脱胎换骨成“知识分子”似乎快了点，可在1999年和2000年，股民们见识过不少“麻雀变凤凰”的奇迹，所以对于康达尔成为中科创业的资产重组并没产生什么怀疑，而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其股价从1998年4月起就开始走牛，显然有消息者已在狂炒，消息出来后，原本已经高企的股价再度一路飙升，到2000年2月21日，创下84元的天价。
在新股东的支持下，北京中科入主康达尔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转让涪陵建陶等4家公司法人股，增持亨特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启动电子商务计划，主业也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资本运作成效显著。据2000年公司中报显示，主营收入净利润比1999年同期增长370.6%。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动作在外人看来绝不会怀疑其真实可靠性。但作为中小散户，有几人真正了解庄家们是如何操盘坐庄的呢？这次“中科系”股票雪崩事件更为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市场经历一次灾难性的动荡，而是让中小股民们看到了庄家们的违规甚至违法操盘，这使得股民们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产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说起“中科系”，得从吕梁这个人说起。此人据说早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有中篇小说《国运》在《收获》杂志发表。看上去像个追求艺术的“文学青年”。90年代初他在深圳，时值深圳股市雄起。“文学青年”顿时对风花雪月的事儿没了兴致，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炒股行列。1996年又开始涉足证券咨询业，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里渐渐有了点名气。
深圳有个颇为有名的个体庄家朱焕良，此人与康达尔公司的管理层很熟，经常到公司串门子，公司的员工们亲切地称他为“朱大户”。1998年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吕梁，希望吕梁能帮助他把手上套得很深的康达尔股票解套。原来朱焕良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吃进了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股，坐庄做到如此高度的控盘，是很难出手的。可他经营的深圳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英特泰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需要钱。朱焕良无力再拉升出货，得找人接盘，找来找去找到了吕梁。吕梁同意帮助朱焕良解套，但要求“朱大户”进行3～5年的长期投资，同时把康达尔从“养鸡大王”改造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企业。
有人愿意接盘，朱焕良自然啥条件都答应。两人签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策划由吕梁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股票，而朱焕良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是5年。天晓得，这种黑道上的活计还正儿八经地签协议，雇个凶手杀人是??是也得签个合同呢？诚如庄子所言：“何适而无有道邪？”
吕梁与朱焕良达成对康达尔股票操作协议后，搞了一份“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吕梁拿着这份项目建议书，首先游说的北京机构有：中煤信托、南方、海通、中兴、北京证券等证券公司。这些机构的证券营业部将一些对计划感兴趣的客户，即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介绍进来，于是这些机构又作为吕梁的“客户”，与吕梁签了约，确定了炒作康达尔的时间、赢利预期等。这样由某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组成的一艘“炒作航母”制造完成了。吕梁将自己组织的这艘航母比喻为类似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事后他也承认这是违法的，那些机构与基金彼此签订的协议“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梁完全清楚这点。可炒作成功后的巨大利润令这些炒家们视法律为儿戏。
“炒作航母”驶向罪恶深处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大户”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股，时间大约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由此吕梁舰队的人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康达尔公司被控制。
完成这一行动共动用资金约7亿多元，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花去资金6.6亿元，后来收购国有股又付了1.75亿元。
由于吕梁出身文化人，有一点“弹唱”的功底，也深知媒体的影响力，所以他化名“K先生”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以配合炒作。1999年3月，他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文中提到“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而吕梁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此后《证券市场》周刊围绕吕梁的话题，连续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在两个月中连发四文，最后自然在文章中公开点了康达尔的名，“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地明确告诉大家，这才是“农业加高科技”的典范。
就在吕梁为康达尔摇旗呐喊时，他也发现了康达尔不值啥钱，收购康达尔实际上是用钱买一堆破烂。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后，吕梁看到这家公司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公司的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了。他顿时意识到自己上了恐怕更精明的“朱大户”的当。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骗来骗去现高手。
可“吕梁舰队”显然不是来经营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康达尔公司是为了炒高股价。既然收购了赝品，那就当做真迹炒高其价。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吕梁舰队”进驻后，即便是1999年7月大盘一派惨绿的情况下，康达尔股价仍顽强地从36元跃至45元，并用4个月时间盘稳在40元上方。1999年，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由此可见，二级市场才是“吕梁舰队”的主战场，至于收购康达尔得不偿失，受了朱焕良的骗，自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市场相信康达尔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公司。
1999年8月，《中国证券报》整版刊登了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作者署名“和讯信息”。据后来记者查证，全部原始材料均由吕梁提供。文章称，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望发展成为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的公司），文章给人们画了一个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的“饼”。
